话说中国之十九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册）
　　林之满
　　萧枫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中国上/林之满，萧枫主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2ISBN 978-7-5451-0067-9版权提供：北京九州文心科技有限公司
　　Ⅰ。话…Ⅱ。①林…  ②萧…Ⅲ①中国—历史—普及读物②文化史—中国—普及读物Ⅳ。K209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7025号辽海出版社（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邮政编码110001）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25字数：6000千字200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责任编辑：徐桂秋定价：280000元（全100册）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编：林之满萧枫
　　副主编：魏茂峰李亚辉竭宝峰
　　编委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莎刘连旺常志强刘俊王蓓
　　刘海生王艳芳周艳云李丽丽刘洋
　　陈时雨吴良克刘一石刘永宋春正
　　崔文君邵军石怡贺小刚樊景良
　　赵明明于洋姚志严鹏王军
　　陈凤李忠陈莹付中天杨坦然
　　单而辉孙德民于武赵明童恩中
　　杨迪穆郝纯胡凯邓俊华夏正言
　　鲁正华罗致平王洪源于斌曹成章
　　黄铸白红艳钟涛韩磊罗晓宇
　　编写说明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
　　《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
　　《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
　　《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2008年2月
　　目录
　　一、古代地理学思想
　　“阴阳变易，生生不息”
　　大地活体、经络、穴位、循环说
　　生气与藏风、得水说
　　“天人合一”
　　二、上古地理
　　石器时代地理知识的萌芽
　　夏、商时期的地理知识
　　周代的地理知识
　　三、部门地理
　　《诗经》中的地理知识
　　《禹贡》
　　《山海经》
　　《管子》
　　《水经注》
　　《蛮书》
　　一、古代地理学思想
　　“阴阳变易，生生不息”
　　大自然的生命在于阴、阳的结合。阴、阳是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它是深层次的关于物质世界结构的最终原理。
　　阴、阳互补，互不分离先秦时代的《老子》一书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考阴阳原义，“阴”为云覆日，“阳”为日出；引申为暗和明，寒和暖，北和南，里和表等一切在一个统一体内对立或相反的事象。故在自然界中，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社会中，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依此类推。
　　阳代表那些与天空、男性、父亲、正面、强壮、坚硬、明亮、建设有关的事物；阴则代表与大地、女性、母亲、反面、虚弱、柔软、黑暗、破坏有关的事物，这阴阳两种彼此对立的力量互相作用而生成五气，五气再转化合成一个统一的物体，即太极。
　　《素问·金匮真言论》举一昼夜的时间为例进行划分，则就更加具体了。“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这种阴中有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阳，阳中有阴的现象，说明天地万物的阴阳，并不是绝对割裂的，而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
　　在古人眼里，阴阳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譬如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阴阳互含，说明阴阳是互相的，阴阳作为事物对立面的关系不是绝对的，阴极阳生，阳尽阴至，在对立中达到平衡，且两者是可以转化的，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就是这个意思。阳代表着积极、进取、刚强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则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一般说来，凡是活动的、外在的、上升的、温热的、亢进的等，统属于阳的范畴；凡是沉静的、内在的、下降的、寒冷的、衰减的等，统属于阴的范畴。
　　阴阳范畴
　　阳天光热干刚南上左圆男太阳奇主动阴地暗冷湿柔北下右方女月亮偶被动《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世间万物的变化虽然多得不可胜数，然而它的要领却只一个，就是阴阳互补的宇宙规律。
　　由于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渗透，因此它们彼此之间互相依赖，互为消长。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从而构成客观世界的动态平衡。
　　阴阳相交，生生不息《黄帝内经》说：“阴、阳交而不离乎中”、“天地感而万物生化”。万物由阴、阳结合而生成。阴阳是生命的本源，是“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里“神明”不是鬼神而是精神。《黄帝内经》的《素问》进一步解释说：天地之间因为有阴、阳，有生气和活力，所以空中的大气才会呼呼流动以成风，草木才能欣欣向荣而生长。天地间有风、寒、热、湿、燥这些无形的元气，有金、木、水、火、土这些有形的物质。“气”和“形”相交，就生化成色彩缤纷、丰富多彩的万事万物了。总之，“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地合气，……万物并至。”从那一望无际的太空，到运转不息的日月、星辰；从寒来暑往、周而复始的季节变化到生生不息的动物、植物，其生命的源泉都是阴、阳的“幽显既位”。
　　基于对地理环境的这一总体认识，清代《地理求真》一书总结说：“盖太极判而分两仪，宇宙间事事物物无一不在阴、阳之中，斯无一不在生气中也。浮而上者阳之清，天气之所轻灵也。降而下者阴之浊，地气之所重质也。向使天地二气不能相交，则阴阳无媾合之情，万物则不能生育。语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也。……阴、阳配合，气机由此胎息而谓与。”
　　阴阳相推、刚柔相摩、动静相继即宇宙生生不息的变易。这种观念，孔子、老庄已倡其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万物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它为道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唯变所适，形成日新月异的变化。即“日中则昃，日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真是“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
　　最能体现《易经》“生生之谓易”的即“生动”和“生气”两个观念也是地理学的思想。“生动”是地理环境景观的外部形象。“生气”也即气韵，是自然与社会环境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
　　“生动”一词又可分开来解释，“生”即生长，“动”即运动，生长不能脱离运动，有运动才有生长，它必须具有如大自然那样生生不息的运动感，纵横挥洒或流动飘逸的机无滞碍的流动感，或如“曹衣出水、吴带当风”，或如“流电激空，惊飙戾天”。
　　均衡、对称、和谐虽然物体都是由阴阳结合生成，但他们的成分与结构不同，所处的位置与层次也不同。阴、阳结合则为太极。它是生命的种子。《易经》里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互补依存，具有均衡、和谐、对称、协调的机制。“《易》以天地为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其意思是：《易》客观而严密地反映了天地构成和运动变化的道理。人们懂得了这个道理，且借它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探知其中或幽或明的奥秘，追溯事物的起始，跟踪其发展的轨迹，直至终了。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思想，就是以此为源发展起来的。因此，阴阳变异、生生不息是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的特点之一。
　　大地活体、经络、穴位、循环说
　　渊源于西方的地学观念认为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是没有生命的无机界，只有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才是有生命的有机界。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风水地理思想与此不同。不仅认为人和生物有生命，而且认为天、地、生、人各大系统之间组成一个整体性的大自然也是有循环、轮回、有新陈代谢的系统。同时，把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例如，一套住宅、一个村庄、一个城市或都城，甚至整个大地，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活体。在这独特的地理思想之下，大自然的生命在于阴、阳的结合。阴、阳是宇宙间最基本的两种力量。它是深层次的关于物质世界结构的最终原理。《黄帝内经》说：“阴、阳交而不离乎中”、“天地感而万物生化”。这个“万物”包含了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它们组成一个活体。
　　中国古代的地理观念认为：这个活体“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宋代蔡元定的《发微论》则把构成大地的四种主要元素直接与人体类比，说：“水则人身之血，故为太柔；火则人身之气，故为太刚；土则人身之肉，故为少柔；石则人身之骨，故为少刚。合水火土石而为地；犹合精气骨肉而为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无二理也。”唐代章贡、卜应天的《雪心赋》说：“体赋于人者，有百骸九窍。形著于地者，有万水千山。自本自根，或隐或显。胎息孕育，神变之无穷。”
　　其次，古代地理思想中的“大地有机”自然观，还表达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汉代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数”，认为：“人有360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366，副日数也；大节12分，副月数也；内有5脏，副五行数也；外有4肢，副四时（季）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他又说：“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因此，“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道之大源出于天。”这样，“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中国古人就这样从自身去推测宇宙。《周易》，中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说法，也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
　　大地经络学说，产生于远古，其后不断与中医经络学说互相渗透、彼此促进。
　　1.生气沿经络而运行
　　中国古代认为：大地是一个有新陈代谢与循环活动的活体。大地内部的各部分之间是通过类似人体内的经络互相贯通的。郭璞《葬书》中说：“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其行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有止。’”大地内部有生气，生气是阴阳结合之果小。“生气发而生万物。”生气聚集流出地表的出口就是穴位。“生气”是沿大地的经络而运行的。
　　在天地人体之中，经络主运血气。
　　《灵枢·脉度》说：“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为日月之行不休。故阴脉营其脏，阳脉营其腑。如环之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这里还把气血运行与自然界的水流和日月的运行现象联系起来，从而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论点。当时把“血气”视为生命的主要特征。《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因此，大地血脉是否流通，是该地是否有生气的具体表现。地表水和地下水是天地的津液。《黄帝内经》认为“气”这个真灵，不仅弥漫于空间，也存在于地下。它们通过大地经络把大地山河联系成像人一样的整体。“土精为石。石气之核也。气之生石，犹人筋络而生爪牙也。”生气沿着山脉走向流动，遇到丘陵、山冈，生气就会高起；到了凹地之内，生气就会下降。这正是《易传》中所说的“山泽通气”。
　　2.生气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
　　“经络者，所以决死生、起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大地经络中的生气流动“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它“常营无已，周而复始。”生气在地下，其活动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经脉者十二，以应十二月。十二月者，分为四时。四时者，春、秋、冬、夏，气各异。”“盈天地皆气也，而行乎山、适乎水，有升降变化之机”（《黄帝内经》）这是和季节、日月相应的。
　　穴位是大地的“元窍”。《地理辩证疏》中说：“夫地，静物也；水，动物也。水之所止，即是地脉所钟。一动一静之间，阴阳交媾，雌雄牝牡化育万物之源，所谓元窍相通也。”穴位是大地的生气通过龙脉（经络）出露于地表的孔道和藏蓄生气的地方。它是大地生气通过经络通达于地表的特殊部位。穴位是大地阴阳交媾与胎息的地方。“胎息孕育，神变无穷；生旺休囚，机运行而不息。”“万里之山，各起祖宗，而见父母。胎息孕育，而后成形。是以认形取穴，明其父之所生，母之所养。天门必开，山水其来。地户必闭，山水其回。”“穴居其中，不居其旁。”
　　3.人体穴位多源于大地穴位
　　据《黄帝灵枢经》和《针灸大成》上的穴位，可以看出，人体穴位的名称，多来自山川、丘陵、河谷的名称。如：海（照海、小海）、河（四渎）、溪（太溪、后溪）、沟（支沟）、地（地仓）、井（天井）、泉（涌泉、阳陵泉、阴陵泉）、池（阳池、曲池）、泽（尺泽、少泽），渊（太渊）、渚（中渚）、山（承山、昆仑），丘（商丘、丘墟），陵（大陵、下陵），谷（合谷、然谷）等。
　　4.天地阴阳与循环
　　《庄子》认为字宙之中，形之最大者为天地，气之最大者为阴阳。“大明之上”是“至阳之原”，“窈冥之门”是“至阴之原”。“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而有万物。人亦“受气于阴阳”，“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正由于此，人体内部作为一个小宇宙，也有阴阳二气，为人应该“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她和大自然一样，阴阳变易，生生不息。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是因为其周有“生气”。
　　对大自然间的循环，中国古代早就有观察和记录。屈原（前340年～前278）在《天问》中提出了“九州安错，川谷何湾？东流不溢，孰知其故？”意为：川谷幽深，众河川日夜东流，为什么海水不会满溢出来？先秦时《管子》一书提出：“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的循环思想。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进一步提出：“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表明当时已有水气循环的思想。晋郭璞（276～324）在《葬书》中说：“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
　　什么是“气”？《黄帝内经》中说：气是“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郭璞《葬经》认为气是阴、阳的结合体，成为风。升为云、降为雨，到了地中就成为“生气”。它最初是流动的，毫无硬度，无间断，无终止。“气”是人们想象中最稀薄的物体，是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是一种微粒流，它或轻或重，或清或浊。轻浮为阳，重浊为阴。“气”又酷似物理学中的磁场。“生气”由阴、阳交感生成，是使万物形成生命的活跃因素。它是一种生命“场”，在机体内起到能量和力量的作用。由于这生气场的存在，地球表层所发生的变化，是会相互感应的。当着铜山西崩之时，灵钟在遥远的东方也能感应。这在当今地震研究中已得到证实。地球表层也像人体一样有经络和穴位的存在。在郭璞的地理观念中，阴、阳、风、雨循环变化都受生气场的控制，它们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
　　此后，明代状元杨慎（1488～1568）也进一步解释了水气循环的原理。他说：
　　“余谓，水由气而生，亦由气而减，今以气嘘物则得水，又以气吹水则干，由一滴可知其大也。……又庄子云：日之过河也有损焉。风之过河也有损焉。风日皆能损水，但甚微而人不觉，若暴衣于日中，标湿于风际，则立可验此，随时而消息也。”（明·杨慎：《总纂升庵全集》，卷217，第8册，郑宝琛辑本）他明确地指出水的蒸发作用，是东流不溢的原因，解决了水、气循环的问题。
　　在明末清初，出现了《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它附于《诸葛武侯白猿经风雨占图说》一书。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一书研究，此图“对太阳辐射在空气对流中的作用，作了形象化的生动表示。它说明了风、云、雷、电、雨等的形成原理和过程。”“说明水汽上升，成云致雨，流湿地面及渗入地下的水分循环情况。”明代朱谋堙1615年在《水经注笺序》中说：“夫水在天地间，犹乎世之货财也，发源名山，流成江河，趋为四海，蕴为云气，还雨天下，以浸润万物”，他说明了水气循环的过程。
　　由于有了循环，更产生了“和谐”。“和谐”就是指的多样统广和有序运动。我国的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他认为物质世界之美，根本不需要人去加工、去刻意雕凿，去“言”、“议”、“说”，万物本身就有一种自然之美。比如百花齐放、彩蝶纷飞无疑是美的，但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花朵及蝶翅的形成有严格的造型规律：其图案线条的对称非常和谐，色彩浓淡的转换配置非常柔和，它们几何学意义上的造型的精确性常令数学家惊叹不已。其他如冰雪的结晶、彩虹的曲率、树叶的叶脉、蜂巢的六边形结构以至人体的四肢，都具有精确的几何造型的规律。近代物理学家发现天体的运行和原子的构造以至许多数学物理公式都是非常和谐有序而又简洁匀称的，难怪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说：“数学是这个世界之美的原型。”所有这些形式规律都不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来的，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造化，但它们很美。因此，《易经》的易变和不易、简易的统一，即“循环”与“和谐”既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美的规律。
　　对于中国古代的这一由阴、阳结合而构成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英国李约瑟博士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总结说：
　　“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的思想包含着宇宙间两种基本原理或力量，即阴和阳……大多数欧洲观察家都指责它是纯粹的迷信，阻碍了中国人真正科学思维的兴起。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家，也倾向于同样的意见。但是……我考察的是，事实上古代和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是否仅只是迷信或者简单地只是一种‘原始思想’，还是其中也许包含有产生了那种文明的某些特征性的东西，并对其他文明起过促进作用。”
　　李约瑟博士所提出的疑问与思考，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事实上，李约瑟博士对中国古代的这一天、地、生、人系统的整体有机观曾予高度评价，他说：“在希腊和印度发展机械和原子论的时候，中国则发展了有机的宇宙哲学。”
　　东、西方地理科学思想的这一基本差异为世界上不少学者所共识。19世纪英国的伊特尔比较了东、西方的科学思想之后认为，中国的传统科学思想是“一种精神生命的金带，运动于所有存在的物体之中，并把它们联结为一体。”
　　西方的自然科学是以拆零为技巧、微观分析的定量研究，这种研究必须把宇宙分割成互不相关的各种科学领域，它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由于肢解了宇宙的整体性而在一些方面显出不足。现代的自然科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F·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中说：“东方哲学的有机的、生态的世界观无疑是它们最近在西方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们西方的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机械的局部的世界观。越来越多的人把这看成是我们社会广为扩散的不满的根本原因。有许多人转向东方式的解放道路……而向《易经》求教。”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量子力学的奠基人玻尔则发现物质的原子结构和太极八卦非常相似，从而对《易经》表示赞赏。所以《易经》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为了获得解释《易经》的科学基础，我们还必须向西方人学习条分理析的精确的自然科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宇宙和人类本是一个整体，它是不可分割的。
　　中华文化的伟大，也在于她科学思想的广博、深厚与细密。她作为东方科学文化体系，与渊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并演变到今天欧美的西方科学文化体系，长期交光互影、互相渗透而又各自独立发展，并不逊色。只是近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才在科学上比西方落后了。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科学？英国李约瑟博士说：“至于远东文明，特别是其中最古老而又最重要的中国文明对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的贡献，直到今天仍然被云雾所遮蔽，而没有被人们所认识。”然而，中国古代从天文、历法、物理、化学、数学、地理、生物、建筑、陶瓷、冶金、医学、农学一直到“四大发明”的伟大成就，都硕果累累，灿如繁星。这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近几年来，前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大力提倡“建立现代地理科学系统”，号召要研究“天、地、生、人的相互关系”，提出“地理科学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些精辟的见解，揭示了现代地理科学应走把握整体，从细致分科到在更高层次上向综合化回归的研究道路。这是当前地理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更高阶段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传统。
　　生气与藏风、得水说
　　中国古代的地理观认为，茫茫宇宙是运动变化、至大无极、至微无穷、奥妙无比的活体。“气”是贯穿这个活体始终的东西。它席卷天下、包举宇内而囊括四海。郭璞《葬经》说：“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又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所以，“气”是贯穿风水始终的核心思考。《青囊海角经》说：“宇宙有大关会，气运为主。山川有真性情，气势为先。地运有推移，天气从之。天应有转徙，而地气应之。天气动于上，而人为应之，人为动于下而天气从之。”
　　自晋代郭璞《葬经》之后，“气”的理论便成为风水的中心问题，一切具体的古代地理活动都必须以得气为主而展开。所谓“乘气”、“聚气”、“顺气”、“界气”……“凡着地……总以气为主”。它要求人的小宇宙之气必须同周围环境的大宇宙之气相协调、相统一，秉乘天地之气而大有作为，这是中国地理观的最基本的要点。因而，古代地理特别忌讳“死气”、“煞气”、“泄气”、“漏气”，认为这会带来恶运，放跑财源，乃至导致疾病。
　　大地的生气，也就是人体的精气。有了精气才会有生命。有生命然后才有人类的思想和智慧。人类的精神活动由生气派生出来。因时间、地点、环境的不同，又有种种差别，如有“生气”、“煞气”等。《黄帝宅经》说“故福德之方，勤依天道天德月德，生气到其位，即修令清洁阔厚，即一家获安。”相反，“凡修筑建造，土气所冲之方，即有灾殃。”
　　基于对地理环境的这一总体认识，清代晏联逵《地理求真》一书总结说：“盖太极判而分两仪，宇宙间事事物物无一不在阴、阳之中，斯无一不在生气中也。浮而上者阳之清，天气之所轻灵也。降而下者阴之浊，地气之所重质也。向使天地二气不能相交，则阴阳无媾合之情，万物则不能生育。语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也。……阴、阳配合，气机由此胎息而谓与。”唐代章贡等《雪心赋》（清康熙刊本）开篇说：
　　“盖闻天开地辟，山峙川流。二气妙运于其间，一理并行而不悖。气当观其融结，理必达于精微。由智士之讲求，岂愚夫之臆度。体赋于人者，有百骸九窍，形著于地者，有万水千山。自本自根，或隐或显，胎息孕育，神变无穷。生旺休囚，机运行而不息。地灵人杰，气化形生。孰云微妙而难明？谁谓茫昧而不信。”
　　大地的生命源于阴、阳二气的互补作用。
　　虽然物体都是由阴、阳结合生成，但他们的成分与结构不同，所处的位置与层次也不同。老子把“道、天、地、人”视为“域中四大”系统。其关系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指宇宙万物的内在机理；“天”是指日、月、星辰的天体以及大气与天空；“地”是地理环境；“人”是人类及其社会；“自然”是自然规律。其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要适应地理环境，人虽然是地理环境的一部分，同时人又独立于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有其本身发生演变的过程与规律，它又受天体运行的支配。天、地、生、人都有其内在的机理，最终都要服从于运动不息的自然规律。他们“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在各自的层次中，不同的轨迹上周而复始地永恒运动着。
　　对大自然间的循环，中国古代早就有观察和记录。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九州安错，川谷何湾？东流不溢，孰知其故？”意为：川谷幽深，众河川日夜东流，为什么海水不会满溢出来？先秦时《管子》一书提出：“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的循环思想。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中进一步提出：“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表明当时已有水气循环的思想。晋郭璞（276—324）在《葬书》中说；“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气行乎地中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
　　气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气“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它“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它“不依形而立，不持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万物一气，气随万物而见其形。气可以是神气，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气于体内则需吐故纳新，炼而聚之。人的寿夭、善恶、贫富、贵贱、尊卑都与气相联系。古代地理思想还认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著而神，神著而形。”气能“升降磨荡、聚散屈伸。”
　　古代地理思想认为，人的生命是生气的聚集，人的智慧、精神是精气的聚集。所以要通过自我修养和改善聚气的环境来采天地之精气，并以此来达到自我完善和个人成长。人通过采天地的精气和自我修养以达到健康、长寿。古人以具伟大人格的先贤为例，说：
　　“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
　　“大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
　　地理中的生气思想，广泛流传于社会各领域，也曾被苏辙用于人才与文学的评论。
　　如何才能采气？如何才能养气？苏辙以自己成长的体验来说明。他说：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与游者，不过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川可以登览以自广。”
　　这是地理原则中“大山大河则应其大，小川小河则应其小”的法则。囿于见闻，纵虽勤劳刻苦也难成大器。19岁的苏辙“恐遂汩没”：
　　“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辨，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文章聚乎此也。”
　　苏辙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出发，体验到“尽天下之大观”、“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才能尽采天下精灵之气，完成青年人成长的自身修养。中国古代地理观念认为“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需气以生者也。”气的大小，气的清浊和品质会滋养、熏陶人的生命、灵气、精神与思想品格，也与人的聪明智慧有关，即“地灵人杰”。所以，古人将采补生气、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作为人生自我修养的主要途径。地理思想认为：“人本五气之融结，骨肉是五气之清浊，魂魄是五气之变化，生死是五气之运动”。“五气”就是古代人们认为的构成宇宙的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人体是个活体，他和四季之气也有关联。春气通肝，夏气通心，秋气通肺，冬气通肾。春夏养阳气；秋冬养阴气。天地、环境、四季的气，又会感染人。“故福德之方，勤依天道、天德、月德，生气到其位，即修令清洁阔厚，即一家获安，荣华富贵。”“修筑建造，土气所冲之方，即有灾殃。宜禳之。”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民族的时尚文风潮流也由“气”而成风格。范仲淹说：“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三代，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唯圣人质文相救，故变而无穷。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则有来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而君子忧！”另有学者论及文风也说：“某闻仁义之涂，诗书之府，有气也。泠然而清、炜然有光，璀璨而徜洋。中之者能使其言炳然而成章。”
　　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认为，天、地、人之间由“气”相感而连贯。“气不自成，必依脉而立；脉不自为，必因气而成。”“气乘风则散，遇水界止。”因此，古人要努力去找寻、构建、培育“藏风得水”的聚气的地理环境与场所。
　　“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的地理思想，蒙发的时代久远，从考古发掘的证据“天人合一”，即地下、天上共同的青龙白虎已经有6400多年了。其构思独特，内容博大。“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地合谐”等是其核心理论之一。
　　中国古代天才的地理思想是偏长于对大地整体作一有机的直透内部、心物共鸣的体察。“法天象地”、“天垂象，圣人则之”是这种体察的领悟与思考。地理思维的交点，在于天、地、人三者，即“三才”间共同一贯的联系与道理。这种宇宙人生的心性探密可称之为“天人合一”说。它大概有以下内容。
　　人的心性与天地感应相通
　　天、地、人是“三才”，为一有机整体。《吕氏春秋·情欲》说“人与天地同”。人能参天地、效法天地。天运有转旋而地气应之，地运有推移而天气从之，天气动于上而人的心性行止应之。因此，有天理则有地理，推天道以明人事，即“天人一理”。《史记·乐书》也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又说：“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博大象地，始终象四时，周旋象风雨。”“夫歌者，直已而陈德，动已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这是天人相通，如影之随形。这表现出“天人一理”，“循天理诚为地理之根。”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的心性与天原为一理一体。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认为天道与人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密切的联系，有许多地方是相类相通的。人的秉性，来自天赋。
　　上应天星
　　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认为，天上的星变会引起地下人类生活环境的变动和人类心理、生理的变动。天上的星座，对应地下的州域。如，《青囊经》说：“天上有五星，地下有五行。天分星宿，地列山川；地行于地，形丽于天。天有象，地有形。”人类社会的思维、心性与结构，源于自然。《周易》说：“易以天地为准。”并于地理观念中进一步发挥，认为地表的山川、州域与天上不同区位的星体相对应。例如天上东有苍龙在九天，谓之苍天；其下有东岳。天上北有玄武为玄天，其下有北岳。天上南有朱雀为炎天，地下有南岳。天上西有白虎为昊天，其下有西岳。天上中有北极为均天，地下即为中岳。天上有天河天汉，地下即有长江、黄河。天上有四垣九野，地下即有垣局以造王城，有分土以域九州。古代将天空星座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称作五宫。中央是中宫，包括三垣：上垣太微垣，即星宿、张宿、翼宿和轸宿以北的天区。中垣紫微垣，即北极周围，包括在我国黄河流域一带地区（地理纬度约三十六度）常见不没的天区。下垣天市垣，即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和斗宿等以北的天区。三垣中每垣都有若干颗星作为框架，界限出这三个天区的范围，它们好像是围墙，故称垣。三垣中，紫微垣是天空的中心，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因此，人间天子居住的宫殿也叫紫微宫，紫禁城。由于这个缘故，古代堪舆家在选择国都时，地上的山川形势也要符合三垣。这种作法除了有机论自然观起一定的作用外，还有皇权天授或皇权神授的思想。《人子须知》讲，帝都乃至尊之地，地理之大莫先于此，必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然后可建立。比如北京，后面燕山像天上的华盖，黄河前绕，像天上的御沟，而太行诸山在右，海中诸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在左护卫，中间是中原大地，南面有秦岭、大别山为朝应，形成垣局，是非常理想的风水宝地。
　　《史记·天官书》也将天空的星座与人间的帝王、宫妃、藩臣紧密相联，说：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
　　天上的星座与地下的州域相对应，即上应天星。书中又说：
　　“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洛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
　　地下的都城就是天上的“帝车”。它行驶着帝王的权力，运行于中枢，控制着四方，掌握着地下的阴、阳、节气与万物的生化与生克。所以都城是中枢。书中又说：
　　“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因此，城市特别是国都城市的选址、规划和布局都充分体现了这种“上应天星”的思想。“法天象地”是古都的重要文化特征。紫禁城的颜色也是象征紫微星。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里，自然与人是相互感应并相通的。天、地、人这三大系统叫做“三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都城与国家是这个机体的反映。所以城市的选址与规划布局与天文、气象相互联系，组成一个有机的景观生态系统，就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原则。《史记·天官书》说：“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这种天人相应的观念在秦都设计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三十五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
　　《三辅黄图》记载：
　　（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文中的“天极”、“阁道”、“营室”、“端门”、“紫宫”、“天汉”、“牵牛”均是天象星宿的名称。于是秦都咸阳的布局呈现出一副壮丽而浪漫的景色；沿着北原高亢的地势，营造殿宇，宫门四达，以咸阳城为中心，建造象征“天帝常居”的“紫微宫”；渭水自西向东横穿都城，恰似银河亘空而过；而横桥与“阁道”相映，把渭水南北宫阙林苑连为一体，像“鹊桥”使牛郎织女得以团聚；建阿房以像“离宫”，天下分三十六郡又似群星灿烂，拱卫北极咸阳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结构确实成了天体运行的缩影。每年十月，天象恰与咸阳城的布局完全吻合。此时天上的“银河”与地下的渭水相互重叠，“离宫”与阿房宫同经呼应，“阁道”与经由横桥通达阿房前殿的复道交相辉映，使人置身于一个天地人间一体化的神奇世界。秦朝就是以十月这个天地吻合的吉兆作为岁首的。
　　代信宫而起象征天极的阿房宫，是一座巍峨宏大的朝宫，帝王朝会、庆典、决事都在这里举行。“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前殿遗址在今西安市西三桥镇南，夯土迤逦不绝，东西长1300米，南北宽500米，建筑基址至今仍高出地面10米以上，可以想见当年宫殿的宏伟。不仅宫苑如此，陵墓亦不例外。据文献记载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天为穹窿，上设星宿，以象天汉银河；下百物阜就，以象地上万物。”这又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缩影。
　　秦都这与天同构的宏图，充分显示了秦帝国与日月同辉的政治气魄和博大胸怀，是王权集中的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具体反映。当年刘邦入咸阳看到秦都的壮丽情景时，不禁赞叹道：“大丈夫当如此！”
　　明堂是古都不可缺少的建筑。与此一脉相承，汉代《白虎通》也记载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洲，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侯”。这反映了中国古代认为天地自然是个大宇宙，城与明堂是个小宇宙的观念。
　　北魏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记录当时都城中的明堂说：“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堂，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仰象天状，画北辰列宿象，盖天也。每月随斗所建之辰，转应天道。”这一“法天象地”的古都规划思想形成东方文化的城的特征。
　　世传文献中将“斗为帝车”的思想应用到古都建设首推《三辅黄图》。其中记录了秦始皇筑咸阳城时的经过，说：“二十七年（220）作信宫，已而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当时信宫的形制是象徵北极星的。“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
　　“紫宫”之称，帝王所居，秦汉及唐代皆有之。汉唐并有“紫耀门”的皇宫门名。诗人王维曾有“芙蓉阙下令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的诗句。
　　从天空的紫微垣到都城的紫禁城都是宇宙象征主义的杰作。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观念里，天上的星空主宰着世间的人们的命运，天空也形成等级森严的王国。北极星、北斗星所处的拱极一带是天球众星环绕的中心。
　　古代人们还认为地下的灾变与天星的异常有关。《史记·天官书》又说：
　　“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疫疾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
　　社会历史的阶段性突发进程与天星的突发性事变有关联。书中又说：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前232）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人间世事的气运与天运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周期。《史记·天官书》接着说：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
　　天地合德、四时合序
　　古人云：“古往今来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宙是时间，宇是空间，在时间方面有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份和十二时辰；在空间方面有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天地上下前后左右为六合。以春季配东方，夏季配南方，秋季配西方，冬季配北方，即把时间的四季和空间的四方配合起来，成为时空合一、宇宙一体的图式。后来，又将许多事物类比于四时四方，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万物时空合一的图式。一个普遍的宇宙体系的理论那就是要将环境的选择、居室住宅、乡村、城镇和国都的建设与自然规律相协调。怎样协调呢？《易传·文言传》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乎人乎。
　　这段话的本意就是说中国古代建筑是依照宇宙理论、“宇宙的图案”去规划、设计、营造而成的。当反映到建筑设计中时，便转变成中国古代建筑的各种类型。
　　这里的“先天”，指在自然变化之前加以引导；“后天”，指遵循自然的变化。“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即指天人协调一致。这是《周易》所反映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是月令图式的基调。
　　古代的地理思想以此为据，也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学”。天人是相通的，不仅生物界有循环、有新陈代谢，而且大自然、地球表层也有循环和新陈代谢。人体内的小循环是自然界大循环的缩影。大自然的地理环境是“若阴、阳之气，则循环无方，聚散相求，絪蕴相揉，盖相兼相制……屈伸无方，则运行不息。”大自然的地理环境也是有生命的。既然天人是合一的，也就演化出以下风水性质：（1）统一性。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认为，天、地、人、生四大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人类社会融汇在自然界里，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有机部分。在人地关系上，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既不同于“人定胜天”，“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的观点；也不同于“天定胜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中国古代地理观认为一方面人作用于自然界，同时自然也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是通过复杂而奇妙自然经济社会规律来相互作用的。（2）和谐性。中国古代地理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部分和整体的和谐共处。认为和谐是达到幸运与富裕的必由之路。（3）对称、均衡性。按照中国古代地理思想，有机体具有对称、均衡性，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对称的，两仪（阴、阳、南北二极）是对称的，其设计与布局的环境也因此要对称、均衡。如有山有水，有高有下，中轴线，平面布局要四四方方对称明朗。（4）多样性和丰富性。地理环境是复杂多样的，各种自然、经济、人文等因素千差万别，各有其个性。因此，具体对某地环境的选址、布局必须因地而异。二、上古地理二、上古地理石器时代地理知识的萌芽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依赖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我们的祖先自离开“猿”进入到“人”的阶段，迄今发现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是云南的“元谋人”，生活年代相当于早更新世晚期，新近研究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距今73万年前。他们创造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化，居住在亚热带草原——森林环境，选择依山滨湖的地方，这里果实丰富、野兽出没，具有集体狩猎和采集的优良地理条件。他们已能选择坚硬的岩石，打制粗糙的工具。从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萌芽状态的感性地理知识。
　　此后，中更新世的蓝田人，晚更新世的北京人，经常活动的地域都较前广阔。尤其是北京人，选择居住的地方已相当考究。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原是太行山东麓的丘陵地带，山前坝儿河宽而浅，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一定的安全保障。以北山间盆地和附近平原上湖沼众多，又恰当森林与草原、水产与陆地动植物交汇之处，为北京人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从保存至今的文化遗物来推测当时居住环境，可以窥测他们感性的地理知识，已较前丰富了一些。择山洞而居，夏防洪水、暑热，冬避风寒。火可熟食御寒，并给阴暗潮湿的洞穴带来光明和温暖。旧石器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年月，约占据了人类诞生以来99％以上的时间。
　　至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他们已能使用较精制的磨制石器、骨针、穿孔的海蚶壳等。这种海蚶壳只有在海岸才出产，证明他们活动的范围已远及海边。
　　到了距今六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萌芽状态的文字符号和定居的原始农业已经出现。经营种植业、饲养家畜、兼营渔猎、采集野生果实。人们已能选择有利地形用以进行种植业生产。村落也出现了，内部还有一定布局。西安半坡村发掘出来的村落遗址就区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和窑场三部分。遗址中，仅居住区面积就达3万多平方米。
　　距今6000年前有一项伟大工程，这就是围绕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的大壕沟及贯穿遗址中心的一条东西沟道。
　　环绕村落的大壕沟，是一条为保护居住区和全体公社成员的安全而作的防御工程，有如古代的城墙或城壕的作用。壕沟规模相当大。平面呈南北长不规则的圆形，全长300余米，宽6～8米，深5～6米，上宽下窄，像现在的水渠一样。靠居住区一边的沟沿高出对面沟沿约1米，这是挖沟时将掘出的土堆积在内口沿形成的，起加强防卫的作用。
　　穿过村落中心的一条沟道，把居住区分成南北两半，沟道中间偏东处有一缺口，缺口中间是一个家畜圈栏。沟的长度除去已破坏的，现长53米，深、宽平均各1.8米。其用途可能是区分两个不同氏族的界线。
　　上述两条大沟合共全长350多米，深宽各取平均值计算，总计土方11700多立方米。假如以今一人每天用铁锄、铁锨挖土2.5立方米计算，则这两条沟道需时4680天，以百人计，则需时一年零两个多月；若以每辆卡车装土3立方米计算，则可装3590多辆。可以想见工程的浩大和艰巨。
　　半圆形的壕沟和其下的流水在居民区的东南组成一个两水相交的“合口”。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为大河文化的先兆。
　　《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出，构木为巢，以避禽兽，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在原始社会的早期，氏族部落生活以渔猎、采集食物为主，他们逐水草而居，过着动荡不定的游牧生活。到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已进入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时期，于是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由此而导致了择地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地方，更是当时人们喜居的地方。这不仅可以避免洪水的侵袭和方便汲水，而且还是适于农业、畜牧、狩猎和捕鱼等生产活动的好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落遗址，就坐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凸地上，南依白鹿原，再向南横亘着雄伟的秦岭山脉。在古代，白鹿原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浐河里流着清澈的河水。人们在这里劳动生产，安居乐业，过着原始氏族公社的生活。这个遗址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和公共墓地三部分组成。仅居住区就已发现房屋46座，从发掘资料看，当时的建筑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较重视聚落的选址。半坡人已能确定方向，房屋、墓地、人骨埋葬都朝着一定的方向，如墓坑与墓葬的方向为正西偏北20°左右。墓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居住区以北。他们一定是有了确定方向的方法。日出东、日落西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临潼姜塞遗址约5.5万平方米，居住区中心为大广场，周围地势稍高，分布着一群群建筑群，每组建筑群又以一大型房屋为主，所有房屋门朝广场。居住区周围挖有深、宽各2米的壕沟，留有通道。村落布局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水平。
　　我国的先民在卜基选址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选址得当会给生活带来吉祥，选址布局不当会给自身带来祸殃。卜基的方法和仪式虽和周易预测的方法有关，仪式和卜辞的语言也表明了受“上天”的启示，可是内容和过程确是与实地考察、观察地形、“尝水相土”以及地理调查和测量有关。选址注意“藏风得水”、布局注意风、气、水、土、向，在畜牧、农耕、安全、交通等方面有了精细的考察与选择。
　　黄河航运的萌芽也反映了当时的地理水平。
　　在三门峡河心的鬼门岛上发现过仰韶、龙山时期的陶片和石斧。在相近的张公岛上发现过仰韶、龙山和殷代的文化堆积物。“说明那些时候曾有人在这里居住过。现在，这两个石岛都在黄河激流之中，只有在枯水的时期，才能通过干涸的河床，走上河岸；而且面积很小”。因此，考古学家们曾推断“这两个小岛在商代以前曾与陆地连接在一起。由于黄河急流不断地冲刷侵蚀等原因，后来才把它们和陆地切开，成为孤立在黄河中心的岛屿”。这两个处于黄河水中的小岛，按照地形来看当时的人类居住在上面不仅交通不方便，若没有船、筏渡河则不可能有衣食来源。因此，若小岛在仰韶、龙山、殷商时代就已存在，其遗物完全可以作为当时黄河已通船、筏的佐证。甲骨卜辞中已有“三门”这一地名，如《殷契粹编》第七十三片有“岳于、于三门，于南单”。郭沫若释“”为“楚丘”；南单为鹿台。如此则商代三门峡已有航船无疑。退一步说，当时此二岛若还在黄河岸边，与陆地相连，那么先民们为什么要选择此生活条件并不方便的岸边孤山来居住，这也有可能与当时黄河航运有关。所以史念海先生研究说：“有一事不能不引起注意，当三门峡水库未兴建时，峡旁就曾发现过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里的地理条件并不是很优越的，为什么那时的人们对这个地方这样特别感兴趣？是不是和当时黄河上的交通有关？也是值得怀疑的”。另外，据《水经注》载：“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乾鉴之，故破山以通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决，水流疏分，指状表目，亦谓三门矣。”据此说，则其先民的文化遗迹是和那时的凿河通流的黄河航运活动有关。现在除了当时利用黄河航运这一理由外，恐怕很难找到其他圆满的答案。
　　另外，我国先仰韶时期、仰韶日期和龙山时期大量的文化遗迹密集地分布在古黄河的中游岸边。从三门峡、孟津、武陟、汲县、淇县一直到安阳一带都绵延不断。同时，也密集地分布在黄河的支流如渭水、洛水、泾水、无定河两岸。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先民们优先选择黄河及其支流的岸边作为生活和居住的地点。史念海先生认为：“既在河岸水旁，就可能利用河水来从事互相交往。而这众多水边聚落的选择，是否与水上交通有关也是可能的。”史先生还认为：“五帝肘期，从渭河入黄河（小北干流），再东分出济水，相互衔接，构成东西一条主轴线，是远古交通要道。”《易经·系辞》里记载说：“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涣”就是木浮水上，象征着筏与船。黄帝及其部族主要的活动区域在黄河流域。如果当时有了舟楫，则是黄河航运的先声。《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说：“共鼓，货狄作舟”，也与黄河航运有关。
　　上述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记载十分吻合，例如：《史记·河渠书》载：夏代大禹治水，禹凿龙门，当时“陆行载车，水行载舟”。这里的“载舟”，当指黄河行船。《越绝书》也记载说：大禹时“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水经注》也说：“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并引《魏土地记》说：“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这一附近还存有仰韶文化的遗址。《山海经》记载：“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而颛顼所在的地方是今河南濮阳，是当时黄河流经的地方，与黄河通航有关。这些古代传说的文献记载，又基本上与考古发现的事实相吻合，证明了它仍有一定的可靠性。
　　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大体为黄河中游陕西关中地区、河南大部、山西南部、河北远及甘青交界地区、河套一带、湖北西北部。同一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是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是当时地理视野的基础。
　　莒县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灰陶上，刻有“字，即今“旦”字。此后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层中出土的陶器上刻有“”和“”图形，描绘太阳、云气和山冈。这也许是与日出的祭祀活动有关，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与水平。
　　到龙山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私有制的逐渐确立，地理知识更有发展。标志着中国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已经出现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村。它是层层加土，夯筑而成。周长约2公里，平均厚度约9米，高约6米，城内略呈矩形。安阳后岗也发现龙山文化时期夯土围墙遗迹，都是中国最早萌芽状态的城址。这时农业发达，地理知识明显地有了进步。发明凿井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使人们可以居住到远离江河、湖泊的地方。提水的陶罐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象征着人们征服自然、利用水源、发展生产又向前进了一步。相应的寻找地下水源的地理知识也是不可缺少的。龙山文化分布区域更广，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以及内蒙河套地区，辽东半岛等地，都有分布。这个范围与夏朝的疆域范围差不多。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
　　夏、商时期的地理知识
　　夏代（前21世纪～前16世纪）存在了四五百年之久。商代（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存在了600多年。这是我国农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手工业兴起，城市出现，宫殿建造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文化的积累，促进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一批专门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专业文化人出现，又使得文字形成、科学萌芽、造型艺术发展。地理知识也因社会发展的需要，取得了过去漫长的石器时代不可比拟的突出成就。
　　远在夏代，我国开始进入了奴隶社会，使用了青铜器，精神意识上占卜之风盛行。传说中夏代曾发生特大洪水，部落联盟举鲧治水，失败了。由儿子禹继父业，成功了。《史记·夏本纪》载：禹曾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从此记录看来，因为治水，直接推动了地理考察，扩大了地理视野，并促进了测量和制图学的发展。“准”是测量方向与物体平直的工具；“绳”是测量距离的工具，“规”和“矩”都是绘画工具，“规”是校正圆的工具；“矩”可以构成直角，是画方形的曲尺，用它测量人们不便直接到达的地方。夏代人们活动区域，古本《竹书纪年》载，夏后芒“东狩于大海，获大鱼”，从今山西一直到达东海，都有夏人的足迹。经常的活动，形成地理观念，表现在当时先进的冶铸工艺上。《汉书·郊祀志》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据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升庵）研究：“收九牧之金以铸鼎，鼎之象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皆一一书焉。”
　　由于农业的进步，需要掌握一年之中的季节变化、日照强弱、气温高低、雨量变化等情况，于是物候和历法的知识就高度发展起来。历法是人们为了社会生产实践需要创立的长时间的计时系统。它利用与生产密切有关的自然现象变化的规律，作为天然计时的尺度。它是早期人们对地理环境系统的认识水平的集中体现。相传在帝尧时已专门设置观察天象和时令的官，已认识到了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节律以及东、南、西、北不同地理位置的星象、气候、动物状况等。《尚书·尧典》很可能成书于周代，其中记述的内容资料有相当是反映夏商的情况。尧曾派人到当时认为极远的“旸谷”（山东东部）、“南交”（长沙南）、“昧谷”（甘肃境内）、“幽都”（北京附近），观察鸟、火、虚、昴四恒星在黄昏时刻的天象。今人根据岁差计算，证明此四恒星的位置确实是四千多年前夏代初年的天象，证明了远古文献的可靠性。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种，宅嵎夷……日中星鸟，以殷仲春。……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命叔和宅朔方……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鸟兽氄毛。……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根据当时认为极远的东、南、西、北所观察到的鸟、火、虚、昴四星的位置来确定四季，认识到南方热，北方冷，冬日短而夏日长以及鸟兽一年四季中交配、生长、发育状况。以月相盈亏计月，以12月阴历加上闰月调整季节，一年366天。这就是中国首创的夏历，一直用到周代末期，用了1000多年。
　　商代进一步认识到鸟星、火星是测定春分、夏至的重要标志，有了冬至、夏至、春分与秋分的知识，以干支纪日，月亮的朔望周期纪月，太阳的四季变化纪年。用闰月调整年、月、日之间的分配，就形成了商代的历法。平年十二个月，大月三十日，小月廿九日。十干和十二支相配合形成六十年一周期。殷历平年十二个月，闰月有十三、十四乃至十五个月。以十二月为岁首。
　　《夏小正》一书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系统的一部物候书。它有不少的历法、物候知识，反映了夏代或夏商之间的实际情况与认识水平，但其最后成书晚于商代。全书不到400字，内容却相当丰富。物候是根据气候引起生物活动规律的一种自然历法，是用植物生长和气候变化之间有一定关系来确定气候状况，并依此状况安排农业生产。此书反映了我国远在夏代已能根据草、木、鸟、兽等物候现象以及一些天文现象来确定与之相对应的农耕、收割、蚕桑等农事活动。《夏小正》中所观察记录的都是一年十二个月中，各月鲜明的、指示性的生物现象，并由此联系到相关的天象、气候、农业生产和政事等。如：
　　“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响，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祭鱼，鹰则为鸠……初昏参中，半柄悬在下，柳梯，梅杏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正月（相当于今阳历二月），冬眠的虫苏醒了，大雁向北方飞去；野鸡振翅求偶；鱼游出薄冰；韭菜发芽；田鼠出穴活动；水獭出来捕鱼，鹰去鸠来，柳生絮；梅杏山桃开花；缟草生出花序；鸡又开始下蛋；农人也开始整理田地。在晨昏时刻，参星中立，斗柄下悬。当时黄河流域的物候和今长江流域差不多，反映气候较今暖湿。总之，从物候和历法上反映当时的地理知识，已获得相当的发展。
　　城市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人口、经济、文化的集中点，城市聚集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作用于地理环境的最强烈、最敏感的地区。城市的出现是科学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有了固定的城址，就有利于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质与文化及其信息的流通。城市的出现是地理知识发展的结果，它也会反过来促进地理科学知识飞速发展。
　　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了一处迄今最早的大型宫殿基址，登封王城岗与淮阳平粮台发现了城址都有可能是夏代的建筑。王城岗经碳14测定，距今4000±65年，城墙是用附近捡来的大小不一的卵石夯打筑成的。平粮台经碳14测定，距今4355±175年。已采用小板筑墙法，夯窝规整而坚实，城内铺设陶制排水管道。城内仅有当时的高级建筑遗址，没有发现手工业与商业区，反映了它仅具城堡性质。古代文献中记录“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这与夏代进入私有制社会是吻合的。
　　经考古发掘和文献印证，找到的最早国都是郑州商城。在今郑州市区二七广场以东，发现商代的一段夯土墙和大片遗址。城墙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反映了当时测量方向的能力。约在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断断续续分布着居住遗址，有许多作坊，有房基、地窖、水井、壕沟、墓室等。夯土城垣周长6960米，有11个缺口，城近似正方形。它比近代郑州城范围大1／3左右。城内宫殿遗址区达6万多平方米。宫殿区、居民区和作坊区以及街道都有一定布局。城墙高10米，顶宽5米，夯土量约87万平方米，以当时的工具和能力，每天1万人夯筑，也得4～5年才能完成。夯土墙内经碳14测定为3570±135年。经考证，这里是《史记·殷本纪》中“帝仲丁迁隞”的首都。这座规模宏大的首都遗址及其布局，是当时地理知识应用的结果，是当时人们精神和文化的集中体现。城内发现原产于热带的象牙，原产于祖国西北的绿松石。冶炼青铜的锡出产于华南或西南。铜矿石、玉石、金、海贝、海蚌、鲟鱼甲等也都来自祖国各地。这些都标志着商代的人们直接、间接的地理活动范围和地理认识能力所达到的水平。
　　另一惹人注目的商代城市群，在河南安阳。史载盘庚迁殷（发生在公元前1401年）把国都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了殷（河南安阳驸近），在此建都273年。曾进行过大规模发掘，发现沿洹河南岸10余公里的宽度内断断续续分布着宫室、庙宇、住宅、坟墓、窖穴、地牢等。据《史记·殷本纪》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今河南淇县），北距邯郸及沙丘，皆离宫别馆。”此范围长达100多公里。
　　殷商时期黄河通航的记载：
　　据于省吾、陈梦家、郭沫若、李雪山、温少峰、袁庭栋等人研究，甲骨文中舟字作“”、“，”、“”、“”、“”、“”、“”、“”、“”、“”、“”和“”等形。从字形看，商代的船与今天的小木船相似，多半是平底、方头、方尾、首尾略上翘，船的两端有甲板。可见殷商时代就留下了丰富的舟船和帆等文字记载（《甲骨文编》卷八）。商代来往于黄河干道和支流的船，早已超越了“刳木为舟”的原始阶段，从甲骨文“舟”字的不同结构来分析，那时的木船已经根据不同的用途，在大小、形态上有许多种类了。出土这批带有“舟”字的甲骨文的地点，就在今安阳市殷墟。那时殷墟地近黄河干道，在其支流今洹水的岸边。
　　自公元前1534年起，河亶甲即位，自嚣（即隞，今河南荥阳东北）迁于相。“相”在什么地方，近人研究认为：“安阳后岗较诸说为佳”。所以自公元前1534年起，安阳开始成为长期稳定发展的王朝首都。此后，到了武丁时期，已“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疆域已相当辽阔了。约公元前1378年，商王盘庚十四年，又把国都自山东的“奄”（今山东曲阜）迁回到安阳小屯（殷墟）。这更是商代后一阶段稳定的大发展时期。在此相继为王的有：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至纣之天”，共八代十二王，共273年，“更不徙都”。这是安阳作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交通中心的灿烂发展时期。
　　安阳的城址，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无意选择，而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殷纣之国，左孟门，右漳滏，前带山，后背河。”安阳殷墟位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大平原交接的山前丘陵平原地带，这里也是古代南北交通大道的中段。东南有大河（黄河）流过，河道运输条件优越，是当时选择今安阳殷墟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条件。小屯商都就在黄河支流古洹水的岸边。坐落在洹水南岸的殷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有确切位置的最早的一个都城。《史记·项羽本纪》载：“洹水南殷墟上”。殷都的宫殿区沿洹河而建，坐落在洹河南岸小屯村。这里地势高，近水源，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洹水出山，东迳殷墟北，《竹书纪年》曰‘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昔者项羽与章邯盟于此地矣。”至1982年止，已发现宫殿遗址56座，分布在南北长约280米，东西150米的范围内，“殷王都系沿河而建”。其中最大的一个宫殿遗址南北长约85米，东西宽约14.5米。村西约200米处有一条晚商的壕沟，已探明宽7～12米，深5～10米，与洹水的弯曲部分构成一个环形的防御设施。它不仅是保卫殷都宫殿区的“护城河”，也是当时对外通航的河道。这一航运条件是当时建都殷墟的重要条件。所以安阳市档案局认为：“地理上若无洹河，历史上便不会有安阳。”这概括了城址选择与古航运之间的依存关系。考古发掘证实了这一点，“据地下钻探所知，自后岗东，东南行有一条古河道入广润陂。河道两侧密布上古文化遗址，乃洹水下游最古之河道。”现进一步将从殷墟发掘出来与黄河及其支流洹水航运通舟的甲骨文内容及其他考古证据摘录如下：
　　（1）“御归舟”。甲骨文中此三字的意思是“御，迎也”，意为：迎接归来的舟船。
　　（2）卜问由“大史”、“佳小史”、“吴”三人中的谁来专门管理造船的工场？据温少峰等研究“大史”、“佳小史”是殷代的官名。此辞是卜问命令谁来负责造舟船的事。“由此辞可知殷代已有专门造船之工场，殷王朝有官员专司其事。”这一造船码头距殷墟不远，就在当时黄河及其支流洹水之上。
　　（3）“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佳甲、乙？甲戌，臣涉，舟征舀，弗告。旬有五日，丁亥，幸（执）。十二月。”
　　此段卜辞的大意是：癸酉这一天，贞人亘问：逃亡的臣（郭沫若解释为奴隶）能捉回来吗？殷王武丁看了占卜的结果是可以捉获的。于是王又再占卜，问是甲日捉到还是乙日捉到？甲戌那一天发现逃亡的臣已逃到黄河中去了。于是从洹水出动舟去追捕，匆忙间船陷到泥里搁浅。此后乘船沿河去追捕。直到15天之后，在丁亥那天才捉到逃亡的臣。这时已是十二月了。今天分析起来，那时从殷都行船追了十五天才捉到“臣”，其行船路程，早已进入黄河干道很远了。
　　（4）“癸乙卜，复枚舟”及“弜从枚舟”，意思是问：用杆撑船？操舟从原路回去吗？（温少峰等：《殷墟卜辞研究》）这样的卜辞很多，表明当时黄河通航，行船频繁。
　　（5）商代商业发达，有用水驾舟通过洹水，黄河引重致远从事贸易活动的贩运商人。上海博物馆藏“殷饕纹鼎”上铸一个人挑着许多贝，站立在船上。另一人坐在后面划桨。这显然是通过黄河航运去做买卖的生动形象。
　　（6）“毕得舟”和“毕不其得舟”，“毕不其来舟”，意思是卜问是否用舟船运贡品来？温少峰等人认为：“可见殷人对舟船之重视”。
　　另外，关于顺流而行以舟载物，驾舟用楫，以楫代航，在黄河上行船用帆，卜问将帆高挂会不会出问题，下水行船，任水自纵等等卜辞内容都很多。这些都生动而丰富地反映了黄河及其支流洹水之上是通航的。
　　除了甲骨文字的记载外，殷墟“妇好墓”中出土“铜多沟形器”。据杨升南先生研究，这是停泊船只用的铜锚，为当时洹水与黄河通行大型宫廷船只的实物证据。
　　殷墟第四次发掘，出土大鲸的鱼骨。这是用大船到海上去捕获的。将这样大的鲸鱼从海上运到殷墟，通过黄河运输是最简单、捷便的途径。殷墟出土了很多龟甲，不仅数量多，而且个体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要到海边才能获得，而最便捷的运输仍然依靠黄河，商代时舟船已经有了载物过大江大河的能力。又据《竹书纪年》载：夏代第九代帝王曾东“狩于海，获大鱼”。当时舟船浮海的能力，至商更有发展，殷墟第四次发掘所获大鲸鱼骨头与古文献可以相互印证。
　　据李雪山等人研究，殷墟出土许多铜、锡合金的青铜器。当时采铜主要在河南济源、辉县和汲县，在山西的中条山、河北涞源及湖北大冶。殷商的人们要把矿区的原料运到安阳殷墟，常常需要涉黄河，其运输工具中坚固的大船是必不可缺少的。
　　世传的上古文献中，也有黄河航运的记载。《尚书·盘庚》篇里说：“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顾颉刚、刘起钎先生解释说：“河”指的是“黄河”。“从‘奄（今鲁西曲阜）渡黄河迁到殷（今豫北安阳）”。商承祚认为“涉”的意思是“以舟为涉”。《史记·殷本纪》载：“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般民恣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乃涉河南，治亳”。这样大规模的国都迁移，通过黄河来完成，反映了当时黄河鲁西、豫北段航运的能力。
　　另外，《诗经·殷武》记载：殷商的军队曾经“奋伐荆楚”，大军也曾渡过黄河。甲骨文中也记载了帝乙、帝辛时代，殷商军队征人方时，曾经渡过淮河、黄河，历时达200天左右，这样大规模的军队与物资运输，有的路程也是通过黄河航运来完成的。
　　商代的甲骨文是一种成熟、古老而又完备的象形文字。从1899年王懿荣从殷墟发现以来，已出土带文字的甲骨片16万多块。有人将这些甲骨文分类为876种，其中地理类约占24种，历象类约占52种。甲骨文中出现了不少城市、河流、聚落的地名，以及狩猎区地名、民族居住区地名等等。还有战争行军路线及旅程等。用象形的文字图形来表示一定区域的人文现象和自然现象，就会使地理知识的积累出现飞跃进步。甲骨卜辞中有十分丰富的气象、气候记录，如晴、昙、阴、霾、雾、毛毛雨、小雨、大雨、雷、电、霜、雪、晕、虹等等都有记录。还发现连续一旬的气象实况记录（毛树坚《甲骨文中关于野生动物的记载》）。这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气候、气候知识的丰富程度。甲骨文中还记录了当时所见到的动物名称70余次，代表30多种动物。从字形的结构反映了当时动物分类和动物地理的知识。有少数表示动物大类的概括性概念，如畜、兽、鸟、鱼、贝等。也记录了许多野生动物，如象、兕（犀牛）、鹿、狐、彘（猪）、雉（鸡）、鼠、燕、雀、麝、獐、狸、豕、马、犬、龟、蛇、蚕、吴、蝉、兔、猿、蛙、蜘蛛、蝎子等。
　　夏、商时代的地理思想是与祭祀、祈祷等巫术活动相联系的。当时盛行自然崇拜，由于自然崇拜而去祭祀名山大川，把自然环境中山、川、风、云、雷、电、水、火等现象看成是受神灵主宰的东西。在殷人的地理概念中，殷是个城市，商是居于四方、四土的天地间的中心区域。由于商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领土观念逐渐明确，已经按部族、氏族的分部来分区统治人民了。卜辞中有“土方（部落名）征我东鄙，鬼方（部落名）牧我西鄙”的记载。“鄙。”即边境的意思。守卫边境又有“西大史”、“北御史”等武官的职称。可见，那时政治领土的地理观念已经出现了。殷商时期的政治势力所及，包有今河南全境，山东、河北、山西、安徽等省的一部分。周围又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属国环绕着。这些都强烈地影响着殷人的地理观念。
　　周代的地理知识
　　周代包括了西周（前11世纪至前8世纪）、春秋（前722～前481）的漫长历史时期。
　　周人本是西羌，并非农业民族；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到歧山下，就定居下来。歧山是夏民族的根据地，有较高的农业文化，二者融合产生了新的周文化。周人的月令源于《夏小正》在豳风《七月》里，夏历与周历并用。同时，周人也接受了东方的殷文化。武王灭纣，统二东西。这样，就创造了自己面目全新的文化。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周文化的精神是农本文化的社会，建立了封建社会。农本社会，接近自然，多看植物，少看动物，人们的胸怀易与自然融合，遂渲变为“同天”的人生哲学。歌颂自然、安天乐命，形成了“温柔敦厚”的诗教。此期是从青铜器时代过渡到铁器广泛使用的时期。同时，农业生产大发展，城市经济繁荣，使得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少数重要青铜器铸有较多铭文，甲骨文继续使用并兴起竹简记事。由于竹简的出现，文字得以广泛应用，系统的学术著作出现，有的并辗转得予保存下来。种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都促进了地理知识的进步和发展。这一时期已出现并保存至今的有《禹贡》和《山海经》等著作，另外《管子》、《周礼》和《诗经》中也有一些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地理知识和地理观念，将在后面介绍。
　　我国最早的“地理”概念就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周易·系辞》中提出“……故能弥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什么叫做“天文”、“地理”呢？唐代孔颖达作疏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者，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故知幽明之故者，故谓事也。”按照孔颖达的解释，“地理”的概念不仅要弄清地表的形态，而且还需进一步了解这些形态的分布关系，探索其隐藏在事实后面的原因和道理，也即“知幽明之故”。地理概念的形成，利于有关知识的集中和条理化。所以地理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地理学史上的一大进步。
　　周代由于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已经注意到发展生产与保护和协调环境的关系。认为自然环境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元素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进而认为：“天其有五材，而将用之，力尽而敝之，是以无拯”，“能协于天地之胜，是以长久”。认识到生产发展要与自然环境的基本性质相协调，社会才能安定发展。基于保护各种动植物的资源，是保护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的认识。相传周文王曾在镐召见太子发（后来的周武王），谆谆告诫说：“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龟鳖之长；不卵不躜，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使天下不失其时。润湿不谷，树之竹苇莞蒲，砾石不可谷，树之葛木，以为絺绤，以为材用。”这遗嘱当中，包涵了保护草木、鸟兽、鱼鳖等自然生物繁衍的远见卓识，把毕生对于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认识归结为反对掠夺式开发，反对开发性破坏的明智思想。提出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使之“不失其宜”、“不失其性”。“要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分别种植树木、藤本、竹子、芦苇、水草等。”这些思想作为先王之法，要求自然资源合理利用，以图取之不尽，达到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协调。这些思想，对后世有深刻的影响。
　　周代我国的历法又有了新的改进，已会使用日圭来测量一年的日数和决定方向了。夏至（日南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北至）日影最长。《周礼·地官》还记录了“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实际是用土圭测得分日或至日的景差。低纬度地区景短而气温高，高纬度地区景长而气温低。同一纬度，夏天景短而气温高，冬天景长而气温低。从一个夏至日到另一个夏至日有365天，为一年。这与对恒星观测所得的日数相近似。我国留下最早的冬至记录是《左传》载鲁僖公五年（前654）其次为鲁昭公二十年（前521）。春秋末（公元前五世纪），我国已能使用四分历，其数值是365.25日，加上两至和两分（即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就确定了四季。后来《孟子·离娄篇》中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尚求其故，千里岁至，可以坐致也。”其中“岁至”指的就是冬至和夏至，是用土圭测日影的方法来确定的。
　　《周礼》的开篇就规定了“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国体经纬，设官分职，以为民极”。郑玄解释说：“言建国于中，辨四方，正宫庙之位……惟受命之王，乃可立国城于地之中。”当时用日圭和景尺测定方向，确定城墙和宫庙的方位，将此看成是授天命、立国家、设官分职的头等大事。用人格化的天，通过地理方位的确定来划分人的等级。“王”居于天地之中，这是当时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是当时的地理思想。这一思想对中国几千年的房屋建筑、墓穴测地、城市建筑以及精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一大特色。
　　周代系统的地理知识，有很大可能是用图来表示的。《诗经·周颂》里有：
　　“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诗经，周颂》）经学大师郑玄（127～200）注，“犹”字意为“图”。诗的内容说，周王巡视各地，按照图上标志的山川来依次祭祀。可见地图已使用于祭祀名山大川的活动之中，其测绘的区域已相当广了。
　　当时的地图主要应用于国家的行政管理工作。《周礼》一书相传是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河间王刘德搜集来的一部先秦旧籍，其中的内容“托古”于周公之世，谅必有相当的历史根据，至少也参考了周初的一些行政档案资料。它反映周初政府系统组织相当严密。政府许多部门的工作都离不开地图，离不开系统的地理调查和地理知识。
　　“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周礼·土训》）“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周礼职方氏》）“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与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周礼·大司徒》）以上记录不仅反映了当时有专门从事掌管地图与各地方地理资料的官员“土训”、“职方”，而且他们必须熟悉全国的“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地形的广袤高下，山林川泽的分布等等自然地理知识，以及了解天下的土地、财政、民族、生产能力、大牲畜数量、人口及分布、城市与聚落等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知识。从全局的综合认识中“周知利害”。“利”的涵义即行政管理工作中应该注意开发和利用的环境资源优势；“害”的涵义即应该注意与回避的事件与因素。掌握这些地方知识，“以佐王安扰邦国”，“告王以施其事”，“使同贯利”，即为行政管理，提供决策的基础信息。当时出现“诵训掌道方志”及外史“掌道四方之志”后世学者常把我国数千年来地方志的起源追溯于此。中国地方志是以地方为研究对象，以志体为表达方式的政书。完善的政权机构出现之后，方志和地图都首先因行政工作的需要，得到了突出的发展。
　　不仅如此，各种内容丰富的专门地图的出现是周代地图发展特点。《周礼·地官》载：“（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人厉禁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图而授之。”有了专门的矿产分布图。《周礼·夏官·司马》载：“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路。”已有了专门的交通路线图。另外，墓冢分布图、城市图等专门图也都出现了。
　　出土于河北平山县的中山国《兆域图》是刻在一块长方形铜版上的墓域平面规划图。比例尺1∶500，上南下北。图中表示了中心部分。有三个大小相同的“大堂”和东西两边各有两个相等的“小堂”，北面有四个更小的“宫”，分别由规整的“中宫垣”、“内宫垣”、“丘足”（墓地底部的边缘）分开。整个平面规划图，规整对称。它是我国最早专门地图的一个实物证据，它证实了《周礼》记载的地图内容是符合周代历史事实的。
　　据侯仁之先生研究，孔子和后世儒家补著的《尚书·洛诰》中记述了周公应用专门地图建筑洛邑的史实。这是公元前1125年西周初年政治家姬旦用地图选择建王城和成周城址的经过。
　　“召公既相宅，周公经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民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伻来以图，及献卜”中的图，就是周公为了选择城址而特别绘制的地图。这段文字是说起先由召公作初步地理勘察，随后又由周公选定城址。周公到现场进行占卜，他先卜黄河以北黎水之上（今河南浚县东北），没有结果。又卜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结果城址应在洛河边上。由使臣将此占卜的结果和地图一起献给成王。于是筑了两个城，居于瀍水之东的叫做成周，位于涧水之东、瀍水之西的叫做王城。这件事说明，当时地图已经用于政事决策和城址选择的实际工作当中了。
　　在城市地理方面，西周已初步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周礼·考工记》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其反映的内容可以追溯到西周。内中记为：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考工记》）国都的建筑，每边九里，各三个门，纵横各九条街道。北面是交易的市场，南面是朝廷办公的地方及王室居住的地方。左面是祖庙，右面是社稷坛，王宫居中的方格网规划布局。以及采用井田制度的土地计量单位“夫”来计算城市用地。这一都市建设的指导思想，一至延用到明、清，三千多年来影响深远。
　　西周的主要都城丰京和镐京因未详细探查，不便详细介绍。另一政治中心王城在东周时曾是都城。现在洛阳中州路一带发现了东周的王城，为各边近9华里的四方形城市，开12个门，东西与南北之间各有三条大道通往城门。城中央为皇城。东西两翼是一般居民区，北部为商业区。皇宫的前面南侧为宗庙与祭祀社稷的地方。这是采用端正的方格网系统的轴线，王宫居中，左右对称的布局，体现了“天子”位居天下四方四极的中心，反映了周代城市建筑突出王权威严、等级森严的思想和传统，形成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国都规划建设的基本模式。西周的王城也应该在东周王城之内。考古学家认为，“这座古城因曾几度修补，西周旧城已不易辨认了。”
　　春秋、战国时代，城市的普遍出现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二、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千家者。……今千丈之城，百家之邑相望也。”诸侯、大夫都筑城邑。战国时代各国国都规模都较大。其中，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齐国的首都临淄。“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富，志高而扬。”苏秦说齐宣王：“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其建城面积达60多平方公里。齐临淄、燕下都、赵邯郸、韩故城基本上都是正南北方向，或者有一道城墙基本上是正南北方向，平直的城墙，体现了《周礼》所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根本指导思想。都城一般都有“城”与“廓”两重。有的相重，如齐国的临淄、鲁国的滕城、淹国的淹城等，有的城与廓并列，如韩故城、赵邯郸、燕下都等。体现古代“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的思想。这些都城从城址的地理选择，如交通条件、水源条件、军事防御等地理条件选择基本上都周到而合理，城市的布局也是有计划进行的，或者是在原自然形成的基础上，又经人工规划布局而建成，因此城内的地理布局有的有明显的中轴线，有的主体高大建筑均称对峙。在规划设计中，既体现了传统的建筑思想，又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自然条件。这表明那时的城市建设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周代，人们已注意到不同地貌条件下生物种类的不同。《周礼·地官》记录说：“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毛……，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五曰原隰，其动物为裸物……”意思是说山中多走兽，江湖中多鱼鳖，丘陵地多鸟类，水边多贝甲。当时对不同地貌形态的地理环境及出产的动物作了粗略的分类。已经开始从地理环境的相互联系中来认识自然界，这也是一大进步。三、部门地理三、部门地理《诗经》中的地理知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约305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各篇的创作年代，现已大多不可确考。其中最早的诗篇，写作于西周初年，最晚的约写成于春秋中叶。全书是经五、六百年的积累，并由搜集者加工润色而成。它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与感情，当中的一些篇章也记录了当时的地理环境面貌，反映了那时人们的地理知识水平。今分述如下。
　　记录当时地理环境面貌
　　如《大雅·韩奕篇》：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
　　孔乐韩土，川泽訏訏，
　　鲂鱮甫甫，麀鹿椶椶，
　　有熊有罴，有猫有虎……
　　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诗中的“梁山”有人说它在陕西韩城（由郑玄提出），也有人说它就是今天北京的石景山。（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版）诗中描述了当时的地理环境，有宽广的河流、众多的湖泽里面有众多的鲂鱼、鱮鱼，游来游去。麀鹿一群群，噳噳的叫声响彻原野。熊和棕罴出没森林。山猫、老虎在森林与草原的边缘，时隐时现。这是一派森林与草原的风光，其间湖沼广布，野生动物很多。
　　另外，《大雅·桑柔》篇，描绘镐京附近：“瞻彼中林，甡甡其鹿。”这里当时确实是“人民少而群兽多”。《诗经》的记载，在《孟子·滕文公》中也得到印证，其中说；“周公相武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可见周初黄河流域，甚至京城郊区还有不少野生动物。而当时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正是农业大兴，人类社会刚要大规模干预与影响原生地理环境之时。所以，《诗经》的记载对恢复我国黄河流域未经人类活动大规模干预之前的原生地理面貌，是有意义的。
　　记录了丰富的物候经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天上起冷风），二之日栗烈（地气寒冷）。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载阳（天气暖和），有鸣仓庚（黄鹂）……七月鸣鵙（伯劳鸟），八月载绩（织麻布）。
　　四月莠葽（草木结子），五月鸣蜩（蝉鸣）。
　　八月其获（把稻、麦等粮食收获），十月陨萚（树木落叶）……”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烹葵及菽，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七月食瓜，八月断壶，
　　九月叔苴（拾麻子），采荼（苦菜）薪樗（薪）……”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
　　相传《豳风·七月》这首诗是西周初年，周公因成王年幼，不知道一年四季农业生产的艰难，就把农业物候知识，细细向他述说。诗中的季节，既有周历又有夏历。诗中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对虫、鱼、鸟、兽以及许多植物的萌发期、开花期、抽穗期、分蘖期等已有透彻了解，并以此来确定农业生产的活动，使之不误农时，符合节令。
　　天文、气象记载
　　在《诗经》的天象记载中，科学贡献最突出的是《小雅·渐渐之石》篇，内有诗句：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武人东征，不遑它矣！
　　月亮运行，刚离开毕星，就会大雨滂沱！这一奇妙的天文、气象现象远在三千多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认识到了，并记录在诗歌里。近年研究，这是因为月相和降水关系密切。月相的变化是由太阳、地球和月球三者位置的变化所引起的。每当月亮运行离开毕星的位置时，就会引起大风或飓风，从而带来滂沱大雨。此天文、气象现象还在《尚书·洪范》和《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典籍中作了相似记载。
　　另外，《小雅·十月之交》中记录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这是周幽王六年（前766）十月初一发生日食，当时太阳被遮住了，仅有一孔出光。白天的太阳像夜晚的月光那样微芒。老百姓惶恐而悲哀。此日食记录比巴比伦最早的日食记录（前763）早了13年。
　　天气现象的记载
　　如《邶风·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北风冰凉，大雪飘扬）。“北风其喈，雨雪其霏”（北风紧疾，大雪不息）。
　　《小雅·信南山》：“上天同云，雨雪雰（满天浓云，雨雪将纷纷落下来）。
　　《小雅·四月》：“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四月为立夏之初，六月才盛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秋风凄凉，它一到来，花木就枯萎叶落）。“冬日烈烈，飘风发发”（冬天寒厉，飘来的风冷入骨）。
　　《鄘风·蝃蝀》：“朝于西，崇朝其雨”（西半天清晨挂着虹，从晨时到午时的大半天都要下雨）。
　　《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从山谷上面吹来的焚风，又热又干，所到之处，无草不死，无木不萎）。
　　从《诗经》的歌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各种天气现象已有明确的认识了。许多天气现象的概念正确，还表达了一些天气现象之间的关联发生的因果与过程。
　　聚落与城址选择，居住区规划的记载
　　《大雅·公刘》是颂周文王十二世祖先公刘的功绩。他带领周族迁居于豳地。“笃公刘，既溥既长，即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他“陟则在巘，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公刘带着周人到豳后，便去察看地形，先择聚落居址。他爬上山顶，又下来站在平地上，选择水源丰富、地形宽敞的地方，百泉在这里涌出，小河在这里经过，背靠山冈。就让周人在这里安安稳稳地住下来。在山的南坡开垦与整平土地，引泉灌溉。在较高的台地上建造城池和房屋，在这高台地附近有一块大平地，以资耕种。诗中的“即景乃冈”是在山冈上立圭表以测日影，定一年四季日影的长短。由此诗反映出来，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我们的祖先已能立表测向，由此“相其阴阳”“度其夕阳”。用此测定方向、测定一年四季。公刘时代已能选择农业发展、城市建筑的地理环境。
　　另外，《诗经》中说：“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则是用恒星的位置来判别方向的。
　　关于大地形状的概念和地壳变动的思想
　　《小雅·十月之交》里记录了周幽王二年（前780）所发生的大地震：“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举崒，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与《史记·周本纪》记录这一年“周三川震，……三川竭，岐山崩”在时间和地震现象上都是吻合的。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反映了当时已有“天高地厚”的思想，是大地形状观念的反映。
　　在《诗经》里，不同地貌类型已形成了概念化的名称。如“山”、“岗”、“丘”、“陵”、“原”、“隰”、“洲”、“渚”等等。对其上有植物覆盖的叫“屺”；没有草木的称为“岵”。根据地表形态的不同，又在类型名称上冠以形容词。如“顿丘”是单独一个山丘；“阿丘”是偏高的山丘等。这表明那时人们对地表形态已形成粗略的分类概念了。另外，对于湖泊和沼泽，也有了不同分类，如“沼”、“泽”、“寒泉”、“肥泉”、“槛泉”等概念。
　　地形与植物相互关系的记载
　　《邶风·简兮》中记载：“山有棒、隰有苓。”《郑风·山有扶苏》中说：“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唐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扭；山有漆，隰有栗。”《秦风·晨风》中说：“山有苞栎，隰有六驳；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秦风·车邻》中说：“阪有桑，隰有杨。”这些都是记录了植物群落当中一种植物出现必有另一种伴生。《诗经》中创立了“乔木”、“灌木”的名称。《周南·葛覃》中说：“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周南·汉广》中说“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小雅·伐木》中说：“伐木丁丁，鸟鸣婴婴，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此外，诗经还首记了植物的寄生现象：“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茑与女萝，施于松上。”
　　留下了大量的地名
　　据孙关龙同志研究，“《诗经》中的地名，大致可以分为山名、水名、城邑名和国名四类。”山名与国名、城邑名不同，它比较稳定。今天可以确考的有“南山”（今山东曹县东南曹南山）、“终南”（今陕西西南的终南山）、“敖”（今河南荥阳敖山）、“岐”（在陕西岐山县）、“旱”（今陕西南郑县）、“梁山”（今北京石景山）、“泰山”（今山东泰山）等17个山名，对于研究我国对山地的开发，是有意义的。
　　《禹贡》
　　周代竹简文献广泛应用与流传，为地理知识的系统积累和地理著作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禹贡》是我国古代文献中一篇具有系统地理观念的著作。它是中国最古老的区域地理的一个光辉典型。在中国几千年来传统观念中，《禹贡》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地理著作，在世界上也是极古老的区域地理先驱。
　　《禹贡》地理内容
　　明确的地理概念，简洁的文字叙述《禹贡》在纷然并陈的地理现象中，抓着了最基本、最关键的地理事物，提升为一种概括的地理概念，用简洁明确的文字表达出来。全篇仅有1193个字，就把当时知道的全国地理概貌：政区区划、疆域轮廓，到农业、物产、贡赋的内容，从经济利益出发，分区表达出来了。又将山脉、河流、土壤、田地、道路也作了系统叙述。最后还通过地理观念表达出作者的大一统的政治理想。
　　分区论述的结构《禹贡》把全国划分为九州，是原始地理区划的先驱，后代儒家把“九州”认为是“夏制”，对我国几千年来的地理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九州”的行政疆界，实际上是以天然的山（岱、华、荆、衡等），河（河、济、淮、黑等），湖（大陆、雷夏、大野、彭蠡、云梦、荷泽等），海（东海、南海、北海）来作为政区界线的标志的。所以，它较仅按方向、道里来决定位置的地理思想已大大进了一步。这九州的划分是：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
　　兖州：济、河惟兖州；
　　青州：海、岱惟青州；
　　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
　　扬州：淮、海惟扬州；
　　荆州：荆及衡阳惟荆州；
　　豫州：荆、河惟豫州；
　　梁州：华阳黑水惟梁州；
　　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叙述从冀州开始，依次是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每州分叙其山川、湖泊的治理经过，土壤的颜色、性状、肥沃程度，矿产，畜产，手工业品，特殊的物产品，田赋的等级和贡品的名目。运输这些贡品的水运路线。在有的州里还讲到少数民族。陈述有条有理，简明概括。然后是“导山”、“导水”部分和体现当时世界观的四方之极为结尾。
　　突出地区特点自然地理的区域特点是建立在萌芽状态的土壤分类、农业分区、自然景观特点的认识基础之上。并以此决定田地与贡赋等级。
　　九州土壤、田赋等级简表
　　州名今省区植被状况土壤状况肥力等级田赋等级现在土壤对照冀州河北、山西白壤厥田惟中中厥赋惟上上盐渍土兖州山东西部草惟繇、木惟条黑墳厥田中下厥赋贞灰棕壤青州山东半岛白墳、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灰壤及盐渍土徐州苏北及皖鲁边区草木渐包赤埴墳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棕壤扬州江、浙、皖南草惟矢、木惟乔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海涂、湿土荆州湖南、湖北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湿土、海涂豫州河南厥土惟壤、下土墳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石灰性冲积土梁州四川、云南东北、贵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无石灰性冲积土雍州陕西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淡栗钙土《禹贡》把九州的土壤进行了恰当的分类，指出它们的颜色、性状和肥力及一些州的植被类型，并用统一的标准来规定各州的田赋、肥力等级。这一系统的、原始的土壤植被分类，开了农业区划研究的先河。
　　最早系统的经济地理记载物产的地理分布与流通情况，是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禹贡》把当时九州范围内，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人们加工于自然所出现的典型产品，分区列出，并叙述了流通情况，反映了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知识。
　　如兖州，“厥贡漆丝，厥篚（圆形的盛物器）织文”。兖州某些地方出产漆、产丝。又出产精美的竹编手工业品。手工业、丝织业发达。工艺水平较高，能织有花纹的锦缎。
　　青州，“厥贡盐、絺（葛纤维织成的细布）、海物（海鱼、海产）维错（不止一种，错综复杂）。岱畎（出产于泰山色彩美丽的鸟）、丝（桑蚕的丝）、枲（大麻、麻布）、铅、松、怪石（特殊的山石，如滑石、紫石英、白礓石等）。”“菜夷（古代山东的一民族）作牧（耕种和畜牧），其篚酓（柞蚕）丝。”
　　徐州“厥贡惟土五色（五色土为古代帝王作仪式之用），羽畎（鸟羽山山谷出产美丽羽毛）夏翟（五色的雉羽），峄杨（峄，山名，山东峄山的杨树），孤桐（做琴瑟之用），泗滨浮磬（今徐州市东南五十里有石在水旁，水中见石，此石可为磬，故称石磬。又声音轻越的磬出产在泗水、滨水之畔）。其篚玄（黑色）纤（为绸）缟（为绢）。”
　　扬州，“厥贡惟金三品（三色铜）、瑶（美玉）、琨（美石）、筿（小竹、细竹）、簜（大竹）、齿（象牙类，也泛指动物骨骼）、革（皮革）、羽（鸟类的羽毛，如孔雀羽毛等）、毛（旄牛尾，用作舞饰或旌旗之节）、惟木。岛夷（海岛民族）卉服（草编的衣服）。厥匪织见（用竹筐盛着锦缎），其色桔、柚锡贡（锡贡，有命乃贡）。”（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青、白、赤三色铜）、杶（即椿）、干（柘木，作辕用）、栝（柏叶，松身桧树）、柏、砮（可做箭头的石料）、丹（丹砂，入药用）、帷箘（一种竹子）、簵（一竹子）、楛（一种树或苦竹）；包匦（包装的箱子），菁茅（入薰炉，供祭祀用的茅草）；厥篚玄纁（浅红色、黄赤色的染料）、玑组（玑是珍珠之类的宝物，组是头饰）。九江入锡大龟（锡为稀，意为不常贡有命乃贡）。大龟，《史记》载：“神龟出于江、淮之间。”
　　梁州“厥贡（美玉或黄金）、铁、银、镂（钢）、砮、磬、熊、罴（棕熊或马熊）、狐、狸、织皮（兽毛织成的粗布）。”
　　雍州，“厥贡惟球、琳（球和琳都是美玉）、琅玗（像珠子一样的美石或传说中的宝树）”（顾颉刚注释《禹贡》）。
　　从上述物产贡赋当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贡物特产的分布，各地高档产品及统治集团的消费品种等地理情况。
　　我国最早的水运交通系统网络的记载冀州：夹右碣石（一说在河北昌黎；二说在今北京西山；三说在今河北藁城，渤海之滨）入于河。
　　兖州：浮于济（从古菏泽钜野泽小清河为济水故道）、漯达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河。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沿江入海再入淮，再入泗）。
　　荆州：浮江、沱、潜、汉，逾（转陆）于洛，至于南河。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
　　梁州：浮于潜（汉水支流，湑水、褒水均可称潜），逾于沔（在陕西省，为汉水上游）入于渭，乱（绝河而渡为乱）于河。
　　雍州：浮于积石（指甘肃临夏市西北的小山，俗称小积石山），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渭水以北，朝邑西南，渭水入河处称“渭汭”。禹贡时代有两条路线：①从小积石山航行东至西河入龙门；②经沣、泾、漆、沮西下至渭汭入河）。
　　从上述水运系统的网络看来，禹贡时代黄河不仅可以通舟楫，而且以黄河为中心，把全国的水运网，连络起来了。
　　全国最早的山系记载“导山”部分，专论山岳，九州以内的山岳形势，地势高低，记述得很清楚。西高东低，西部山脉集中而东部山体分散。这是《禹贡》叙述山脉的总体特征。依此特征，也自西至东叙述得有条不紊。
　　北支在渭水以北，始于岍（陕西陇县西南）、岐（陕西千阳县西北）、荆（陕西朝邑县西），中经壶口、雷首（陕、晋之间）、太岳、砥柱、王屋（晋南）、太行、恒山而至碣石。
　　第二条，从渭水南岸的西倾、朱圉、鸟鼠至太华（陇陕）开始，中经熊耳、外方、桐柏（豫西）而至陪尾（鲁南）。以上山峰都在黄河南岸。
　　第三条，始于蟠冢（陕南），中经荆山，内方而至大别山（鄂、皖）。以上都在汉水右岸。
　　第四条，从岷山起，经衡山（湘）至敷浅原（赣北）。
　　以上四条山脉井然有序地表叙了黄河中下游及汉水、淮河之间山岭的概要分布。这一山脉的认识体系统治了中国山系思想界达几千年之久。汉儒提出“三条四列”说，将岍、岐至碣石划为北条；将西倾至陪尾定为中条；将岷山至敷线原定为南条。蟠冢至大别划为中条的分支。宋儒又提出三大龙脉，都承继于《禹贡》，这些观念都作为经典里的神圣观念，形成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河山观。直到17世纪，徐霞客通过亲身考察，才进一步地订正了它。
　　全国最早的河流系统记录“导水”部分是叙述全国水系的专文。先从上游开始，西方的弱水和黑水为第一条。中原的黄河作为第二条叙述。第三条是江和汉。第四条讲的是黄河以南的支流，渭、洛二水。先叙述北方的河流，后叙述南方的河流；先上后下；先主流、后支流的排列原则。但《禹贡》对南方遥远地区的弱水和黑水，往往叙述错了。基于对中国水系的总体认识，经几千年到宋代进而演化为“三大龙脉”，成为儒家的经典观念。
　　政治理想的表达《禹贡》中的“五服”部分：“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实际是把当时政权所在地设计成世界或宇宙的中心。是一种古朴的、理想化的行政制度，是原始的大一统政治理想的体现。它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有积极作用。
　　“四至”说与当时地理视野的极限在中央政府之外，甸、侯、绥、要、荒各服五百里。最后的地理视野到了：“东渐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及、以）声教讫（终止）于四海”，东面是大海，西边是流沙，南方和北方没有明确的界线，仅达到声威和教化终止的地方。这是真实而科学的地理观念。但在陆地的边缘，也即“四方之极”又似乎可以到达、终止于“四海”的边缘。
　　《禹贡》成书时代的讨论
　　《禹贡》是中国远古时期的地理著作，其内容如此完整、系统和丰富，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著作呢？在中国历史上，研究《禹贡》的经学大师：伏生、晁错、孔安国，一直到明、清时期的王夫之、顾炎武等人都研究过《尚书》和其中的《禹贡》。近代学者如夏纬瑛、石声汉、夏鼐、郑晓沧、童书业、李亚农、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徐中舒、王成组、辛树帜、史念海等先生，都发表过研究意见。意见分歧、陈案重重，今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种，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将《禹贡》列为夏书。认为此书是禹本人或禹时代治水功绩的一份记录。其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
　　第二种，儒家学派的学者，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一直把《禹贡》看成是圣人大禹的手笔，千年之后又由圣人孔子编定，因此就把它推崇到绝对尊严的地位，称为“经典”，即便后世学者觉察到其中的错误，也不能轻言易改。不然就会以“亵渎神圣”，招至杀头之祸。
　　第三种，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和现代辛树帜等认为《禹贡》成书于西周时代的文、武、成、康全盛时期，是当时太史所录。即成书于公元前1185年至公元前952年间。主要理由是：
　　其一，《禹贡》九州为西周时的疆界。殷的疆域较此而小，仅以淮水流域为南界。春秋以后，南方已有更远的开发，疆域又较此扩大。《禹贡》九州是西周时的规划，“决不是春秋时期，也不是孔子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期的学者所著”。
　　其二，不是西周的大一统，决不能出现九州这样多的物产。西周时的作品，如《诗经》中的“大雅”、“小雅”及《周书》、《国语》、《左传》所记载的物品与《禹贡》所记载的物品差不多。因此，《禹贡》成书应在西周。
　　其三，导山路线是周初国内陆路交通干道的路线。“导”为刊水治路，以通行旅的意思。第一条交通干道是由岍和岐到荆山过河（黄河）。第二条由壶口、雷首到太岳，被王夫之称之为“河东之道”。第二条由砥柱、析城到王屋。第四条由太行、恒山到碣石入海，被王夫之称之为“幽、燕之道”。第五条由朱圉、鸟鼠到太华，一绕丰、镐的西北，被王夫之称之为“渭北之道”；一绕丰、镐的西南，被王夫之称之为“关西渭南之道”。第六条，自熊耳、外方、桐柏到陪尾，一绕洛邑北面，向东北展开，为“河北之道”；一绕洛邑南面通向东南，为“洛南楚塞之道”。第七条由蟠冢到荆山为“汉南、易北之道”。第八条由岷山到衡山过九江到敷浅原的“川、湖之道”。西周时代的这九条干道也被其它文献所记录。
　　其四，《禹贡》的物产中也出现了“铁”和“钢”，有的学者以此为《禹贡》成书较晚的论据。中国最早的铁器记载始于公元前513年（昭公二十九年）。晋国一鼓铸铁480斤，铸造了铁鼎。考古发现铁器的使用上至公元前708年（桓公四年）。铁制的武器有周初的。总之，铁器的使用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
　　和这种认识相近的有日本学者小川琢治。他认为《禹贡》是记录周室开国百年后，王都与围绕着王都的行政状态的可靠记录。所以要知道古周室文化达到什么程度，除此数千言之书，尚未有可信凭的文献。
　　第四种，清末康有为以及今王成组等人认为：《禹贡》的编写基本上是周游列国、博学多才的孔子。他依照春秋时代的地理范围和生产条件写成的。成书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他所规划的九州，要比现在了解的夏文化的分布范围宽广得多。说《禹贡》为孔子手定的理由是：
　　其一，公元前280年是孔子死后200年左右，此时，《尚书》早已风行一时、广为流传。《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假如《禹贡》成书于战国时，突然加入到《尚书》中，当时战国学者怎么不提出怀疑和指责呢？《尚书》是孔子编定的书，西汉还有古文本和今文本的流传，《禹贡》是其中的一篇，也为孔子定稿。
　　其二，九州之中，雍州的得名足以表明《禹贡》写作于秦国在公元前677年徙雍之后不多久。此时是孔子将要出世之时。
　　其三，《禹贡》对于楚国南部和吴越地区的山川，认识模糊，正是足以证明写作的年代较早。
　　第五种，顾颉刚、侯仁之等提出，《禹贡》“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前期的作品。”成书年代“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顾颉刚《禹贡》注释）作者可能是秦国人。这就比“大禹手书”说拉下了近两千年。比“西周”说拉下了七百多年；比“孔子编定”说拉下了二百多年。此说的主要根据是：
　　其一，认为九州是在战国的情势下产生的。九州和五服分内外两部分说，要到战国中期才有可能出现。《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为荆州，楚也。北为幽州，燕也。”这样，中国领土的幅员和疆域，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禹贡九州的地域。《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的疆域概念。
　　其二，五服制度在西周时代实行过，到战国消亡；九州制度是由战国开始酝酿，到汉末而实现。《禹贡》里把落后的制度和先进的理想一齐记录下来了。因此，此书写于两种制度交替之时，更合乎情理。
　　其三，夫差开的人工河道，距《禹贡》时代已远，所以《禹贡》作者的记叙中，把它当做了自然河道了。也即沟通泗水和济水之间的运道，是战国时吴王夫差所开，《禹贡·徐州》里记为：“浮于淮、泗，达于河”，忘记了它是人工运河。
　　其四，中国之由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梁州的贡物有铁和镂，亦即边远地方出产钢、铁，这只会是战国时期的书。
　　其五，《禹贡》中大一统的思想这般浓重，应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思想准备。
　　第六种，新近史念海先生提出《禹贡》“为战国时期的著作，其成书年代不应早于公元前482年，亦即周敬王38年和鲁哀公13年，吴晋黄池会盟之年。……这是最早的极限，……还应在公元前403年之后，……即周威烈王23年三家分晋之后。……《禹贡》成书当出于魏国人之手。”其理由为：
　　其一，徐州的菏水是《禹贡》成书年代的最早极限的标志。《禹贡》中说：“浮于淮泗，达于菏。”菏水是一条大致东西向的人工河道，是吴王夫差和晋侯在黄池会盟而开凿的。吴晋黄池之会是公元前482年，《禹贡》中记录了这条河，必成书于此年之后。
　　其二，“扬”和“越”乃是字的声转，实质相同。越灭吴在前473年，下距三家分晋尚有五十多年。《禹贡》九州中列入影射越国的扬州，说明其成书年代不能上推到战国之前。《禹贡》冀州影射的是三家分晋之后不久，著作年代不能早于前403年。
　　其三，“西河”的名称是魏国人的口吻。“西河黑水为雍州”出自魏人。《禹贡》运道中心的都城是魏国都城——安邑（河南夏县），这里也是先前的禹都。《禹贡》也就假借这个传说中的禹都，绘制以安邑为中心的大一统事业的宏图。
　　以上六种意见，都各自有一定道理，尚待深入研究，方可定论。
　　《山海经》
　　在我国古代的典籍中，《山海经》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全书虽说只有31000多字，却是包含着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植物（包括生态习性、医疗攻效）、矿产（包括产地、色泽、性状等）、医学、宗教等多方面的内容，保存着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是研究我国上古史的重要文献。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神话史、民族史、医学史的学者，探祖寻源都要研究《山海经》这一部书。
　　现在流传着的《山海经》是汉哀帝刘欣建平六年（前6）刘秀（即刘歆）承袭父业任“秘书”之职，校阅宫廷珍藏的秘籍时发现的。刘秀对此书评价甚高，并将“山海经三十二篇，今定为十八篇”上呈奏朝廷。此后才有抄本流传于世，共十八卷，分《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和《大荒经》五卷。
　　作者和时代
　　《山海经》的成书时代，历史上早有不同的说法。确定其成书时代，对于认清它在中国古代历史及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地位，有重要意义。现在通行的说法，认为他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一时之作。对其成书于何时，有以下几种主要说法：
　　第一种，自西汉刘秀（歆）以来的正统说法，认为此书是大禹、伯益所记，而且：
　　“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人民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分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名者也。”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东汉班固的《汉书》都承继此说。著名的东汉学者王充也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间作《山海经》。”都同意《山海经》为禹、益作著。
　　第二种，近几十年来，《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引起热烈讨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认为《山海经》中的《山经》出现最早，主要论证了《山经》成书年代比《禹贡》还早，说：“若《禹贡》出于战国之季，则《山经》之作，其在战国之初，或春秋之末。”举出如下证据：
　　其一，“《山经》作者确认四方有海，凡其所道之五方，胥居一大洲之上。”“古人屡称四海者以此，知实为古之地理概念。《禹贡》作者则已知惟东方有海，故青、徐、扬各州各以海表州。其结尾全曰：“东渐于海”。舍南、西、北而不言，此真地理学识之大进步，突破了古代之幻想者也。”
　　其二，“《山经》流沙之名，原不专属于某方”，“此种观念，即承认四方有海而来。盖海滨皆有沙洲，所谓流沙者，即沙洲之异名耳。”而“《禹贡》作者，已打破此旧观念，遂以流沙之名，专归于沙漠，而属西方。”可见《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要比《山经》作者准确和进步。
　　其三，“《禹贡》之南界为衡阳，其取以表州界之四山为岱、荆、衡、华。衡山之地位如此重要。《山经》作者对东方的认识是极为模糊，而犹知有泰山。又西山以华山为首，中次八经以荆山为首，与《禹贡》之分雍、梁，荆别豫荆者，其观念甚相似。独衡山既不见于南山经，又不见于中次十二经，何也？予因以知《禹贡》南之衡山，盖楚杯南境之结果，当作《山经》时，河汉间山犹未尝闻其名也。”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顾颉刚先生认为《山经》早于《禹贡》。但顾先生最后说：“古人著书，恒不出于一手，成于一时。《山经》定形之期，或未必远早于《禹贡》。至其胚胎之期，则断之高于数百年也。”
　　第三种，以王成组先生为代表，认为《五藏山经》是战国后期作品，成书比《禹贡》要晚，是《禹贡》几种地理概念的发展。提出的理由为：
　　其一，《山经》此种“专题的长篇著作，显然是战国时代兵家、农家、医家等各部门先后编著专著，争鸣成风的条件下的产物。”
　　其二，“对诸多矿产的关心，显然是继青铜文化之后，铁器开始盛行时代的作品，铜铁在各种金属中产地比较多，而出铁之山更多于出铜之山，相当符合战国后期采矿业发展的倾向”。
　　其三，“大量的山名水名，山名之多仍然比较《管子·地数》篇提到的出铜之山还少一点。《五藏山经》的山数总计，只有《地数》篇出铁之山的八分之一。”
　　其四，怪物、怪人是作者想象臆造。产生的时代“正是战国后期的方士在大力宣扬神仙怪异和长生之药。”
　　其五，地理思想上“《五藏山经》显然受到《禹贡》的影响，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有关河流发源地的新资料。”如，山列远较《禹贡》为详细，且有方向里程，并将《禹贡》大小水道发源地具体化等等。
　　在以上三种看法中，现在一般很少有人坚持《山经》出于唐虞之际的第一种看法了。我们认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第二种看法，比较客观，《山经》对长江及长江以南的地方，地理概念就十分模糊了。对长江也只朦胧认识，而《禹贡》对扬州、荆州、梁州已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地理概念比《山经》确切。
　　《山经》虽记载了五列山，但其中较详尽且较准确的仅是北山经、西山经与中山经的一部分。这些地方大约是今日的黄土高原、汾渭谷地、河南境内黄河下游一带。而南山经记载模糊，东山经难于确考，西山经西部神话明显增加。可见《山经》作者的地理观念中，比较清楚的仅是黄河中、下游一带。《禹贡》则不同，其描述的地理区域范围显然比《山经》为广，所用的地理概念准确，语言明晰。《山经》则较《禹贡》地理概念原始，成书在前可能性大。此书又不出于一人之手，非一时之作，使其成书年代增加了复杂性。袁行霈先生研究认为“如果肯定《禹贡》是战国末年的作品，那么，《山经》必完成于战国中期以前。这是它的下限”。又说“大致可以肯定《山经》是战国初期或中期的作品。”
　　《海经》部分，现在一般认为是西汉时期的人所作，而《大荒经》补进《山海经》中则更晚。它很可能是汉哀帝时期被刘秀将三十二篇删为十八篇中删除来的材料，到东晋郭璞时又重新整理纳入其中。
　　《山海经》的性质
　　由于《山海经》成书时代古远，书中又记载了很多内容，有些内容不易被后世读者理解，后世研究者对此书的性质也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认识：
　　其一，认为《山海经》是巫书，书中的内容仅有神话性质。历来有一些学者认为《山海经》的内容，“恢怪不经”、“离奇怪诞”，是神话，是臆造。西汉司马迁最早提出来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汉书·艺文志》将它列入“数术略·刑法家”，实际认为它是巫书。最早注释《山海经》的郭璞也说过：“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垮，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中有：“精卫御微术，将以填沧海”之句，及“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之句，都是把《山海经》看做是神话故事书。到了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四部正譌》）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总录提要》的纪昀（晓岚）说《山海经》，“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鲁迅也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闻一多、沈雁冰等人也把《山海经》看做是神话书。新近袁柯先生撰文也说：“《山海经》自身的内容，有力地证明了它是古代的一部巫觋之书。”
　　其二，认为《山海经》是“圣贤遗事”，是科学书，是可信的地理书、博物书。西汉刘秀校《山海经》，上表呈朝廷时说此书“可以考桢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谣俗……博物君子不可惑焉”，又说此书“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简直将之当成真实的地理博物记载了。晋代郭璞继刘秀之后，也十分推崇这部书，认为它是可信的地理记载。他批评不信此书记载的人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誇，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及谈《山海经》所载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此后的目录书，大多把它列为“史部地理类”，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都将之列为史部。清代毕沅《山海经新校证》、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任元德《山海经为地理书说》、高去寻《山海经新评价》和孙青元《山海经时代的社会性质初探》等都认为它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地理书。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也说《山海经》“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关于古人是怎么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天然物质的知识。”他还将《山海经》中的怪物和古希腊神话中的怪物进行了比较，认为这可以探索人类文化起源的渊源，提供有用的材料。而近年以来，又有学者提出，“海经”中有的自然环境的描述与美洲的自然环境、山系、动植物相仿佛，对《山海经》中一向被认为只有神话意义的部分，提出了新看法。
　　其三，认为此书既是神话书、巫书，又是科学书。顾颉刚先生认为：《山海经》是“合着记载和想象的一部地理书。”袁柯先生认为：“《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袁行霈先生认为：人类早期的文化工作者就是巫与觋。人类早期对世界的认识就是神话之中包涵着真实，在真实之中包涵着神话，因此《山海经》是科学书同时也是巫书和神话书。其论据是：
　　阶级一出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形成最初的分工，掌握文化的人便是巫。巫在社会上相当于文化人，地位很高。《国语·楚语》上说：“古者，民神不杂……其知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觋是那时的文化阶层，他们是沟通上天和人间的“使臣”。最初的占卜、历数、医药、祭祀都由巫来管理。“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那时，“巫、祝、卜、史”本是一体，为了祭祀，巫祝必须熟知山川名号，了解各山之神以及各地的物产、特产。他们参与国家的庆典、祭祀、决策活动，必须有广博的地理、博物知识。古代祭祀活动，规模十分庞大，祭品包括殊方珍异，由巫管理。总之，古代巫的社会地位重要，他们人数很多，分工较细、分别通晓神话、祭祀、占卜、舞雩、地理、博物、医药等多种学问，而《山海经》为巫觋根据远古传说记录下来的一部巫觋之书，为他们施行巫术时参考，同时也记录下了古代许多真切的知识。
　　《山海经》的地理知识与地理观念
　　《山海经》记录了许多朴素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动植物、矿物种类及其分布等知识，在地理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我们可以根据其中的记录，探讨当时的地理知识与地理观念。今简要归纳如下：
　　其一，《五藏山经》的地理范围：东南至会稽，西南至邛崃，西北至青海、新疆的天山，东至泰山，北边似乎越过河套到内蒙古高原或西伯利亚，中心区域大体包括越、楚、蜀、秦、郑、晋、燕、齐等国疆域。《海内经》主要记海中和沿海边远地区；《海外经》记四海之外的国家和地域。
　　其二，《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五藏”意为“五列”或“五域”，是分山列和区域来叙述当时所认识的全国山脉的。在作者心目中，以位于今河南西部的“中山经”为世界中心。对这区域的山脉叙述最详细，分为十二次山经来写。四周是西山经、南山经、东山经和北山经。也分别分为若干个次山经来写，最少有三个次山经。在作者心目中，它们共同构成大陆，大陆的四周被海水包围着，四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是荒远之地，就构成了世界。每一次山经的叙述大致也有一定的规律，山名、里程、植物、动物、水系、水生动物、矿产等项是基本的。大量的古代山名、河名对今天历史地理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其三，《山海经》中已有“四极”的观念。“四极”又称为“四隅”、“四陬”，在作者心目中，世界是有极限的，可以测量的。《五藏山经》既不称州名，也不称国名，似乎没有政治地理观念，而只讲自然山川，这证明它保有较原始的地理认识。
　　其四，《五藏山经》的末尾说：大凡“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实际上，列出名称的山只有460座，水名记载了260余条。国内一些学者，如侯仁之、谭其骧、王成组等把山经所提到的一些山名和水系绘制成地图，与今天的山、水分布图相对照。《山海经》作者熟悉的中山经和西山经，描写详细，也较准确。南山经他们不熟悉，描写粗略，臆想的成分也加多。如中山经记述了208座山和84条河，北山经记述有88座山和79条河。西山经记述了78座山和56条河，这都是较为熟悉的地方。而东山经和南山经作者不熟悉，记载的山河较少。
　　其五，《五藏山经》中记载了大约140多种植物的名称，并进行了一些植物形态的描述。其中木本、草本植物名称各记录都约70余种。以中山经中的植物种类记录最多，约180多种次，其次是西山经，约150多种次。北山经约记录了30多种次，东山经和南山经植物记载较少。这140多种植物中，有一部分可以和今天的植物对照出来。如：木本植物中的松、柏、桑、漆、榕、竹、樗、桢等。草本植物中的菅、杜衡、芍、门冬、少辛（细辛）等。果树中的桃、梨、李、杏、梅等。另外《五藏山经》还对植物中的根、茎、枝、叶、花、果等形态描述。这反映了当时植物学的知识已相当丰富。有一些植物还记录了药用功效。如“萆荔食之可以医心痛”；“椶枬食之医疥”；“彫棠食之医聋”等等。这样的药用植物记载约有50处。这在植物地理及中药史上有一定意义。
　　其六，《五藏山经》中出现了200余次动物名称，分别记录了112种不同的动物。这部分内容，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些名称，今天看来是稀奇古怪的，动物的形态描述也难于令人置信。而且往往见到这些动物时，记录说会“天下大穰”或“天下大兵”“天下大水”等等。有人认为这些动物描述，科学意义不大，神话成分居多。但若剔去那些荒诞的部分，就是我们熟悉的动物。它们不外乎是猿猴类（灵长类）、偶蹄类、狐犬类、虎豹类、鼠类、飞禽类等动物。似牛的动物有18种，出现40余次。似鹿的动物有10种，出现31次，似虎豹的动物有11种，出现27次，似狐犬的动物有20种，出现20次，似羊的动物9种，出现20次。出现较多的有麋、虎、豹、牛、鹿、羚羊、犀、兕、象、马等。现在犀在中国已绝迹了。象当时分布在中山、南山和西山区域，今天分布区已大大缩小。当时气候较今天暖湿。沙漠之舟的骆驼在北山经里出现过两次。东次二经提到犰狳，是否与南美洲的犰狳相似，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此外记载的动物还包括鱼类、蛇类、腹足类、两栖类等。这些动物及其分布区的记载，实际上也是珍贵的科学资料。
　　其七，《五藏山经》中有大量的矿物记载。玉出现有154次。非金属有垩、雄黄、文石、赭等十多种。金属有金、铁、银、赤金、赤铜、锡、赤锡等十数种，产地记录有170多处。这是珍贵的矿产地理资料。
　　其八，一些自然地理现象的记载与描述。例如关于华山的险峻，《山海经经》记录为：
　　“太华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山海经·西山行》）如此果断地抓着华山最重要的特征，形象地反映出华山的地理面貌。
　　又如关于河流季节变化，对教水记述入下：
　　“教山……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是永冬干而夏流，实惟干河。”（《山海经·北次三经》
　　教水是一条注入黄河、冬干夏流的季节河。
　　“小咸之山，无草木，冬夏有雪。”（《山海经·北山经》）这些记载都是对自然界科学观察的结果，有一定的地理意义。
　　其九，末尾点出此书的意义，原文为：
　　“天地之东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穰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锻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山海经·中山经》）《山海经》的意义在于从生产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从生产中获得的地理知识，也要应用于社会、国家的经济建设。总之，《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科学知识的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总结，仅将之归入异闻小说是不够的。
　　《管子》
　　《管子》一书是我国先奉诸子中著名的典籍之一。它非出自一人之笔，非一时之书。其中的一些作品，写成的时间相差可能几百年。此书托名春秋前期的大政治家管仲所作。他曾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之成为五霸之中最早的一个霸主。管仲名夷吾，号仲父（公元前685—公元前645年），颍上（今河南登封西南）人。他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其思想和作为，在那个时代堪称楷模，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所以他死后就有可能有人假其盛名著书立说。《管子》一书，是记录他的言行和发挥他的思想的书。其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因势利导、因民善俗地发展经济，以求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管子》一书虽非管仲所作，但它确实保存下了那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医药、地理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末年刘向校阅宫廷所藏古籍中有关文献，“共得五百六十四篇”。他校删重复，定为九十六篇。不久又佚散十篇，仅留八十六篇。此书的体裁分为问答和叙述两种方式。这里，仅将其中有关地理知识和地理思想的内容提出来，作简要介绍。
　　对地图的作用和内容的叙述
　　在《管子·地图》篇中，一开头就指出地图的重要作用和当时地图中的一些内容：
　　“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轘辕（关名，河南偃师县东北）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
　　上文所叙地图的内容已很丰富，可以表示多种地物，地图的比例、制图的符号，都很可能有规范的符号。作图时，如果不进行一定的勘测，恐怕难于完成这样复杂的地图。
　　海陆分布的粗略认识
　　在《管子·地数篇》里，“桓公曰：地数可得间乎？”而管子回答说：
　　“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这里的“出水者”，似乎是指潜水流出来的地方，“受水者”似乎是指低凹的潴水之地。世界有多大？似乎是可以用数量衡量出来。
　　最初铜、铁矿山分布的地理数据
　　“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此之所以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刀币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管子·地数篇》）出铁的山比出铜的山多得多，这是符合实际的。反映了春秋、战国之际，对铜、铁矿产的广泛开采，在此基础上积累的地理知识。因矿产的开发，金属工具的使用，出现了货币，出现了战争武器的改进，而使得财富的分配“能者有余，拙者不足”。
　　原始探矿方法的总结
　　《管子·地数篇》说：
　　“山之上有赭者，其下有铁，山之上有铅者，其下有注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柱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
　　利用一些矿物共生的特性，先找到指示性矿物的一些明显特征，而后进一步确立贵重金属矿埋藏地的方法，大约是春秋、战国时期探矿经验的总结。
　　一些自然资源分布的记载
　　“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当武王之数。”（《管子·地数篇》）“数”是财富的意思。当时楚国的“金”分布地，齐、燕的盐，都是可以销到邻国而使国家致富的财源。
　　土地与植物相互关联规律性的记载
　　“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凡彼草土，有十二衰，各有所归。”（《管子·地员篇》）文中指出不同的土壤种类，不同高度分布的土壤，都有与之相适应的草本植物生长。“凡彼草土，有十二衰”，就是有十二种分布于高低不同的土壤之上的草类。还分别讲到平原、丘陵和山地三种不同的土地与植物生长的关系。又叙述了大平原上五种土壤的宜生谷种、宜生草木，水泉深浅。其次叙述丘陵地的高下等次、水泉深浅。其中已包涵着对高山地带性植物垂直分布简单记述。海拔2000～3000米分布着落叶松。在海拔1500～2000米，丛生山柳或山杨。1500米以下分布阔叶林。小山之侧则公布着枢、榆。此外还以小地形为例，举了从水中到陆地，从低处到高处山岗的十二种植物分布。这一观察记录是我国最古的生态植物地理记录。
　　最早的植物与水分环境关系的记载
　　《管子·地员篇》说：“叶子于芰；芰下于莞；莞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荓；荓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
　　根据夏纬瑛先生的意见，“叶”是“荷”，生长于沼泽深处；“芰”也是浅水植物，生于沼泽深水，可能是“蔆”或“茭白”。“莞”属也是浅水植物，生长在沼泽浅水中。“蒲”是香蒲，多生于浅水岸边。“苇”是“芦苇”生长于水边湿地。“蒌”是“蒌蒿”的一种，生长于旱地，也喜湿。“荓”是扫帚菜，旱生。“萧”是艾蒿，耐早植物。“薜”是莎草植物，耐旱。“萑”是益母草，耐旱。“茅”即白茅，极耐旱。这里，《管子·地员篇》依次把水生植物、挺水植物、中生植物、旱生植物，从生态环境到植物习性排列起来，表达了植物生态和水分环境关系的规律。在二、三千年前，我们祖先有这样丰富而准确的植物地理认识，是不简单的。
　　土壤的最早记载
　　《地员》篇的后半部分，专论土壤，把当时全国（主要对华北平原）的土壤分为18种之多，每种又分为5种品色，共计90品色。这18种土壤按照农林生产的肥力差别，又分为上土、中土和下土三等级、六种土壤。按土壤的颜色，将土壤分成了悉土、赤垆、黄圹、斥（赤）埴和黑埴五类。从地貌条件及海拔高度、气候、植物对土壤的影响到成土母质的矿物、地下水位等成土因素，考虑土壤的划分。在划分土壤肥力状况时，考虑到了土壤的质地，如赤垆土壤为“历、疆、肥”。“历”是土质疏松；“疆”是粘性好；“肥”是肥力高。而斥土则土壤盐碱，肥力不高，“甚咸于苦，其物为下”。对于每种土壤都说明它所宜的谷种。又将上土分三种。第一是息土，次为沃土，三为位土。用其他种类的土壤都以这“三土”相比较，定出差别，还讲到这些土壤在丘陵、山地上可以生长各种有用植物。如森林、果树、纤维植物、药用、香料等。
　　河流分类的最早方案
　　《管子·度地篇》在农业生产和水利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对河流提出了早期的分类：
　　“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引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母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地，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这里把天下的河流依其源泉所出的不同，及流入海、河、江等不同，划分为：经、枝、谷、川、渊五种类型。提出对水“因其势而利往之”的治理原则和不能久扼，若久扼则有危险的意见。这些都是符合科学道理的，反映了当时河流地理的知识水平。
　　最早提出国都城址选择的地理条件
　　《管子·度地篇》说：
　　“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下圣人也。故圣人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此所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廓，廓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
　　国都城址的选择，要在较为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之上。背有大山，左右有河流、泉水或湖泊，还要注意城内可畅通地挖修排水沟，使城内的水顺着地势排入大河。这样的城址就可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农产品来保障城市人口的衣食所需和繁养六畜、发展经济，以吸引更多的人口集中。有了这些地利和险要，还要内筑城、外立廓、廓外挖护城壕，低的地方筑堤防，高的地方挖沟渠。这样系统的城址选择理论，是实际工作的总结，很符合科学道理。
　　河曲现象的观察、研究记录
　　《管子·度地篇》中说：
　　“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挖，挖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
　　意为河流弯曲的地方，产生回流，回流和正流汇合，产生漩流，漩流湍激，在河床坡度小的地方，回流转弯平缓。河床高差大则漩流有限强的侧蚀破坏力量，于漩流之后，有的地方流速缓慢，泥沙淤积，造成河道堵塞。日子长了河流就会冲决河道，泛滥成灾。
　　上述细致地描述了产生河曲的原因及漩流产生的过程。也记述了河床坡度不同，对流速、漩流侵蚀能力的影响。一些地方强烈侵蚀，则另一些地方则会沉积。日子长了就产生河曲，甚至引起河床改道。这就记录了河流变迁的过程与规律。
　　关于物候、农日和水利的记载
　　《管子·度地篇》说：
　　当春三月，天气干燥，水纠裂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不利作土功之事，妨农焉。……当秋三月，山川百泉涌，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属，天地凑汐，利以疾作，收敛毋留。……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隙……一年四季之中的气候特点，从农事和工程的角度进行评价，准确而科学。总之，那时从自然崇拜到因生产实践的关系而逐渐地开始认识自然地理规律的萌芽。以分类的方法来认识一些地理现象，是本书的科学水平与特色。表明《管子》中的“地员篇”、“地数篇”和“度地篇”是中国部门地理著作的萌芽。
　　《水经注》
　　《水经注》是我国6世纪初的一部以水系为纲领和坐标来记述全国地理事物分布的著作。准确的方位和距离，表现了当时对地理位置记述的精确性。它在记述我国137条河流水道的古籍——《水经》的基础上补充记述，使河流水道增加到1252条，注文20倍于原文。此书实是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总结，流传到现代全书约有30余万字，内容相当丰富。1500多年来，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如林，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
　　成书的时代
　　关于《水经注》的成书时代，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其一，传统的观点认为《水经》为汉代桑钦撰，郭璞注。而《隋书·经籍志》录有：“《水经》三卷，郭璞注。”
　　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记》说：“《水经》四十卷，汉桑钦撰，成帝（前32—7）时人。”
　　而现在研究证实，《水经》所举郡县，西汉、东汉兼而有之，甚至个别的郡县，还有曹魏时期的。据此，认为“《水经》是西汉编定的书”，这一说法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其二，近些年来，侯仁之教授等依清纪昀、戴震之说，提出：“大约在三国（221～279）时候，有人写成《水经》一书……到了公元5世纪，郦道元为《水经》作注，补充记述河流水道……注文二十倍于原文。”陈桥驿教授也说：“《水经注》是北魏延昌、正光间（515～524），郦道元撰述的一部地理著作。从书名来看，它仅仅是《水经》的一种注释，但这部完成于三国时代的《水经》，内容非常简短……”。
　　其三，而王成组教授另有新见，他认为“从《水经注》的内在特征来衡量，《经》与《注》可能是郦氏“家之言。”理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序”中只说：“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闻。”据此解释，认为“全书的经、注同出于他一人之手。”为此“提出经、注全是郦氏一手编成的主张”。
　　本书基本上同意侯仁之、陈桥驿教授的观点。应该说，《水经》一书原出于汉代桑钦之手，后来到了东晋时代又由郭璞（276～324）补注校订，补的注文较少，所以东、西汉及曹魏时期的地名在经文当中都出现了一些（王先谦校《水经注》说明，巴蜀书社）。到了北魏延昌、正光间（515～524），郦道元在前人《水经》基础上，详加注释，完成《水经注》一书。
　　郦道元简介
　　郦道元（465～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现在当地还有“道元村”，原建有纪念他的祠堂。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父亲郦范随侍东宫，官至东平将军、青州刺史、永宁侯。郦范七十多岁死于孝文时期（471～500年间），由他承袭永宁侯爵位，从此走上仕途。
　　他自幼随父赴任，临抚东秦、道光海岱。旅居东齐，遍游淄水、巨洋水（今弥河）两岸山水，登临渤海之滨，以观沧海。又游淄水上游，伫立于瀑布飞流之下，涛声轰鸣，空谷传响。当他走上仕途之初，可能住在当时北魏繁华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这里宫殿楼台相接，庙宇林立、建筑宏伟、极工尽巧。云岗、武州一带的石窟寺，因岩结构、富丽堂皇、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旅行生活大大增长了他的见识、开拓了他的心胸，也彻底改变了他“少无寻山之趣，长无问津之性”（郦道元《水经注叙》叙文，孙潜夫抄补）的性格。相反，他的行动表明其“搜渠访渎”的性趣是很浓的。
　　太和十七年（493）郦道元作为孝文帝侍从，随行出巡。到了并州（山西太原）、洛阳（河南洛阳）、邺城（河南安阳北，河北磁县）、蒲地（山西蒲州渡口）、朔州（山西朔县），北面一直沿着阴山到了沃野镇。
　　之后，郦道元出任地方官，景明中（500～503）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后为河南尹，曾又代理鲁阳（今河南鲁山县）郡守。武帝延昌四年（515）任东荆州刺史。孝明帝后又招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边郡（《北史·郦范传》）他长年因宦游，北至阴山、南到汉水、淮河，西到华山，东至山东半岛、渤海之滨。其中特别是黄河流域、海河水系、汉水一带的汾水、文水、晋水、洙水、泗水、淄水、武州川、桑干河、漯水等都保留下了他地理考察的足迹。他所到之处，“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兽走过的足迹），访渎搜渠，缉而缀之。”“舟车所届”“访其民宰”，证古观今，研究地理环境的特征与变迁，为《水经注》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水经注》中许多逼真的描述，非亲身经历、实地考察是不可能的。也正因为郦道元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实地踏勘，方使《水经注》的记载弥足珍贵，“奇编奥记，往往散见”（明·朱谋玮《水经注笺序》）。
　　郦道元一生勤奋好学，清代刘继庄称他“博览群书，识周天壤。”他尤爱读《山海经》、《禹贡》、《华阳国志》等地理书籍，以及大量搜阅人物故实、山川风物、金石碑刻、地方图经等文献。广泛而丰富的文献搜集与深入实际的考察研究相结合使他获得了卓越的地理学素养。
　　在延昌至正光年间（约515～524）郦道元一度罢官家居，这时他可以有时间和精力潜心著述，《水经注》可能在这一段时期成书。他还著有《本志》十三篇与《七聘》等书，可惜都已失传。
　　郦道元为官清正、志气刚毅，办事不畏权贵，被阴谋杀害于阴盘驿（今陕西临潼县东）。他死后不久，北魏政权内部叛乱兴起，终于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他生在南北分裂的年代里，淮河以南的地方未能亲身考察，因而造成对南方水系记载的某些失误，这是值得惋惜的。最为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北魏王朝的政治疆域之内，这也是值得称赞的。
　　《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
　　《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清代刘继庄评价最为简括真切。他说：
　　“郦道元博极群书，识周天壤。其注水经也，于四渎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纪其道里。数千年之往亦故渎，如观掌纹而数家宝。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语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时经千载，读之者少，错简脱字，往往有之。然古玉血斑，愈增声价。但其书详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予谓有圣人出，经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
　　近来，《水经注》的内容和价值如下：
　　其一，《水经注》记述了全国1252条大小河流及流域区的综合、全面的地理。不仅记述了河流水系的流源脉胳，而且从地理现状一直到历史事迹都择其典型特征作了记录。内容极为丰富，文笔绚烂，体例严谨。
　　其二，本书的目的“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郦道元在自序中说：
　　“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
　　因此才决心注《水经》。《水经注》是一部我国公元5世纪全面的、综合的地理著作。它“并非单纯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记述。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空间的真实感。”
　　其三，他认识到上古的地理已很渺茫，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部族的迁徙、城市的兴亡、河道的变迁、地名的变更等等都是十分复杂的。与人文地理的事物比较起来。河道、水系的变化相对稳定，所以才决定以水道为纲领和坐标，来记述全面、综合的地理事物。
　　其四，他涉猎的文献相当广泛。注文引用的书籍，多达437种，还记录了不少汉、魏碑刻及民间采访的口碑谚语及传说。这些反映当时地理、社会面貌的珍贵资料，现在绝大部分都已亡佚，幸有郦注，才得保存吉光片羽。
　　其五，郦道元还在祖国北方亲自跋涉，探察山水风貌、寻访古迹、追溯流源。因此，《水经注》不少篇章描写逼真生动。使数千年后的读者对当时的地理景观，历历在目。所以《水经注》记录了15世纪之前的祖国综合的大量的地理信息，是研究历史地理、文学、社会发展所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其六，《水经注》是北魏前我国古代地理的总结。它一方面是郦道元个人求索真理、“访渎搜渠”的劳动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汉、魏、晋以来众多地方文献和地理著作和地理知识的集结性的成果。没有郦道元个人艰苦卓绝的访求与搜寻，不可能出现这样杰出的地理著作；另一方面，没有汉、魏、晋以来积累的丰富的地理知识与著作也不可能出现《水经注》这样杰出的地理著作。
　　总之，像《水经注》这样体制严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地理著作，产生于公元5世纪，不但在我国是十分杰出的，就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
　　《蛮书》
　　《蛮书》是现存最早系统记录西南边疆及东南半岛的综合地理专著。它以区域地理的各要素为篇章框架，分别记述了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内容。它体现了公元9世纪前后，我国区域地理研究的水平，是优秀的区域地理典范。
　　樊绰简介
　　樊绰的平生事绩、生卒年代和籍贯不详。仅从《旧唐书》、《蛮书》和《资治通鉴》中略知他在公元862年到864年间的一些经历。因此，前研究者向达教授和方国瑜教授认为樊绰仅只是蔡袭的“幕僚”、“从事”，而不取宋陈振孙、晁公武的记载，即樊绰是安南经略史说。方国瑜教授说：“樊绰从蔡袭入安南，在咸通三年二月，事败在四年二月，居留安南一年。”（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据《资治通鉴》记载：
　　咸通三年（862）二月，“南诏复寇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来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乃发许、滑、汴、荆、襄、鄂等道兵各三万人，授袭以御之。兵势既盛蛮遂引去。”（司马光《资治通鉴》）许、汴、滑等道路远，即便荆、襄、鄂等道，路也不近，大军非短期所能集结，马上就到安南前线。也许蔡袭在大军集结的同时，自己还未到达安南前线，就有所动作了。所以《蛮书》记载说：
　　“臣于咸通三年春三月四日，奉本使蔡袭手示，密委臣单骑及健步20以下人，深入贼朱道古营寨。三月八日入贼重围之中，蛮贼将杨秉忠、大羌杨阿触、杨酋盛悉是乌蛮，贼人同迎，言辞狡诈。臣却回，一一白于都护王宽。宽自是不明，都无远虑，领得臣书牒，全无指挥。”（樊绰《蛮书》卷四）为什么樊绰三月四日之行，称蔡袭为“本使”，这到不一定樊绰就仅只是蔡袭的“幕僚”或“从事”。当时朝廷任命蔡袭为安南经略史，令已下达，作为安南宣慰使的樊绰归蔡袭指挥。因此，早已在安南任职的樊绰宣慰使，接受了蔡袭密令，并于三月八日深入重围完成任务，此时蔡袭尚未到职，所以执行后向尚未退离职任的王宽汇报。
　　据《蛮书》记载：当时从安南府城（今越南河内附近）到安宁（今云南昆明附近）就需走48天的路程。若蔡袭远在湖南，朝廷二月下达任命，他三月四日是很难就到达安南，并密令自己刚带来，并不了解情况的“幕僚”、“从事”深入敌后完成重要使命去的。所以有理由说，宋陈振孙和晁公武记载作者樊绰是“安南宣慰史”，必有所本，不可轻易否定。另外，《旧唐书·懿宗纪》说：
　　“咸通三年五月，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十一月遣将军蔡袭率禁军三千会诸道之师，赴援安南。”
　　由此可知，樊绰早在蔡袭率军到达安南之前就在安南任职了。蔡袭很可能于十一月才到达安南的。在敌情十分严重之际，蔡京忌蔡袭，凑“请罢戍兵，各还本道”。王宽执行蔡京命令，因此樊绰批评他“自是不明，都无远虑”、“全无指挥，擅放军回”。十一月蔡袭率三千禁军到任，当时已“兵食皆缺，力谋两穷”因作十必死状申中书。这年冬天，南诏大举来攻，至第二年春（863）二月七日安南被攻陷。蔡袭在正月十四日已四中矢石，仍带伤作战。至二月七日又左膊中箭，战死。樊绰本人也“右腕中箭，携印浮水渡江”。蔡袭全家及部属70余人，樊绰全家及长子樊韬或战死或陷没。樊绰渡江后，可能经海门归中原。“九月十一日在藤州（今广西藤县东）”，可以确定《蛮书》十卷纂录于咸通四年（865）正月，然后于二月交张守忠献朝廷在二月。
　　樊绰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与应付南诏的侵扰有关。《蛮书》是他长期调查、了解、研究南诏国情、民情和地情的地理专书。书中包含了他对南诏地情的真切感受。书中对不甚了解的情况，都采取了慎重态度。
　　《蛮书》的内容与地理价值
　　其一，《蛮书》第一卷“云南界内途程”介绍交通。第二卷“山川江源”介绍自然环境。第三卷“六诏”介绍地区政治、军事发展历史。第四卷“名类”介绍境内民族分布、民族斗争与融合，各民族的生产水平、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等。第五卷“六睑”介绍南诏控制的中心城镇。第六卷“云南城镇”介绍外围的重要城镇。第七卷“云南管内物产”介绍各地生产、生活方式，耕作制度、土特物产品和稀珍动植物。第八卷“蛮夷风俗”介绍各民族的语言、服饰、发型、婚姻家庭、房屋建筑、殡葬礼仪等。第九卷“南蛮条教”介绍南诏的政治社会制度和军事组织制度。第十卷“南蛮界接连诸蕃夷国名”介绍与南诏相毗连的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等地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状况。总之，《蛮书》以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内容为纲，综合反映了云南以至东南半岛的山川、河流、气候等自然地理内容；农业、手工业、矿产、交通、城镇等经济地理内容和人种、风俗、民族、文化、宗教、语言等人文地理的内容。这是我国9世纪的一部综合区域地理专著。
　　其二，全书第一卷首先介绍交通。云南高原崇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交通问题已形成本区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民族人文环境的制约因素。了解本区的交通问题，也就成了掌握本区地理问题的关键。
　　这一卷叙述的第一条道路是：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经安宁（今云南昆明附近）到南诏首府阳苴咩城（今大理附近）的日程。通过记叙行程所经地点，把汉、唐以来沿途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都附记其中。这样就加深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第二条道路，叙述了自成都府至云南蛮王首府阳苴咩城之间1360公里，51站驿的概况以及沿途所经的渡口。
　　第三条道路，叙述了自邕州（治所在今广西南宁市南）至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及第四条道路，从黔州（治所四川彭水县）至阳苴咩城。樊绰实事求是地说：“两地途程，臣未谙悉”，故仅略记。
　　第五条道路，从石门（今庆符县南）、筠连入云南盐津、昭通、曲靖至拓东（今昆明）一线。此道有的记述得十分详细，补充了许多关于南诏与唐朝交往的史实，对沿途有许多逼真的描写。如樊绰《蛮书》卷十说：
　　“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到也。”
　　第六条，记录了从黎州（今四川江源县）经清溪关、泸水到今大理一线。将沿途所经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民族风俗以及史实掌故也附带作了记叙。
　　其三，全书第二卷介绍云南及东南半岛的名山大川。详于文化经济发达的滇池周围和洱海周围地区。如介绍了今昆明市区内的金马山、螺山、碧鸡山等。今大理的苍山、囊山等。对滇西及中南半岛的高黎贡山、大雪山的走向、分布、高度状况、外形结构都有清晰的地理概念。并以简练的文笔记录了这些山体的外貌和典型的地理特征，如樊绰《蛮书》卷十说：
　　“螺山，遍地悉是螺哈，故以名焉。”
　　“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相对。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山势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鸡山，石山有洞庭树，年月久远，空有余本。”
　　洞庭树又称为公孙树，即银杏树，在今太华寺，为“三异木之一”，已千余年了。书中又说：
　　“玷苍山，南自石桥、北抵登川，长一百五十余里……直南北，亦不甚正。东向洱河城廓邑居，棋布山底。西则陡绝，下临平川。山顶高数千丈，石枝青苍，不通人路。冬中有时堕雪。”
　　对其长度、高度、走向、外貌特征与周围地物关系都有精确的地理特征描述。特别是冬天有时堕雪，反映当时历史气候特征很有价值。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流水侵蚀作用已有了认识和记录，书中又说：
　　“囊葱山，在西洱河东隅，河流俯啮山根，土山无树石。”
　　这比英国地理学家郝登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早出了近一千年。
　　水，记了泸水、朱提江、澜沧江、丽水、弥诺江、外江等。对这些河流的源流分合，主流与支流以及流域内的重要湖泊，都有正确的记载。特别是澜沧江和丽水经东南半岛流入南海的记录，在我国唐代以前的文献中是很少提及的。
　　因水又附及气候。《蛮书》已对云南高山峡谷的垂直气候带有了科学而形象的记录。这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是首创的。如记录泸江江边气候终年炎热。
　　“高黎贡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左右平川，谓之穹赕、汤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气。”
　　这是说江边的气候炎热，包括冬天在内，草木也不会枯。
　　“途经此山，一驿之在山之半，一驿之在山之巅。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苦寒。”
　　冬天山顶与江边气候，形成垂直分带，山上则积雪苦寒。
　　其四，《蛮书》也记录了云南境内的城镇与聚落的分布和各城镇的建筑历史、位于所在区域的作用等。首府城市还详细记录了内部的平面布局。如阳苴哎城，意为“神京”或“紫城”。
　　“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土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甃以青石为磴，楼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门相对，大和往来通衢也。从楼门行三百步至二重门，门屋五间。两行门楼相对，各有榜，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行二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步，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客馆在门楼外东南二里。馆前有亭，亭临方池，周回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
　　在平面布局上，把王宫放到了中轴线大道尽头的中央位置。在立体布局上，王宫位于层层进深的高阶之上。城门是第一重门，由此行三百步到第二重门。又行二百步至第三重门。每一重门的两侧都有居高临下，夹道相对的门楼。它增加了入宫道上的雄伟景象，又可以做防御工事。第二重门与第三重门之间，是高级官员居住区，最后才到达“阶高丈余”的议政大厅。其后小厅是南诏王与高级官员处理日常军政大事的地方。后面是王宫居住区和再远一些是接待使臣的客馆。
　　可见阳苴咩城的平面布局，接受了我国自周代就建立起来了的建筑指导思想。突出的中轴线，主体建筑放到中轴线上、突出王权尊严等。
　　此外，在政治中心的大理盆地山水相汇的地方，依险设关城，筑起了龙首城和龙尾城。中心区的大和城（今大理南7.5公里）、大厘城（今大理喜州）、川城（今邓川县）和白崖城（今弥渡县）。为了拓展领土，又筑了拓东城（今昆明市内）。四个方向上还有云南城（今祥云）、永昌城（今保山）、弄栋城（姚安）、宁北城（今邓川北30里）、昆明城（今四川盐源县）、银生城（今景东）等。总之，《蛮书》是最早记录云南城市面貌和城镇体系的地理著作。
　　其五，《蛮书》还系统记载了云南境内的农业区和耕作制度。
　　“从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唯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小麦即于冈陵种之，十二月下旬已抽节，如三月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
　　当时滇中高原为水田、旱作两熟制。农业生产已很发达，“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不损”，能引泉水灌溉。山村“蛮地无桑，悉养拓蚕绕树。村邑人家，拓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滇西横断山脉的谷地“土肥沃，种瓜，瓠长丈余，冬瓜亦然，皆三尺围。又多薏苡，无农桑，收此充粮。”
　　其六，《蛮书》记载了当时云南及东南半岛的物产，叙述了“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的“娑罗树子”。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重要利益的盐的出产地。茶、荔枝、槟榔、椰子、甘桔、波罗蜜、青木香、获歌诺木、生金、银、琥珀、马、犀、麝香、沙牛、鹿、大鸡、象、大羊等等的出产地，使用情况，地区品种特点等，都有详细记载。如：
　　“象，开南（今景东）已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养之，以代耕田也。”
　　现在野象分布的范围已大大南移。
　　其七，本书最宝贵的部分，是关于东南半岛地理的系统记载。东南半岛的主要河流、山脉当时弥臣图（今伊洛瓦底江口）、弥诺国（今迈立开江两岸）、骠国（今缅甸）、昆仑国（印度支那半岛南部和南海诸岛，这里记载的昆仑国在今泰国境内）、大秦婆罗门国（印度）、小婆罗门国（东印度阿萨密南部一带）、水真腊国（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陆真腊国（老挝一带）距南诏日程、邻国以及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物产气候、宗教信仰、珍稀产品等。世界上有关东南半岛历史地理的古文献缺乏，本书的记载可补这一阶段世界文献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