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精神家园
　　强健之源
　　天下无疾
　　民族医疗与文化内涵
　　王新传/编著
　　现代出版社
　　版权提供：北京九州文心科技有限公司
　　序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历程，推进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推进了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文化是立国之根，实现中国梦也是我国文化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并最终体现在文化的发展繁荣。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我们要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
　　如今，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攻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面对各种眼花缭乱的现代传媒，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传承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浩浩历史长河，熊熊文明薪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中华文化曾是东方文化摇篮，也是推动世界文明不断前行的动力之一。早在500年前，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四大发明先后传到西方，对于促进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和形成，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我们要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弘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现象，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文化形态与文化风采。
　　为此，在有关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书系。主要包括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名扬世界的科技工艺、异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中国哲学、完备而深刻的伦理道德、古风古韵的建筑遗存、深具内涵的自然名胜、悠久传承的历史文明，还有各具特色又相互交融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书系的特点是全景展现，纵横捭阖，内容采取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叙述，语言通俗，明白晓畅，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韵，格调高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欣赏性、知识性和延伸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触摸和感受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中华儿女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国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
　　肖东发
　　2014年4月18日
　　目  录
　　无毒无病——千年苗医
　　药王爷爷传下万年苗药
　　巫医合一的医药活动
　　苗族医药知识逐渐丰富
　　苗族医药体系的形成
　　独具特色的龟症治疗法
　　不朽神话——雪域藏医
　　藏族医药在雪域的萌芽
　　几代赞普促进藏医形成
　　众多名医和医学名著
　　南北学派争鸣促进发展
　　藏族医药事业的繁荣
　　草原瑰宝——蒙医蒙药
　　原始萨满教形成蒙医药
　　蒙古族医学的三根五元
　　蒙古族医药发展与成熟
　　医苑奇葩——民族医药
　　神奇的维吾尔族医药
　　源于佛教的傣族医药
　　历史悠久的壮族医药
　　结缘森林的彝族医药
　　百花争艳的各族医药
　　无毒无病——千年苗医
　　我国苗族医药的发展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在苗族民间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之说，汉族文献所记的苗父，就是苗族传说中的“药王爷”。
　　在苗族医药发展史上，曾经存在一段较长的“巫医合一”的时期，后世的苗族医药外治法还有很大一部分起源于巫术。苗医认为，毒、亏、伤、积、菌、虫是导致人体生病的六种因素，简称六因。而六因归根结底都要用产生毒害力的方式才能导致人体生病，所以苗医素有“无毒不生病”之说。
　　苗医源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尤以其内病外治的疗法闻名中外，成为民族医药的一枝奇葩。
　　药王爷爷传下万年苗药
　　在古老的苗乡有条盘龙河，它的一条支流暮底河畔，河水碧绿如翡翠，清澈如明镜，山光水色交映成趣，河畔有一个山谷叫“药王谷”。
　　“药王谷”得山川之灵秀，春季，万物复苏，黄精伸展了长长的茎干，盛开紫色的花朵，芳香幽雅，美轮美奂。夏季，雾锁重楼花满径，黄黄的、淡淡的石斛花，别有一番雅致；浓绿的金银花藤蔓枝叶间，枝头绽放着金色银色的花朵，芳蕊间流淌出浓浓的馨香。秋季，金色如画，一朵朵三七绽放的花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映红了山谷和河畔。
　　一年四季，“药王谷”里到处都弥漫着树丛、兰花和草药的气息。在谷里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进行全身心“药浴”，有利于祛病健身，因此人们都说：
　　药王谷里走一遭，百病不治自己消。
　　关于这个中草药谷，还有一段美丽动人的传说：
　　民间传说中的“药王爷爷”是一个周身透明状如玻璃、长有翅、能在空中飞行的神人，他不畏艰难险阻为苗民寻找药方。
　　据说他每找到一味药都要亲口尝，药气在体内或周身串行，气串在人体哪个部位就能治疗那个部位的疾病。在湘黔边境一直流传着有关药王的歌谣：
　　药王药王，身如星亮，
　　穿山越谷，行走如常，
　　食果饮露，寻找药方。
　　其实，苗族医药当然并非药王爷爷一人所创，而是源于苗族先民的生存斗争需要与生产生活实践。
　　具有5000年以上历史的苗族，其医药起源追溯起来，经历了人类社会漫长而初始的医疗活动阶段。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原始人群的生产力极其低下，他们聚生群处，依靠原始群团的活动，在与自然界和猛兽的长期斗争中，求取生存。
　　他们集体采集，集体出猎，所得食物共同消费，过着一种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述的“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的采集和狩猎生活。
　　早在远古时代，人类祖先在生产劳动的同时，在长期同自然灾害、猛兽、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也就是在谋生过程中，即开始了医药活动。
　　如在饮食中，可因误食有毒植物的果实、种子或茎叶等而致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并发现某些植物的根、茎或果实等又可治病而使植物药萌芽。
　　又如渔猎的兴起，既为原始人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食物，像植物药一样，又开始以动物的脂肪、血液、骨路或内脏等作为治病用的动物药。
　　后来，随着采矿和冶炼时代的到来，矿物药则相继发现并摸索总结出来。这正如《通鉴外记》所记载：
　　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卜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
　　《淮南子·修务训》中也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这些生动而形象的记述概括了人类初始医疗活动及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
　　神话传说时代的苗族医药是在九黎蚩尤、三苗、荆蛮三个不同时期而积累起来的早期苗族医药文化，也称为氏族部落医药文化。
　　因此，早在5000多年前，炎帝神农氏“耕耘植五谷，训禽兽，尝百草，疗民族”开创了灿烂的华夏文明。神农既是我国医药学的创始人，也是苗族医学的创始人，《神农本草经》苗语记音的药草达1／3左右。
　　“蚩尤传神药”、“祝融传按摩强身术”、“苗药祖师苗父”、“药王传医方”等早期神话传说时代的原始医药文化是苗族医药学之源。
　　传说有一年，开化府闹了一场大瘟疫。那时开化城只有一家“马记药铺”，药很贵，有钱的人才能吃得起，穷人根本吃不起药，所以死的人很多。
　　开化城郊的西华山坳里，有一户苗族人家，娘俩过日子，小伙子叫“王宝”，以打柴为生，打了柴挑到城里去卖。这一天他砍柴来到西华山庙前，觉得很累，就坐在那里睡着了。
　　王宝刚睡着，就迷迷糊糊看见一个周身透明、状如玻璃、展翅双飞的白胡子老公公站在眼前，对他说：“王宝啊！你别打柴了，到暮底河里取一棵仙草，放到大兴寺的龙井泉里，让百姓喝这泉里的水，这场瘟疫就好了。只有你能办到，你要是不去办，开化府病死的人数还会猛增。”
　　白胡子老公公说完后，转身向东山坡飞翔而去，王宝就醒了。一看没人，似梦非梦，一想准是苗族医药始祖药王爷爷显灵了。他就空着扁担赶忙下山了，沿着“九曲十八湾”的盘龙河，来到了波光霞影、山峦叠嶂的暮底河畔。
　　王宝刚要往河里跳，一想，要是我死了呢？可他又一想，我一人死了没关系，只要能救活开化府的乡亲，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想到这里，他就一下子跳了下去。刚跳下去，一个龟身、狮爪、鳖头的老鼋就把他驮住，往顺甸河方向游去，钻进河畔悬崖下，一个汩汩冒水的大龙潭里，顺着地下阴河下沉到清澈透亮的地下湖泊里。
　　王宝下到水底世界，看到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四梁八柱的大门，有虾兵蟹将把门。这时，盘龙公主已在门口迎接他了。见到王宝就说：“王公子，我知道你来取仙草，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盘龙公主就把王宝领进宫里，准备了酒饭让王宝饱餐了一顿。吃完饭她摘下一枝仙草对王宝说：“你赶快回去，把仙草放到龙井泉里，搭救乡亲们要紧，我不多留你了。”
　　接着，盘龙公主就让老鼋又把王宝送回了岸上，王宝上去后也没回家，直接来到大兴寺里大雄宝殿前叮咚的龙井泉边把仙草放进泉水里。他见人就说：“快喝泉水，能治瘟疫。”
　　病魔缠身的人们喝了泉水，当场见效。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都来喝这清泉水，瘟疫很快就制止住了。
　　王宝为了给人民治病，仍然到处采药，但后来因为误食毒草不幸去世了。
　　盘龙公主有一天在水底接待药王爷爷时，得知王宝已中毒身亡了，忽然她想起自己还养着一枝仙草，这株仙草没有玉皇大帝的命令，谁也不许吃。
　　她想，要是摘了这株仙草恐怕性命难保，要是不摘，就没法救王宝。她就把仙草偷偷地摘下，来到了王宝家中，煮了汤，给王宝喝下。
　　这时，玉皇大帝知道公主盗了仙草，就派天兵天将来缉拿，刚要把盘龙公主抓走，周身透明、状如玻璃、有翼能飞的药王爷爷驾着红云把公主罩住了说：“你们不要伤害她，她和王宝是前世结下的姻缘，就让她变成凡人算了。”
　　这样，天兵天将就退去了，王宝和盘龙公主结成了良缘。
　　为了报答药王爷爷的恩情，王宝和公主留在当地传承传播苗家医学，成为妙手回春、悬壶济世的好郎中，夫妇俩在暮底河畔的一个山谷里种下了三七、重楼、石斛、黄精、金银花等上百种名贵中药材，免费熬制给穷人喝。
　　为了纪念苗族医药的始祖药王爷爷，人们把这个百花盛开、珍稀无比的山谷称之为“药王谷”。
　　[旁注]
　　金银花    学名忍东。“金银花”一名出自《本草纲目》，由于忍冬花初开为白色，后转为黄色，因此得名金银花。金银花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良药。它性甘寒气芳香，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香透达又可祛邪。金银花既能宣散风热，还能清解血毒，用于各种热性病。
　　《淮南子》   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时期创作的一部论文集，由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故而得名。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蚩尤   中华始祖之一，也是苗族的远祖之一，其活动年代大致与华夏族首领炎帝、黄帝同时。相传蚩尤面如牛首，背生双翅，他有兄弟81人，都有铜头铁额，8条胳膊，9只脚趾，个个本领非凡。
　　大雄宝殿   在佛教寺院中，大雄宝殿就是正殿，也有称为大殿的，是整座寺院的核心建筑，也是僧众朝暮集中修持的地方。大雄是佛的德号，因为释迦牟尼佛具足圆觉智慧，能雄镇大千世界，因此佛弟子尊称他为大雄。宝殿的宝，是指佛法僧三宝。
　　三七    又名“参三七”、“田七”、“土三七”、“血山草”、“六月淋”、“蝎子草”，古时亦称“昭参”、“血参”、“人参三七”、“田三七”、“山漆”、“三七参”等，属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特有的名贵中药材，也是我国最早的药食同源植物之一，因其播种后三至七年挖采而且每株长3个叶柄， 每个叶柄生7个叶片，故名“三七”。
　　[阅读链接]
　　在苗族民间，苗族医生们认为从古至今所用的苗药和药方都是“药王爷爷”相传下来的。不管这个药王爷爷是谁，他都为苗族医学的创立立下不朽之功。
　　药王爷爷创立苗族医药，与岐黄论医而创制《内经》一样流芳万古，共为祖国传统医药的基石，他们都是我国古代医药学的代表和医药文化的象征。
　　巫医合一的医药活动
　　在春秋时期，汉族地区巫与医已经完全分离，但经济科学文化相对较落后的苗族，却比较完全地保存了“巫医合一”的特点。
　　巫师产生于史前时代，是具有多种才能的氏族成员，掌握了比较丰富的医药学知识。苗族的巫师，在湘西称“巴对雄”，在黔东南称“相孬嘎”，在川滇黔交界区称“笃能”，女巫又称“迷婆”或“迷那”。
　　苗族医药从神农尝百草、蚩尤传神药传承下来，其中一个重要传承环节就是由巫文化孕育传衍出来的特殊医药学。巫术的内核是后世心理疗法、暗示疗法、催眠疗法、精神疗法的原始文化形态。
　　在苗族的巫师中，炎帝神农氏之孙灵恝就是一位大巫师。灵恝发明竹书，竹简因而在竹子上刻字为“恝”，以“竹书纪年”为中华文明作出了贡献。灵恝与巫的关系十分密切，灵恝精通巫教的占卜之术是无疑问的。
　　九黎部落在蚩尤为首领的时期，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初具规模。尤其在山东至河南一带，出现了具有古城市气派的繁华景象。因此才引起黄河上游甘陕黄土高原之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的东进，从而才发生多次较持久的九黎部落与炎、黄部落的战争。
　　在这些部落战争过程中，苗族早期的医药学不但能发挥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且其本身也可得到较快的发展。《说文》记载：“古者，巫彭初作医”。《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上下也”。《山海经·图赞》记载：“群有十巫，巫咸所统，经技是搜，……采药灵山，随时登峰”。
　　另外，《世本》中也说：“巫彭作医”；《吕氏春秋·勿躬》也记载：“巫彭作医”；《说文》记载：“古者，巫咸初作巫”；西汉刘向《说菀》记载：“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视，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列子》记载：“黄帝时，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鄭，命巫咸”；《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记载：“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
　　从这些经史文献来看，一方面足以说明巫彭、巫咸等众苗父都是九黎部落时的苗族医药先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不畏艰险，敢与青蛇、赤蛇等天敌搏斗，升降于险山峻岭之间采药，以及精心为各类轻重病人治疗的动人场面；还反映他们的医疗质量也达到能使轻重病人“皆平复如故”的高妙程度。
　　战国时代通行于人神之间的巫师盛行于“苗族楚国”，楚文化与巫文化是盛开在楚地的两朵奇葩，被后世称为楚巫文化。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就是出生在楚巫之地的长江三峡秭归，是楚国的大学问家，也是大巫师。
　　战国时，楚国是疆域最广大，人口最众多的诸侯国。当时楚国人口中的大部分是苗族。苗族先民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独特的苗族文明，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
　　相传，上古部落的首领颛顼，号高阳氏，是苗族的祖先。《风俗通义》说：“颛顼有子曰黎，为苗民。” 屈原在其作品《离骚》中一开篇就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因此，屈原也应该是苗族。屈原在被流放到楚国南方时，足迹遍布当时苗民的主要聚居区。
　　楚国沅湘一带地方，民间风俗相信鬼神，喜欢祭祀。祭祀时必定唱歌跳舞来娱乐鬼神。屈原的不朽著作《九歌》就是吸取苗族民间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形式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这就是说，他的创作与苗族原始巫术宗教具有密切关系。
　　屈原的作品对许多苗族药物作了记载，例如，《九歌》中有：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寮，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荪，即菖蒲；辛夷，即白术或余容；薜荔，即常春藤或扶芳藤；石兰，即山兰；杜衡，据考证，极似细辛。
　　另外还有“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女罗，即是兔丝。
　　再如“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杜若，即高良姜。
　　苗族先民居住的地区，毒草丛生，瘴气弥漫，这些都使伟大诗人的身体受到侵害。苗族人将其独有的药物献给诗人，教诗人佩饰香草以驱避毒虫，口含奇木以排除瘴气，栽植药物以娱乐身心。
　　在随后的数百年里，苗族人不断向西南方向迁徙，逐渐形成了以贵州为分布中心的格局。但佩兰、菖蒲、免丝等仍是苗族人的常用药物。
　　由于苗族没有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医籍，这同苗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很难确定一样，苗族医药发展无明显的分期。
　　但苗族医药发展史上确实存在一段较长的“巫医合一”的时期，《说苑辨物》上所说的“苗父”属于这种情况，《宋史·蛮夷列传》记载：“西南诸夷，汉地，……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铜沙锣以祀神。”苗族人民喜用铜鼓，用它祀鬼神以治病，是较早时期的情况。
　　说苗父是一个医生，只是因为他能让所有求助于他的病人病愈和康复，并不意味着他和后世医家们在诊疗疾病的方法上有任何相同之处。其实，他的诊治手法和过程是非常奇特而超常的：他把菅草拿来编成席子，供病人和自己坐、卧，又用草把子扎成狗的模样。对于任何前来求助的病人，他都拿起一只草狗，面对北方，口中念念有词，但每一次治病都只念10个字。于是，无论是扶着来的，还是抬着来的病人，立刻就能康复如初。
　　苗族在历史上由于苗巫文化的影响而笃信鬼神，日常生活中婚、丧、疾病、节日，都要请巫师主持祭祀仪式。许多村寨都有几名巫师、巫师必须熟习各种鬼神的名称、性质和祭祀的方法，会背诵咒语。
　　人生病时，苗族巫师对病人施行巫术，称“过阴术”或“望鬼术”，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单纯以巫术治病，除了有心理治疗作用外，一般与医学无关。
　　但巫师是苗族早期社会的一种分工，他们又是本民族最早的知识分子，由于医药经验的积累，有一部分巫师掌握了一些医疗技术，施行巫术的同时，还兼用草药和其他方法治病。
　　后来，巫师由于社会地位慢慢地下降而衰落了，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分化为职业苗族医生，但在行医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包含着巫术的内容和形式。
　　苗族医生的外治法有很大一部分是起源于巫术，虽然它们已完全脱离了巫术的内容与形式，如苗族医生的滚蛋疗法，最早是巫师敲蛋占卜望鬼时，为加强其法术的神秘性，将煮熟热的蛋滚动全身而形成。滚蛋疗法在苗族医生中广为流传。操作简便，疗效较好。
　　更为独特的是，苗族医生应用滚蛋后蛋壁和蛋黄的颜色变化以诊断并预后疾病，这同巫师敲蛋占卜有着某种联系，构成了苗族医生的诊法特点。其他如化水疗法、踩铧口疗法等，也有类似情况。
　　另外，在临床治疗中，一些苗族医生或病人自己主张神、药结合，一方面用药治疗，一方面求神请祖。由于对许多疾病的发生无法解释，对危重病的发展死亡无法理解，只好求助于鬼神而与巫“合作”，既彼此利用，又互相对峙，形成“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局面。
　　据清道光《凤凰厅志·风俗篇》记载：
　　苗族民间“疾病延医服药之外，惟祈祷是务，父母病则延老者，十八人牲牢为请命于神，谓之打十保护。童子病则延巫为之解煞，名曰“杨关”。
　　再如清代末期《剑河县志》记载：“民知尚稚，笃信鬼神，患病者不事医药治疗，唯气灵于巫祝，有跳神走阴诸名色”。《兴仁县志》记载：“黑苗巫曰密那，遇病延之，杀犬而禳，名曰打老魔。”
　　除方志外，清代田雯《黔书》记载：“苗人……病不服药，惟祷于鬼，谓巫为鬼师，鬼师乘以愚人”。清代梁雪绳《黔苗词》中记载：“寨旁……岩屋湄边，手携力弩作嬉嬉，病来不解神农药，杀犬屠牛事鬼师。”
　　由此可见，在苗族医药中，巫师治疗疾病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历史现象，呈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
　　[旁注]
　　灵恝    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天生异象，长有人的头，蛇的身子，从小就有神力，能沿着天梯自由来去天上和人间。我国关于“三皇五帝”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始祖灵恝、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是“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是“五帝”。
　　《列子》   我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典籍，由道家著名人物、思想家、寓言家列御寇所著。《列子》的每篇文字，不论长短，都自成系统，各有主题，反映睿智和哲理，浅显易懂，饶有趣味，其中《愚公移山》、《杞人忧天》、《两小儿辩日》、《纪昌学射》、《汤问》等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屈原   （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屈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著名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
　　滚蛋疗法    分热滚法和冷滚法。热滚法就是利用煮熟而热烫的鸡蛋，在患者头部及全身患处，反复滚转，进行治疗。所用鸡蛋需要预先配以具有一定刺激性或祛风散寒的药物，共同煎煮。热滚完后，还可剥出蛋白与共同煎煮的药渣用布包好，热烫皮肤，这样收效更大。冷滚法是利用生鸡蛋冷滚治病，以达到清热解毒之目的。
　　方志    详细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为研究历史，特别是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编修方志是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我国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其内容由简单到复杂，体例由不完备到比较完备有一个逐渐定型化的过程。
　　[阅读链接]
　　巫给苗族医学的生存与发展铺垫了基石，在后世，苗族地区的流传的苗族古歌里仍有关医、巫的内容，同样反映了苗族历史及医药文化的真相。
　　苗族医药在广大苗族及杂居的布依、侗、土家、彝、位佬等少数民族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深深扎根于广大生民之中，并在各地约定俗成的习俗中，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苗族医药的起源与形成及健康成长。
　　苗族医药知识逐渐丰富
　　战国时代的楚国，苗族医药学发展至一定的高度，从屈原在湘黔苗地的著述来看，不但记载申椒、女萝、三秀、玉英、石兰、鹿、牛腱、琼浆、蜂、蛾、蝮蛇等150多种苗药。
　　还根据事物生成“三生万物”及“阴阳三合”的原理，在《惜通》中记述了用“申椒”、“木兰”、“穗草”组成的治疗心绞痛的药方。此外，还记载了苗族医生的挂药疗法，吞服自然药汁法，粉散术，浴疗术，治神术等。
　　他还指出人体的惠气，是抗御瘟神的能量，《大司命》中所说的“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愁人兮奈何，愿若今昔无兮，故人命兮有当，何离合兮可为”等，充分地表露了苗族医生破均衡的医学思想和大无畏的非天命观，为后来苗族医药学的发展立下了基础。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有各种遗物和医学文献，其中一座墓即是苗族墓。汉墓保存完好的西汉女古尸手中握有两个薰囊，即香囊，内装有药物，梆箱中发现的4个薰囊、6个绢袋、一个绣花枕和两个薰炉中装有药物。
　　这些药物经鉴定为辛夷、花椒、茅香、佩兰、干姜、高良姜、酸枣核、藁本、皮等芳香性药物，其均含挥发油等有效成分，具杀菌、祛风、发汗等作用，都是苗家常用物。
　　这些珍贵遗物表明，苗族先民很早就用以佩带辟秽，避免传染，已具随时随身带药与用药的丰富经验和讲生防时疫的良好习惯，并用以做皮肤消毒、杀菌防腐的随葬品。
　　在马王堆汉墓的医学文献中，主要部分是我国最古老的医学帛书《五十二病方》，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病的方剂，少则一两方，多则20多方，共有医方283个，收药物247种，其中将近半数是《神农本草经》未予收载的，这些可能是早于《神农本草经》的资料，甚为珍贵。
　　《五十二病方》早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如其中的药物“答”，则为苗族称的豆科植物。
　　历史上，湖南长沙是苗族先民地，这一发现则为苗族医药的悠久历史提供了有力证据。马王堆汉墓的地理位置决定它所呈现的文化结构特征，即中原文化与苗楚文化的错综结合，也体现了汉文化与苗楚文化的共同结晶之特质。
　　苗族医生将疾病分为冷病、热病，简称“两纲”，认为冷病、热病是相互对立又存在一定联系的两类疾病。一般来说，凡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慢性、寒冷、虚弱、安静、功能低下等多属冷病；表现为急性、灼热、躁动、机能亢进的多属热病。热病须用冷治，冷病须用热治。
　　尽管疾病的表现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但均可以用冷、热二病来概括。苗族将疾病按冷经、热经、半边经、快经、慢经称为五经分类：
　　冷经：主要表现为全身发冷，寒战，颜面苍白，肢体蜷缩； 热经：发热大汗，面颜发红，心烦口渴； 快经：突然不省人事，大汗，四肢强直或抽搐，两眼直视，昏迷，多在12天内死亡；哑经属快经范围，其神志清醒后，多留有后遗症； 慢经起病缓慢，病程长，形体消瘦，面色苍白，四肢无力，失眠，盗汗； 半边经为头、舌及半边肢体麻木，不能行动。
　　依据病因的不同，苗族药物将临床用药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冷药，另一类是热药。药物又分为酸、甜、辣、麻、涩、辛、淡等七味。
　　苗族医生用药的基本原则是：热病用冷药，冷病用热药。 按“五经”的用药原则是：凡味甜、麻、香、辣的药物属热药，归属冷经；香、辣的药物同时归属于快经、半边经；凡味酸、苦、涩的药物属冷药，归属热经。
　　苗族医生传统疗法主要有药浴疗法、治痘法、拔毒法、外敷法、刮痧疗法、蛋滚疗法、熨法等。
　　屈原在《离骚》中记载：“浴兰汤兮沐芳。”文中“兰”即秋兰，就是指泽兰。用泽兰煎汤沐浴治疗疾病是传统药浴疗法最早的记录。
　　公元41年，汉武帝封马援为伏波将军，他62岁时率军抵临沅，即湖南常德，因地势险要，天气炎热，水土不服，军中疫病流行，兵士死亡多。马援也身染疫病死于军中。疫病中就有痘病，即天花，传染性极强，当时是无法治疗的。
　　在湘西的苗族地区，早就有种人痘预防痘病的医疗习惯，这与马援当时痘病流行是有历史渊源的。后来在湘西吉首城区峒河北岸还建有伏波宫，以纪念马援将军。
　　拔毒法是指用苗药外敷，将体内异物拔出。古代苗族人用蝼蛄拔箭、消鱼骨鲠喉。“蝼蛄消水肿、除恶疮，去翅足炒用。治箭镞在咽喉胸膈及针刺不出，捣取汁滴上三五度，箭头自出。治鲠、用脑吞之瘥亦治，刺不出敷之即出。”
　　伤寒病发狂兼发斑疹的治疗，在《验方新编》一书中记录了苗族人用癞蛤蟆贴敷治疗之秘方。“凡伤寒发狂，眼直舌强，或发斑疹，急用铜钱于脊背、两手弯、两乳旁、两腿弯刮出青紫色，随取癞蛤蟆一只，但目红、皮红、腹无八字纹者勿用，破开去肠肚各物，贴心坎上，取蛤蟆肝煎水服之。并用煮熟鸡蛋，去壳，于刮伤处乘热滚擦，随滚随换，其病顿减，有起死回生之功。滚过鸡蛋埋入土内，不可使鸡犬误食。此苗人秘方也。”
　　苗族医药多用草药，少用市里药店之官药。因官药放存过久，正气散尽，性较平和，难治见效；纵见效而需日久。不如草药性质较烈，鲜药尤佳。
　　现采鲜用是苗族医生用药的一大特色，草药治病时间短而效速，人人乐用之。在药物的用法上，对内服药一般用煎、煮、熬等方法加工。用药方法还根据治疗疾病需要选用外敷、点眼、冲阴阳水内服、外洗、药水煮治、热熨法等。
　　在苗药的采集加工时，苗族医生对特殊用药也采用特殊方法加工炮制。如汗渍法、熨制法、酒制法、尿制法、霜制法、雪水制法等。
　　贵州苗族地区处于云贵高原东部，重峦叠嶂，此起彼伏，属高原山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由于这种地形特点，随着山势高度变化而形成了热带、温带、寒带交织的立体气候，雨量充沛，独特的地貌，山山有泉，泉泉有水，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特征条件下，动植物品种繁多，且矿产资源丰富，历来为我国四大药材产地之一。
　　苗地药材，生长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造就了独特的药效成分结构，这些药材被苗族先民创用后，如同藏药、蒙药一样，特殊的产地，特殊的用法，有着说不清的神奇疗效。
　　因为苗族先民长期迁徙且分散寨居，苗族成为只有其独特语言体系，却没有文字的民族。所以，他们只能沿袭祖祖辈辈的语言表达形式和对某些事物的称谓，以及方言土语习惯。
　　因此，根据药材生长的环境差异，用药部位不同，他们对药材名称的称谓也不同，如生长在不同环境中的中药材菟丝子，长在土中称为“兔丝”，长在木上称为“女罗”。
　　同一药材的叫法不统一，如中药材淡竹叶，苗语中有“锐路罗”、“仰格陇给”、“弯努给右”的不同叫法。
　　[旁注]
　　辛夷    又名望春花，色泽鲜艳，花蕾紧凑，鳞毛整齐，芳香浓郁。由于辛夷花能入药而味辛，花苞如夷，所以医学上定名为“辛夷”。
　　《五十二病方》   是我国最古的医学方书，卷首列有目录，目录后有“凡五十二”字样，每种疾病均作为篇目标题，与后世医方书之体例相同。此书所载绝大多数为外科病，其次为内科疾病，还有少量妇儿科疾病。书中除外用内服法外，尚有灸、砭、熨、薰等多种外治法。
　　刮痧    我国传统的自然疗法之一，它是以中医皮部理论为基础，用牛角、玉石等工具在皮肤相关部位刮拭，以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之目的。刮痧可以扩张毛细血管，增加汗腺分泌，促进血液循环，对于高血压、中暑、肌肉酸疼等所致的风寒痹症都有立竿见影之效。
　　《验方新编》   是一部博载民间习用奇验良方为主而兼收医家精论治验的方书。最典型的是清代梅启照增辑的24卷本。本书按人体从头到足的顺序分部，内容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骨伤等科的医疗、预防、保健的方药与论述，以及怪症奇病的内外治法、方药、辟毒、去污杂法。
　　炮制   中药材在应用或制成剂型前 ，进行必要加工处理的过程。由于中药材大都是生药，或有异味，或有毒性，或潮湿不宜于保存等，经过一定的炮制处理，可以达到使药材纯净、矫味、降低毒性和干燥而不变质的目的。另外，炮制还有增强药物疗效，改变药物性能，便于调剂制剂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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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生长环境不同，用药部位不同，用法习惯不同，名称叫法不同，加上药效神奇，苗药往往会使外族人不知所措，显得诡异不解。
　　因此，在很多厅志中都有记载，其中《凤凰厅志》中记载：“苗地多产药耳……其药名诡异，非方中所载，奏效甚捷。”
　　苗族医药体系的形成
　　悠久的苗族发展史，必然存在悠久的苗族医药史。在民族的生存、斗争和繁衍方面，苗族医药的作用占有特殊的地位。苗族人民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到了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第一册有17种苗药，第二册有27种苗药。《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不少苗族药物的形态、采集与用药经验。
　　如与苗族药物名近音同义的则达20多种，如菊花，李时珍就载有其苗名为“节华”。又如在菖蒲条下，引苏颂《图经本草》记载：
　　春生青叶，长一二尺许，其叶中心有脊，状如剑。无花实。今以五月初五收之。其根盘屈有节，状如马鞭大。一根旁引三四根，旁根节尤密，亦有一寸十二节者。采之初虚软，曝干方坚实。折之中心色微赤，嚼之辛香少滓。……黔蜀蛮人常将菖蒲随行，以治心痛。
　　李时珍并且指出：“其生蛮谷中者尤佳。人家移种者亦堪用，但于后辛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
　　从此可见，苗族药菖蒲、石葛蒲的应用历史悠久， 并作为苗族等少数民族随身所带的治疗卒患心痛之症要药，且认为生长在苗岭蛮荒之地的野生品质量为佳。
　　同时，《滇南本草》于怀清本中有灯盏花主治“左瘫右痪，风湿疼痛”的记载，是据云南丘北县苗族医生的经验收载的。《植物名实图考》也收载了不少苗药，如白及条有“白及根苗妇取以浣衣，甚洁白，白及为补肺要药”的记载。
　　汉医药的传入是在全面改土归流之后，苗族医药学得到汉文化的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或医疗技术上都有新的起色。《苗族简史》记载：
　　十九世纪末，松桃厅地甲司苗族医师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胎，经治疗一个月，孕妇就恢复了健康。
　　清咸丰年间，有一位住在黄平黄飘地方的苗族老人叫潘购赊里江，在苗军中担任医生工作，用苗族医药为士兵治疗疾病和枪伤，是苗族较早的职业医生。
　　同治年间，永绥厅苗族医生师石光全精通骨科技术，在治疗颅骨骨折、脑挫伤、脑震荡方面很有办法，远近闻名，后来被苗族歌圣石板塘编入《苗族名人歌》中加以歌颂。
　　苗族医生技术高的有起死回生之术，19世纪中叶，湘西苗族医生治肚脐风的医术已经很高明，还能割取病人腹中的毒瘤，几天后伤口即可愈合。光绪《凤凰厅志》说，苗族医生治疗麻风病的医术颇高，有的还能开刀治肺病。
　　雷公山苗族医生治疗蛇伤可谓里手，并能在短期内治愈能致人死命的疔、痈、疽和毒疮。光绪《凤凰厅志》记载：“苗医用苗药……或吞或敷，奏效最捷”，“苗医治麻风医术颇高”。
　　还有凤凰厅的麻老苗用药外敷，可取出体内竹签、弹片、铁钉、铁屑等异物。还有如松桃厅的杨八厅、龙老二，凤凰县的龙长清、吴老如、谭明清，花垣县的龙玉六等，都是远近闻名的苗族医生。
　　苗族医学伤科中的“正骨”特别有名，云南《马关县志·风俗篇》记载，“苗人……，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苗族医学大师龙玉六的师父廖天登，就是清朝湘西凤凰道台的医官，最善用鹿马脉诊病，精通人体解剖结构。
　　湘西、紫云、关岭、镇宁等的苗族医生也很擅长治疗骨折，以小夹板固定并外敷以伤药，20多天即可痊愈，紫云县苗族医生杨老包即以擅长骨伤而远近闻名。
　　苗族医药师许多人有良好的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甚至成为医疗世家，悬壶济世，如贵州黄平苗族医生杨光利，三代行医90多年，祖辈行医按五经进行分治。
　　但更多的是土生土长于群众中不知名的广大苗族医生。他们按符合本民族特点的方式行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都具有一技之长。
　　由于缺乏文化，他们虽然不具备整理总结医疗经验的能力，但对疾病有着朴素的认识，具有初步的医药理论的知识。这些苗族医生没有付诸文字的医药论著，仅以师承父授，或以苗谚歌诀口传心授为传播方式。
　　苗族医生除行医治病外，也参加一些劳动，完全融合在群众中，这种职业或业余的苗族医生，在当地统称为草医、土医，有很庞大的队伍。
　　外出行医也是苗族医生一大特点。随着苗族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苗族医药逐渐受到广大城镇人民的喜爱。他们除了在市场上摆摊卖药，行医治病之外，往往爷孙相携，夫妻相伴，外出行医，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声誉传遍长城内外。
　　贵州西南部的关岭县五岗乡一苗寨，500人中有300多人能看病，被誉为“苗医之乡”。从贵州历史上来讲，苗族草药医在城乡人民中享有盛名，不少人都请苗族医生治病，他们不但能治常见病、多发病，也治好了不少疑难怪症，很受欢迎。
　　苗族医生对风湿、偏瘫、胃炎造成的心口痛、骨伤、巴骨黄、九子疡、羊癫疯、飞疔、肺痨等疾病有较好的疗效。另外，对妇科病的月经病、吊痂、不孕、避孕，产科中的难产、产后风月家病等，以及儿科的惊风、疳积等，都有有效的药方。
　　苗族医生对病因的认识较为朴素，认为是季节气候和外来毒素如风毒、水毒、气毒、寒毒等所致，基本上已摆脱了神鬼巫术的桎梏。
　　在贵州黔东南、铜仁、湘西等地，苗族医生对疾病的认识历来均有“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的说法，各地基本大同小异，不离108病症的范围，但认识形式特殊而广泛，它包括了人体的消化、呼吸、神经、生殖、内分泌等十大系统，也包括了疾病的各种分科。
　　苗族医学的辨病立症，特别是对疾病的命名，是以民族生活习惯，所见所闻为主，形象具体，易于对症下药。如乌鸦症，即昏厥虚脱休克；蚂蚁症，即神经麻木；鱼鳅，症即中暑时令病；南蛇缠腰症，即带状疱疹等，均是苗族医生实践中的创造。
　　在贵州松桃发现的一本手抄本医书，内容也是讲108种病症的，有49翻、49症、10丹毒之分类，但以“翻”命名为世所罕见，也是以形象比喻来命名，如乌鸦翻、象翻、狗翻、蛇翻等，并附有治疗方法，此书流传于贵州松桃、黄平、剑河一带苗族地区。
　　苗族医生的诊法也十分独特，诊断病情常用望、号、问、触，也就是看望、号脉、问诊、摸触四诊。
　　苗族医生的望诊丰富多彩，除望形态、面色外，还有指甲诊、耳壳诊、指纹诊、头发诊、毫毛诊、鬓角诊、掌面诊或其他特定部位的望诊。
　　问诊是问病情和病史。号脉主要是切足脉或手脉，切脉的手法和部位同中医很不一样，如有三关脉、上马脉、下马脉、指间脉、肘脉、昆仑脉、五指脉等，但多凭自己的经验，各地并非一样，松桃等地的苗族医生，对五指脉掌握得较好。触就是对病人有关的部位，特别是胸腹部用触诊较多。
　　苗族医生的诊法虽然比较简单，但却简便实用，利于传授，苗族医生还有许多诊法的歌诀，可以说是苗族医生多年的经验总结。
　　苗族医生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创造了简、便、廉、效的治疗方法20余种，其中外治法别具特色。最著名的有熏蒸疗法、滚蛋疗法、糖药针疗法、化水疗法、挑筋疗法、发泡疗法、佩戴疗法、火针疗法、酒火灸疗法、烧药火疗法、放血疗法、药热敷疗法等，均很有特色。
　　其他如妇产科方面的“坐产分娩法”，治骨折方面的“背椅法、“悬梯移凳法”、“双胳膊悬吊法”，治劳损风湿的“踩铧口疗法”，治脓肿方面的“打火针疗法”、治小伤小病的“桐油点烧法”，以及劳武结合的“体育疗法”等，无一不是广大苗族医生和苗族人民的创造，而且临床效果都还很好。
　　各地苗族医生各有所长，如关岭、镇宁、紫云苗族医生外出行医时，除用草药外，还喜用耳针、硫黄针、糖药针、膏药外敷、放血、推擦、刮痧等外治法，广西融水苗族医生用药物煮沸淋洗治精神病、癫痫等，都很有效。
　　[旁注]
　　《本草纲目》   由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修改古代医书中的错误而编，他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9年编成，30余年心血的结晶。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药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60幅精美的插图。
　　石板塘   （1863年～1928年），湘西苗区著名的民间歌师、民间知识分子。湖南花垣人。创制“板塘苗文”，编著《苗文字典》一本。后人搜集并正式出版有《板塘苗歌选》。
　　悬壶   传说东汉时有个叫费长房的人。一日，他在酒楼喝酒解闷，偶见街上有一卖药的老翁，悬挂着一个药葫芦兜售丸散膏丹。待街上行人渐渐散去，老翁就悄悄钻入了葫芦之中。后来，费长房随老翁学得方术，从此能医百病，驱瘟疫，令人起死回生。民间的郎中为了纪念这个传奇式的医师，就在药铺门口挂一个药葫芦作为行医的标志，称“悬壶”。
　　疳积   以神萎、面黄肌瘦、毛发焦枯、肚大筋露、纳呆便溏为主要表现的儿科病证。疳积多因饮食不节，乳食喂养不当，损伤脾胃，运化失职，营养不足，气血精微不能濡养脏腑；或因慢性腹泻、痢疾等病，经久不愈，损伤脾胃等引起。
　　号脉   即脉诊。脉象是脉动应指的形象。脉象的产生与心脏的波动，心气的盛衰，脉道的通利和气血的盈亏直接相关。所以，心、脉是形成脉象的主要脏器。气血是形成脉象的物质基础。同时，血液循行脉道之中，流布全身，运行不息，还必须有各脏器的协调配合。当脏腑、气血发生病变后，必然从脉搏上表现出来，呈现病理脉象，成为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
　　踩铧口疗法   苗族用火作为一种外治疗法，有着异常丰富的形式和内容，成为苗族医生最原始最古老的外治法之一。踩铧口疗法即是用脚踩在烧红的犁铧口上后立即在患部来回熨烫，以治疗风湿疼痛，具有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取材方便，简便实用，颇具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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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医生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但知医、行医者多，而且深受群众欢迎。
　　在农村中，许多寨子都有苗族医生，他们了解和熟悉本民族的健康状况，诊疗上有民族特色，看病不分贵贱，收钱很少，苗族医生历来就是医护一体，无专门的护理员，自古有：“行医上门，送药到手”的医德。
　　独具特色的龟症治疗法
　　苗族医药历史悠久，留下许多传奇故事，在苗族村寨中，以神奇药物医治奇特病症的故事数不胜数，比如《阿宽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代表：
　　很久以前，村里有一个单身小伙子叫阿宽，他精通医术，为人厚道，人们都很喜欢他。一天，阿宽路过邻村莫财主家门口，只见一大群人在那儿指指点点。
　　“哎呀！得了这种病，怕是必死无疑了。”
　　“莫财主真是黔驴技穷了……”
　　原来，莫财主得了“龟症”，被认为是不治之症，村里人尤恐染上这种“魔症”，只要有人得了这种病，往往就被抬到山里扔了，任其自生自灭。
　　但莫财主家财万贯，他并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于是贴了告示悬赏招医：“若有人治好了本老爷的病，愿以十亩良田相赠，如医者为未婚男子，愿将小女爱莲许配与他。”
　　阿宽看完上面的内容，摇摇头正准备离去，突然被人一把拉住：“这不是阿宽哥吗？”
　　说话的是莫财主家的管家刘二。几年前，阿宽救了他小孩，出于感激，他与阿宽义结金兰。刘二不容分说，把阿宽直往家里拉。酒过三巡，刘二便劝说阿宽：“阿宽哥，你就帮小弟一把吧？救救莫老爷。”
　　阿宽说：“二弟，不是哥不想给莫财主治病，他要是答应我的条件，可能我会走一趟。”
　　刘二马上问：“什么条件？你只管说，我去给莫老爷讲，他一定答应！”
　　第二天，刘二转告了阿宽的意思。莫财主答应了阿宽的条件，同意把自己家的山林、河流分给大家，让大家自由伐柴、打鱼。
　　莫财主躺在床上，形容枯槁。阿宽给他检查了长在身上的包块，然后吩咐如何用药就走了。
　　再来时，阿宽带了一包带刺的豆布脱野果，用加巩山、蛙抱有、锐拉老等药物一起煎熬，把豆布脱用石磨磨成汁后混合服用。
　　阿宽用的这几种药物都是苗药，豆布脱就是刺梨，苗药也叫“茨黎”、“团糖二’等，一般生长在中山及低山地区的沟旁、路边或灌木林旁，它外表呈扁球形，表面呈黄绿色或黄褐色，少数带有红晕，而且表面有一些密刺，有的还有一些褐色斑点；加巩山指的是苦参，能消炎；蛙抱有即金荞麦，可用来清热解毒，排脓去痰；锐拉老，也就是八爪金龙，能退热、解毒、消肿。
　　此后的一两个月，阿宽让莫财主一直吃这种药。  两个月后，莫财主的病居然减轻了许多，能下床走动、能进食，这简直是个奇迹。
　　莫财主果然没有食言，把十亩良田给了阿宽，并将爱莲嫁给了他。
　　爱莲虽是富家小姐，可从小就很勤劳。一天，她从田间劳动回来，手里拿了几个野果，正是阿宽用来治疗“龟症”的配药，她有些疑惑不解地问：“这就是你用来给我爹治病的药吧？山上可多了。”
　　阿宽说：“对，这叫文先果，苗语叫‘豆布脱’，味甘而酸涩，能健胃、消食化积，滋补强身。”
　　从那以后，村里人每年都采文先果生吃，从此再也没有人得“龟症”。
　　“龟症”主要是邪毒和外伤内损所致，由于人体自身惠气不足，再遭外来恶毒的危害，伤害人体气、血，而逐渐形成。气、血、水乃生命之本，血水相融，血无水不能生，水无血不能养，血水相依相存，不能受损。
　　关于“龟症”的由来，在苗族有一个传说：
　　古时候，一个医术高明的老苗族医生来到丹寨，碰上了身患怪病的年轻人。这个青年背上长了一些硬如磐石的包块，不思饮食、精神萎靡，卧床不起，有时他会莫名其妙地乱喊乱叫。
　　老苗族医生也不由得深思不解：“他到底患的是啥病呢？可能是邪魔上身吧。”
　　开始，老苗族医生将几个小药包中的粉末抖到一大碗水里，用手指慢慢搅动，口中喃喃低语；随后，将这碗水吞入口中，喷向病人，只见病人的身子微微动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化水法”对他不起作用。
　　第二天，老苗族医生吩咐病人的家属准备了鸡蛋、纸钱、香、烛等治病所需之物。接着，老苗族医生大摆道场。他手拿桃木长剑，剑端挑着一道专门用来驱邪的符箓，在空中挥舞，口中念念有词。突然，老苗族医生用剑指着病人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快跪下受死！”
　　好奇的村民纷纷挤上前来，怒气冲冲地围着老苗族医生。病人的父亲气愤道：“你来给我儿子看病，怎么反倒骂起人来了？”
　　老苗族医生忙向他作了个揖，才缓缓道：“你误会了，我骂的是藏在他身上的妖精，并不是骂你儿子。”
　　老苗族医生继续作法，结果，还是赶不走附在病人身上的妖魔。
　　最后，老苗族医生为了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妖魔附体。他用一个生鸡蛋在病人额头上来回滚动，口中念念有词。然后，用钱纸把鸡蛋包裹起来，用火烧它。
　　用火烧鸡蛋，都会把蛋壳烧破，可奇怪的是，这个鸡蛋完好无损。老苗族医生把鸡蛋烧熟，剥掉蛋壳，用丝线把它勒成两半，仔细观察鸡蛋的花纹。
　　以往，一旦遇上疑难杂症，只要用“滚蛋”的方法都能看出妖怪的形影；今天，出乎意料地，他弄不清楚鸡蛋里的花纹是什么东西。看着这些圆而不规则的图案，他纳闷了。
　　老苗族医生思考了好久，最后，他告诉病人的父亲：“这是‘龟精附体’；这只乌龟精修炼千年，道行太高，我一时制服不了它。”
　　从那以后，人们一直认为这种病是“龟精”附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就把体内包块类疾病叫做“龟症”，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后世。
　　苗族医生对龟症的治疗，有其独特的方法，并有惊人的治疗效果。苗族医生认为：龟症的治疗应以培护人体的搜媚若为首要原则，必须选用对于人体搜媚若无损害的药物，严格禁止以杀死几个癌细胞为大喜，而不以损伤人体搜媚若为大忧的错误态度。
　　按五经辨病，“龟症”应属慢经病症，治宜补气，行血，补体排毒。“龟”病虽恶，但只要人体惠气尚存，用药得当，供给充分营养，仍可治愈。
　　由于“龟症”起病较为缓慢，发展过程较长，苗族将其诊为“慢经”一类疾病，治疗上多以调补人体惠气为主，即培护人体的“搜媚若”，再根据龟症的不同辅以行气、渗湿、排毒、消肿、散结等不同药物施治，其中可用拔火罐、外敷药物及按摩等治疗手段。
　　比如对气龟，苗族医生常用推拿方法，再加用岗冲干，即九香虫、阿尚兴即剑草等消食、化积、行气类药物。水龟、血龟、苗族医生常用止血、散血及活血化瘀类药物，如蒲黄、辣蓼外敷患处，配以血府通瘀及内服治疗。
　　以上诊治为苗族医生龟的范围，此类疾病起病缓慢，属慢经，由于病人有包块对机体营养消耗量大，故可出现少气、乏力、不思饮食、睡眠不佳、脉细弱等症状；但病势尚未恶化，治疗以培护搜媚若、消肿、止血、逐水、化积等药物治疗，大多可以康复。
　　若为公龟类疾病，苗族医生认为病势凶险，由慢经可转化为热经、快经症候，人体惠气大伤，上马脉、下马脉、五指脉均细微或快而无力，观察其鬓角毫毛，枯槁无泽、面色无华、饮食锐减。
　　苗族医生则以扶正祛邪的方药加上外敷、散瘀、止痛、排毒以综合治疗，对这类疑难杂症也常常取得满意疗效。
　　[旁注]
　　义结金兰   源《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就是说朋友交情深厚，后来，根据这些个典故，朋友间情投意合，进而结为异性兄弟或姐妹，称“结金兰”。
　　刺梨   果实营养丰富，被誉为“营养库”。具有解毒，健胃，消食、活血、化淤的功能，并能起到防癌抗癌的神奇作用。刺梨酿酒后，各项功效倍增，实为防病之病的神奇保健酒！可称谓我国又一个神奇的国宝！
　　丹寨   地处贵州省东南部，丹寨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特别以苗族文化尤为古朴厚重，是黔东南苗族文化的代表，如苗族蜡染、古法造纸、苗族锦鸡舞、苗族服饰、苗族芒筒芦笙祭祀乐舞、苗族古瓢琴舞、翻鼓节、苗族历法、苗族百鸟衣、苗族芦笙词等。
　　搜媚若   苗语，指原始的促生灵能，就是造就生灵的原动力，它对生灵的生成起主导作用。自胎体形成之后，搜媚若则含藏在头脑的深层，苗族医生把这个脑区称为“果闹碑”，意为脑髓兜。脑髓兜也是生灵能发放的核心，因此苗族医生也把它叫做“本命“，或叫”本命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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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相传，苗族医生常用治疗龟症的药物有下列多种：壁虎、蜈蚣、菜花蛇、五步蛇、银环蛇、四脚蛇、九香虫、牛屎虫、蚂蟥、全蝎、鳖甲、飞鼠屎、麝香、穿山甲、半边莲、儿茶、乳香、没药、蛇床子、血竭、地骨皮、野菊叶、泽兰、天花粉、马钱子、草乌等。
　　苗族医生在历史上无专门的医疗机构，均是个人设诊，采取民间行医的方式，较能及时发现和处理疾病，方便了群众。
　　不朽神话——雪域藏医
　　藏族医药学起源于西藏，是藏族人民在高海拔、空气稀薄、缺氧的自然环境，通过长期丰富生产和生活实践，博采祖国中医学、古印度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之长，而形成的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体系。
　　藏族医药学是古代藏民族具有朴素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五行学说是古代藏族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
　　古代藏族医学家将它成功地引入医学领域，正确地阐释了人体的生命活动、疾病过程，以及治疗作用的一般规律，极大地推动了藏族医学发展，使之形成了独有特色的理论体系。
　　藏族医药在雪域的萌芽
　　青藏高原是藏族医药学的发祥地，大约在4000万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以后地壳上升，海水退去，现出陆地。约在1200万年前，由于造山运动，地势隆凸形成高原。
　　藏族史书中也记载说：“到处水满成大海，地壳隆起水退尽，卫康地貌始显露。”又说：
　　上部阿里三围似湖泊，中部卫藏四若象沟渠，下部多康六岗如井田。阿里三围鹿马栖息区，卫藏四若虎豹出没地，下部六岗飞禽嬉戏洲。
　　以后，这里逐渐成为雪山环绕、湖河纵横，草木丰茂，动物繁衍，矿藏丰富的清凉世界。天地造化的自然环境为藏医藏药的产生创造了优越条件，“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这一医学起源的论断同样适用于藏族医学。
　　西藏地区陆续发现有旧石器、新石器和金石并用的文化遗址，证实藏族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青藏高原生活，他们在同自然和疾病斗争的漫长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进而创造了藏族医药学。
　　《藏医史》中记载消化不良是藏民族最初认识的 一种疾病。藏族先民一开始就过着狩猎和逐草而牧的游牧生活，由于地处高寒、食用生冷肉乳食品，患不消化病自然很普遍，火的应用，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火可以烧开水，煮食物，有利于消化，火可以取暖，防止了许多疾病发生。
　　火还可以直接用于治病，《藏医史》记载，火燃柏枝、艾叶烟熏住地和衣物可以驱除病邪。 火烧石头热敷、热敷患处用以消肿止痛，并由此逐渐产生火灸疗法。
　　另外，用新剥动物热皮热敷或用新杀动物胃中糜物热敷，治疗腹痛和肿胀、关节炎等疾病。
　　不仅如此，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在生活实践中积累大量防治疾病的知识。《宇妥·元丹贡布传》记载，远古时藏地，人生病怕传染给他人，背到离家较远的地方隔离起来，医生是父母，用调节饮食来治病。
　　以后，在石器时代，用打制的尖石块割破肿胀放出脓血来治疗肌肤浮肿，并由此逐步产生了放血疗法和金针疗法。用冷水喷激或用冰冷物体罨敷来治疗炎肿，由此总结出冷敷疗法。
　　随着农牧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藏族先民掌握了打酥油、酿酒等技术后，懂得用熔酥油止血疗伤，酒糟热敷用以消肿等许多原始疗法。
　　同时，先民们从藏羚羊等一些动物受伤后，本能地寻找一些药物舔食或蹭擦伤口，伤口或骨折得以愈合的启示，找到许多动物“断续药”来治病。这样，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渐懂得了许多植、矿、动物有治疗疾病作用的道理。
　　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出生在青藏高原魏摩隆仁地方附近的古象雄王子辛绕弥沃齐以原始苯教信仰体系为基础创立了雍仲苯教。
　　辛绕弥沃生活的年代，与佛教祖师释迦牟尼为同一时期。他根据当时人们的心理特点，并没有直接废除原始苯教，而是善巧地吸收原始苯教并对其进行大量改革。比如原始苯教中包括藏医、天文、历算、地理、占卦、超度、梦兆、招财、招福、石碑铭文、雕刻以及沐浴等仪轨，从而成为藏族人民防止来自人和动物的疾病，或者用于带来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的新派宗教。
　　雍仲苯教成为后世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人们重要的精神信仰。并由此产生了西藏本土最早的医学“苯医”。辛绕弥沃齐的长子杰普赤西是一位有成就的医生，一生收集有20000多条医疗经验，招收许多弟子讲授《十万疾病·黑函》、《十万疗法·花函》、《十万药物·自函》等本教医书，著有 《治毒·万字符》等医书，详细论述了解毒药物“动物宝”的来源、分类及其功能。
　　后世的藏族医学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还保留着诸如 “达亚干”、“列哲”、“达周”、“曼恰拉”、“哲散”等很多古象雄医学即本医的术语和药名。
　　扎塘版《四部医典》后记中也明确注有审订时特别参考了象雄医书《法轮王·医药荟萃》等字样。敦煌石窟中发现的《灸法残卷》中也有许多香雄语的药名和病名。
　　这些资料表明早在公元前500 年前后，西藏已有了自己的原始医学。尽管那时的本医巫术和医术混为一体，治病过程中充斥着卜病召福，祈神乞药等迷信活动，但不乏大量原始的医药知识和治疗经验，十分珍贵。
　　公元前 200年左右，藏族先民对药和毒有了进一步认识，据《五部遗教·大臣篇》记载，聂赤赞布在雅隆被众部落推举为第一代吐蕃王赞普时，他提出6点疑虑，其中第五点疑虑是：“有毒何以治？”
　　有位智者马上回答说：“有毒就有药。” 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治疗中毒症的药物。
　　到了3 世纪，第二十七代吐蕃王托托日年赞时期，西藏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医事活动的医生，并在这一时期，天竺医生也开始来西藏行医。
　　《宇妥·元丹贡布传》记载，天竺著名医生布吉嘎西和布拉嘎则俩兄妹来藏治好了很多病人。藏王闻听后立即邀请到雍布拉岗宫，赐坐于高座，热情款待，并将公主意吉若恰嫁给布吉嘎西，期望生子继承医术。
　　后来，意吉若恰公主生下一子取名东格托觉尖，他长大后，父亲和姑姑两位医生授以《脉诊经》、《饮食疗法经》、《方剂经》等 5 部医书和许多治疗经验，随后布吉嘎西和布拉嘎则俩兄妹返回本国。
　　东格托觉尖继承父业，不断钻研，终成一代名医，曾担任藏王保健医，其子孙几十代皆为名医，藏族医学史中称“宇妥世家”。
　　总之，在公元前几世纪，藏族先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疾病斗争的实践中，逐渐积累医药知识和经验，具有高原特色的本民族医学开始萌芽。
　　[旁注]
　　《藏医史》   藏族医学著作。德西？桑吉嘉措著于1704年。本书不分卷，着重叙述藏族医学发展概况，论述了医方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藏族医学与其他医学的交流情况，医家及医学著作。
　　藏羚羊   生活在青藏高原，被称为“可可西里的骄傲”，是我国特有物种，群居。藏羚羊背部呈红褐色，腹部为浅褐色或灰白色。成年雄性藏羚羊脸部呈黑色，腿上有黑色标记，头上长有竖琴形状的角用于御敌。雌性藏羚羊没有角。藏羚羊的底绒非常柔软。
　　吐蕃   该称号始见于唐朝汉文史籍。根据较普遍的说法，蕃是由古代藏族信奉的原始宗教“苯”音转而来；也有人认为，蕃意为农业，吐，是汉语“大”的音转，系就吐蕃向唐朝自称“大蕃”而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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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记载藏族医学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他对世界屋脊上的藏族人民的生存，繁衍生息，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毒就有药”是藏族医药学的原始理论藏族祖先们在同大自然斗争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一些动物、植物、矿物具有祛除人体疾病的道理，还认识到有些动物、植物和矿物对人体有毒害作用。
　　这就产生了“有毒就有药，有药就有毒，药与毒并存，互为变化”的最早医学理论，这是藏族医药学最原始的理论。
　　几代赞普促进藏医形成
　　6 世纪，藏族对麻风等传染病有了较深刻认识，拨眼翳等手术也达到较高水平。据《藏医史》记载，第三十代吐蕃王仲年狄染有“萨端”病，即麻风病，他为了避免传染给下一代，竟然自愿活活葬于穷结祥达墓穴中。
　　当时王子贡布扎因为天生的眼疾而盲，老藏王临行前对王子留下遗言：“从阿夏请名医治好眼睛。”
　　后来，王子遵父命请来阿夏名医，用金针剥除翳雾始见光明，头一眼看见吉雪达莫山上的一种野兽“年”，于是以此为名，被称为 “达日年吏王”。
　　以后，囊日松赞王时期，从祖国汉地传来了医药和历算，而且中原西晋著名医家王叔和的《脉经》也曾经传入西藏。
　　囊日松赞的儿子松赞干布统一全藏区，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后，西藏经济和文化进入繁荣时期。
　　史书中记载：
　　藏王派通米·桑布扎去学习梵文，返回后对原有的旧文字形体和发音进行改革，新造了藏文字。
　　藏文的创制对医学交流和记录创造了便利，极大地促进了藏族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
　　641 年，松赞干布与唐王朝联姻，文成公主入藏带去释迦牟尼塑像和许多牲畜及工匠。包括纺织、建筑、造 纸、酿酒、制陶等的技术人员。
　　特别是带去治404种病的医方百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医学论著4种。这些医学书籍，由汉族僧医哈祥马哈德瓦和藏族译师达玛果查编译成藏文医著《曼协钦莫》 ，在汉文也有译为《医法大论》。这可以说是藏族医学最早的一部编译著作。
　　后来，松赞干布患病，邀请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医生来藏医疗。有天竺名医巴拉达札、波斯嘎林诺、中医韩文海等三人应邀。他们不但治好了藏王的病，而且各自将带去的体现各自地区医学体系的医书敬献给藏王。
　　天竺医生带来包括龙、赤巴、培根内容的《大小布秀母子》、《新酥油药剂》；汉族医生带来《大小零星外治术》；波斯医生带来《雄鸡、孔雀、鹦鹉三外治法》等几种医书。
　　后来，三名医生又合作著成一部具有7卷本的综合性医书《门久贝村恰》，汉文译为《无畏的武器》。藏王大喜，下旨丰厚奖赏三位医生，并把嘎林诺封为自己的保健医留在藏地。
　　以后，嘎林诺又著有《人体解剖明鉴》、《头部创伤治法母篇和子篇》等几部医著，并娶当地藏族女子为妻，定居在拉萨，人称“左若”医生。
　　他有 3 个儿子，长子被派往藏北居住，成为“毕吉”医学世系的祖先，次子被派往藏南农区，成为“洛戎”南方农区医学世系的祖先，小儿子留在父亲身边称“索布”医生。
　　松赞干布还选派聪明的藏族儿童向嘎林诺学习医学，学成后为患者治病救命，被称为“活命医生”。又规定藏族医生要懂天竺医学、汉族医学和上部藏区医学三大派医学，“不懂三派医理者，不能算作好医生，与己对人无益者，用手抓天有何益”， 并颁布了崇尚医学的12条法规。
　　8世纪，藏王赤德祖赞曾邀请天竺、中原地区、尼婆罗、克什米尔及多布等国或地区的9位名医，来藏交流医术，传播医学。
　　710 年，赤德祖赞再次与唐王朝联姻，从长安迎娶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带来大量技工及各种医学著作，这些医书由汉族僧医哈祥马哈京达、加丑格尔堪和藏族医学历算家琼布孜孜、琼布丹凑等多人译成藏文。藏王赤松德赞时期，把上述这些译文编纂成《月王药诊》一书。
　　藏王赤德祖赞还邀请许多国家的著名医生来藏交流医术。其中从冲地来的原名医嘎林诺后代毕吉家族的医生赞巴西拉哈医术最为高明。据说当时藏王赤德祖赞装作有病叫他诊脉，赞巴西拉哈切脉后说：“藏王没有什么病。”
　　藏王赤德祖赞感到十分惊讶和敬佩，说：“吾乃黑发众生之神，吾尊你们为圣人。”
　　于是在先王12条崇尚医学法规上面增加了“将医生尊为拉杰”，意为神尊敬的圣人，医学12条于是成为13条，并将赞巴西拉哈封为自己的保健医。
　　赞巴西拉哈在西藏期间著有《医典晶鉴》等许多医书，还翻译了汉医章松仙人著的《珍宝药物》70章和章松钧协著的《人体躯干广论经》等多种医学书籍献给藏王，这些医书用锦缎包裹起来装入宝匣，取名为《宫廷医书饮食经》。
　　后来，赞巴西拉哈在藏王宫廷摄政，毕吉家族进一步兴旺起来，出现了东协美布、昌狄尼卡甫、象拉莫斯等医学世系，均被历代藏王聘为保健医。
　　赞巴西拉哈暮年才返回本国，返回之前将《维万那布》和《零星杂症疗法》等医疗秘诀78种，称《黄色毕吉医书》，后来又称为《藏王圣书·光辉》，传给儿子。
　　754 年，赤松德赞继承王位后，决心光大先王崇尚医学之雄风，除继续更多地翻译医书，传播医学外，还派人持重金聘请四方著名医生。
　　当时有天竺医生狄嘎巴，克什米尔医生哈哇扎，波斯的哈拉先第，尼婆罗的达马希拉，唐朝名医东松岗哇、哈祥哇拉、杭狄巴达等9人应邀来藏，称“四方九名医”。
　　藏王赤松德赞非常重视医学之发展，他时常将医生请到王宫内，就座龄辅有9层锦缎的坐席上，以示对医学、医生的尊敬，使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藏族医药学在他的时代有了空前的发展。
　　“四方九名医”与藏族译师嘎哇贝孜等共同将各自国家许多医学著作译成藏文。唐朝医生译有《杂病的特殊疗法》、《火灸实践明灯》等；天竺医生译有大小《甘露药钵》等；尼婆罗医生译有 《珍宝药标本》、《方剂百条》等，他们还译了其他许多名医的医药著作。这些译书合编在一起用文冠木木板夹起来收藏于王宫，取名为《国王保健经紫函》。
　　以后，四方九名医各自返回本地。不久，赤松德赞患了病，再次邀请各国医生来藏治病，结果，只有汉族医生东松岗哇应邀前来，他很快治好了藏王的疾病，而且还著有《白色医疗指路明灯》等医学书籍献给藏王赤松德赞。
　　藏王赤松德赞高度赞扬东松岗哇医术高明，一人能顶替四方医生，赐号为“塔西·东松岗哇”， 同时还赐给山南地区两个庄园。后来，东松岗哇成为塔西医生世系的始祖。
　　这一时期，由汉族僧医马哈亚那和藏族译师毗卢遮那综合以前金城公主入藏时带去的医书译稿，编著成有汉藏医学内容的一部综合藏族医书籍《曼协达贝嘉布》即《月王药诊》，对藏族医学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毗卢遮那还著有药物书籍《嘉羊本草》，又称《各种药物之中的草本秘诀》， 其中收载植物药 174 种，139 种配方，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药物的形态、性味、功能及配制方法。
　　这时藏王赤松德赞有著名的七太医，即藏传佛教七觉士，他们编著了《卓玛本草》，收载药物 250 种，配方 365 个。
　　《嘉羊本草》和《卓玛本草》这两部药物书籍可以算是最早的藏药专著。
　　8 世纪末，《四部医典》的问世，使藏族医学成为具有独立理论体系，临床各科齐全，经验丰富的一门医学，从此奠定了藏族医药学基础。
　　《四部医典》作者是藏族最著名的医药学家、吐蕃王室御医宇妥·元丹贡布。他诞生于729年，世族业医。一贯持“自视当知其短，以师必得其长”的严谨治学态度。
　　据大量史料记载，宇妥·元丹贡布曾邀请汉地、印度、泥婆罗、克什米尔等国的在当时医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医药学者，同他们进行对医药学理论的广泛而深刻的学术探讨，汇取各家之长，删繁存要。
　　他不辞艰辛，本着求实精神，曾赴印度等国三次，汉地五台山一次，认真学习和研究了印度、汉族等医药学理论，并吸收了合理有益的医学思想，为以后研究医学和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宇妥·元丹贡布高超的医技和精湛的医理，深得藏王赞普的敬重，被任命为赤德祖赞，赤松德赞两朝太医，为当时藏族九大名医之首。
　　宇妥·元丹贡布融合从前译著的《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月王药诊》等医书内容，总结本民族积累的丰富医药经验，用数十年时间著成了《四部医典》这部医学巨著。
　　《四部医典》的内容丰富，由“根本部”“论说部”“秘诀部”“后读部”4部分组成，全书共156章，24万余字。此书以药王与5个化身相互问答的形式成文，行文为7字句或9字句的诗歌体裁，详尽论述了系统的医学知识。这部医书相当于中医的《黄帝内经》，是历代藏族医生学习时的必读书，有“不读《四部医典》，不可为人医”之说。
　　9 世纪时，藏王赤祖德赞继续弘扬佛法，下令藏族译师嘎、觉、向 三人翻译许多天竺佛经，同时翻译了天竺尼玛尚巴大师著的《堆贝珠巴》等许多医书，使藏族医学的四大疗法和五种占卜法等得以继续传世。
　　赤祖德赞对藏族的佛教和医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松赞干布、赤松徳赞和赤祖德赞祖孙三王，被达赖喇嘛称为佛教三大法王。传说赞布拉脱脱日是普贤菩萨的化身；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赤松德赞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而赤祖德赞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赤祖德赞的儿子达摩赞布继承王位后，吐蕃王朝分裂为四个较大的贵族割据王朝。但割据王朝十分重视藏族医学，因此这一时期藏族医学仍得到一些发展。
　　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9名有突出成就的医生，历史上称为“藏族九贤医”， 他们是上部地区的齐吉悉布、吾巴曲桑、毕吉勒贡；中部地区的新宇妥·元丹贡布、木雅茸杰、昌迪格桑；下部地区的涅巴曲桑、塔西达布和东巴扎杰等。
　　[旁注]
　　王叔和   （201年～280年），魏晋之际的著名医学家、医书编纂家。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他做出了两大重要贡献，一是整理《伤寒论》，一是著述《脉经》。
　　松赞干布   （617年～650年），吐蕃王朝第三十三任赞普，是实际上吐蕃王朝的立国之君。在位期间，平定吐蕃内乱，极大扩张了吐蕃王朝的版图，使吐蕃成为青藏高原的强国。确立了吐蕃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法律等制度，从唐朝和天竺引入佛教、从唐朝引入科学技术以及历法。
　　《月王药诊》   藏族医学的奠基之作，以其在疾病起因方面，阐明了内在因素是三大因素的失调。外因是起居不适、生活不当、邪魔作祟；后世据此制成“月王药诊香”，针对生活不当、外邪寒症的熏治，以芳香扶正、通泰活络、辟恶邪，是一款藏药保健珍品香。
　　文冠木    藏药名“赞旦生”等。为该木干燥茎干，质坚硬。气微，味微甘、涩、苦。能消肿止痛，燥血，干黄水，用于风湿性关节炎，风湿内热，麻风病。
　　七觉士    指第一批随寂护出家的七名藏族僧人。8世纪后半期，印度僧人寂护与印度佛教密宗大师莲华生至西藏弘法，兴建了桑耶寺。寺刹竣工后，由寂护担任寺院的堪布，有巴赛囊、桑希、毗卢遮那、甲哇却洋、毗？鲁易旺波、玛？仁钦却、藏勒珠七人即于此时随寂护出家，遂被称为“七觉士”。
　　《四部医典》   藏族医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作品，它的问世，促进了藏族医学的发展，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这不仅是《四部医典》内容及特点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本民族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称赞和景仰，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也成为无价之宝。
　　金刚手菩萨    因手持金刚杵而得名。具有除恶降魔的广大神力。在西藏地区，也是相当重要的雨神。与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合称“三族姓尊”，分别代表“伏恶、慈悲、智慧”三种特质，也为观音、弥勒、虚空藏、普贤、金刚手、文殊、地藏、除盖障“八大菩萨”之一。
　　[阅读链接]
　　《四部医典》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医药学作为独立的医学理论体系最终形成。
　　《四部医典》是古代医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在1200多年前，能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的独特论述，给我国医学史上增添了不朽的光辉。
　　众多名医和医学名著
　　9 世纪中叶，藏族医药由于在达摩赞布灭佛中没有受到损失，加之欧松王十分重视藏族医药，又有了较大发展。
　　首先，由藏族翻译家尤格仁钦等译了天竺华布著的医书《八支精要自注》，此后著名译师兼藏族医学家仁钦桑布又译了华布的《八支精义》和达哇翁嘎著的《月光》等许多重要医学书籍。
　　这些医籍木版刻印传世，有的还收载于丹珠尔大藏经内，为藏族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料。
　　同时，仁钦桑布还招收徒弟传播藏族医学，先后培养出 “布尚四名医”。四名医之一芒莫曼宗曾为拉则芒卡的切日杰狄邦授以《月光》秘诀，后来切日杰狄邦又传于自己的三个儿子，其中叫吾郎哲卡日的，精通《月光》和临床，并培养出翁觉扎和卓查觉那等徒弟。历史上将以上十人称“前代十医圣”。
　　“前代十医圣”中的芒卡切日杰狄邦的徒弟香端秀布精通医学，著有《一切知识史·幢顶辉》等 5 部医学著作。他的传承徒弟西藏上部的达玛贡布著有《森斗》、《羊斗》等医著。
　　达玛贡布的徒弟大都在博东若措地区行医，其中香项嘉热俄著有《桑杰库布·金库》，后传授给宇妥·嘉 格多杰等人，形成了仁钦桑布的医学传承。
　　到了11 世纪时，扎巴翁西从桑耶寺挖出秘藏的《四部医典》，进行认真学习，并撰写了有关论述。后来传授给雅垄博士库顿·维巴达玛。
　　这一时期，藏族名医若端· 贡却嘉从天竺学习《医学八支》返回后，著有《八支章节集要》，并对《八支》进行了评注。译师尼玛坚参翻译了天竺龙树著的《方剂百条》和达哇翁嘎著的《药名对照》及寒水石炮制法教诫等。
　　1076 年，西部乌仗那国王的御医巴诺秀敦来到藏地行医并著有《聆传·卫翁那布》、《群协卫翁万布》、《本扣查》等临床秘诀，还培养出塔西、贡、东等许多有名医生。
　　此后，藏族医生年美达布拉杰著有《八支要摄》，并创制出奇效的药方“十五味达曼药”。
　　年美达布拉杰的亲传徒弟主要有香曼那和格钩扎巴然那两人，其中格钩扎巴然那编著有达布拉杰的著作《盘协柔贝佐》即《有益知识库》，以及人体脉络和脏腑解剖等医书。
　　12 世纪时，老宇妥的第十三代子孙宇妥萨玛·元丹贡布对《四部医典》进行了精心评注和修订，根据西藏地理气候等特点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使这部经典巨著更加完善，趋于基本定型，他还编著了数十部关于藏族医药理论和临床书籍，对《四部医典》的正确诠释和临床治疗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此之前，老宇妥著成《四部医典》后，并未曾流行，而是被王室秘藏，后被人发现而流入民间。经贡却觉献给小宇妥后，又回到宇妥家族手中，他把自己的经验与原书相结合进行彻底的修订，不全的予以补充。
　　把《月王药治》中有关脉诊、尿诊、五行生克、茶碗等内容补充进去，对原书的注文、正文都作了校正，把全书分成18支。这才使《四部医典》定型而流传于后世。
　　宇妥萨玛首先传授《四部医典》的先例之后，为了让得意门生及众弟子了解其意，分别撰写了注释《色签》和《松签》两本医书，为传授《四部医典》又编写了《十三分支》等著作，使藏族医药在西藏犹如雨过天晴，得到了发扬光大。
　　13 世纪时，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统治的萨迦王朝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藏族医学也出现繁荣局面。
　　当时，以萨迦药城为中心的昌狄医学传承最有成就，其代表人物昌狄·降贝桑布和昌狄·班旦措西对《四部医典》的研究和人体解剖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另外，这一时期著名医生俄金巴·仁钦华译有《水银炮制经》及其诠释《水银洗炼详述教诫》、《耳传卫本》等多部医药书籍。
　　俄金巴·仁钦华的主要门徒嘎玛·让钧多杰学富五车，根据用药经验著有药物书籍《药名之海洋》一书，详细论述了 830 多种草本药物的性能、 主治及标本等。这是一部药物学方面的名著，后世许多名医认为资料可靠，视为草木药物书籍的范本来引证。
　　大成就者唐东杰布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他不但架铁桥、创藏戏为民谋利益，而且在拉萨铁山之上修建吉布日佛殿，成为以后药王山医学院的基础，还创制出平衡人体功能的灵丹妙药洁白丸和治疗疫病的良药红丸等神奇药物遗留给后世医生。
　　这一时期的博东大学者久美哲巴著有《儿科疾病疗法》、《外治法简述·莲花鬘》等医书。
　　达仓译师喜饶仁钦著有《勾去智者之心》等医史和论述医学总义的书籍，临床书籍有《接触疾病治法》等，并著有医学名词解释《词义明释明镜》等。
　　[旁注]
　　仁钦桑布   （959年～1055年），藏传佛教著名人物。其一生三次往返印地、西藏，翻译、校订显教经典17部、论33部、密教经典108部。将之收录于藏文大藏经 甘珠尔与丹珠尔之中。人们将他之后编译的密乘称为“新密”，而此前的称为“旧密”。
　　脉络    即中医所说的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是人体功能的调控系统。经络学也是人体针灸和按摩的基础，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之一。
　　五行生克   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规律。相生，含有互相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相克，含有互相制约、克制和抑制的意思。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八思巴   （1239年～1280年），藏传佛教喇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吐蕃萨斯迦人。本名罗古罗思监藏，八思巴意为“圣者”是尊称。蒙哥汗三年，忽必烈从受佛戒。世祖即位，尊为国师，使统天下佛教徒。后使领总制院事，统辖藏区事务。后来他制成蒙古新字，加号“大宝法王”。老年后还至萨斯迦。
　　药王山    在布达拉宫右侧，很早的时候，人们为了祭祀药王菩萨，在这座山顶上堆起了一个碎石菩萨，插着经幡的“轮堆”。而藏族所说的药王菩萨大概就是文殊菩萨。
　　[阅读链接]
　　9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这一时期，藏族医药学迈向新的台阶，吸收外来的医学精华，补充和完善本民族的医学，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另外，当时有位叫益古格龙者，把刻奇班智达瓦翁嘎所著的《八支注疏·月光》译成藏文，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南北学派争鸣促进发展
　　1354 年 山南帕竹地区的降曲坚赞建立的帕竹地方政权取代萨迦王朝后，西藏社会形态为之一变，这一时期宗喀巴改革宗教创立的黄教在全藏的传播，客观上促进了藏族经济文化的繁荣。因此，在 15 世纪中期，藏族医学中出现了许多不同学派的争鸣局面。
　　这些学派中，以强巴学派和苏喀巴学派影响最大。
　　强巴学派主要活动于拉萨西北高寒干燥地区，结合该地区环境气候及生活习俗，总结出一套治疗寒证的经验，形式了自己特色，故又称为“北派”。强派的代表人物是强巴·南杰扎桑。
　　朗杰扎桑法王，于1395年在吉祥昂仁诞生。幼时聪颖，四五岁时能够写字读书，长大后广拜嘎阿巴·班觉西绕、仁钦白桑、森格坚赞、印度金刚座之堪布·戛日布扎、班钦·那吉仁钦、普东·确列朗杰等为师，精通灌顶、水神修法各类知识。拜霍嘎希巴·森格坚赞为师，授居士戒，赐名“朗杰扎桑”。
　　朗杰扎桑31岁时，迎娶森格孜巴之公主朗卡白本为妃，生有诸子嗣。又先后拜阐旺·多吉坚赞、米雅·曲扎桑布、孜东巴·桑杰伦珠为师。曾得班钦·强巴林之赞颂。亦曾与达赖根敦珠巴互相答疑。
　　朗杰扎桑40岁以后，先后造有众多佛像、佛塔、佛经，并著有论著。其中有《八支要义·如意宝》共有120章、《论述根本续·显示续义明灯》、《后续释难·万想如意》、《医籍宝匣》、《九种致命疾病论说》、《论说续之释·甘露之水》等。
　　所有这些都为藏族医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作用。尤其是普东·确列朗杰之医承传到强巴·朗杰扎桑，后有米尼玛·通瓦顿丹等众多弟子。
　　米尼玛·通瓦顿丹或称“强巴贡曲仁钦”，系为西藏赞普之后裔索朗多吉之子。长大后拜印度大班智达·那吉仁钦、大译师索朗嘉措、强达·朗杰扎桑、昌迪·班丹措齐等为师研习各门显密知识，聆听18支掘藏传承之讲义，尤其从朗杰扎桑尊前授闻《索玛惹扎》、《月光论》、《甘露宝瓶》等医学典籍。
　　强巴贡曲仁钦的儿子拉尊·扎西白桑，幼时由其祖索朗多吉抚养，从读书写字始进行闻思之业。后从祖父及父亲尊前研习众多医典，特别聆听修习了百部佛语传授之灌顶、水神修法、《内外秘三层之闻传大释》、《秘不外传二十五部》等，还对其相随者传授医学典籍。
　　拉尊·扎西白桑的儿子索朗益希坚赞，幼时就以父为师，研习藏族医学，深谙医理，尤其是《四部医典》传教派及掘藏派二者合一之教诫、百部佛语传授之灌顶、水神及仙人修法、闻传之实践、注释等得到圆满传授。
　　在强绒之乱时期成为仁布之太医。在后藏绒热达时著有《医学概论·放开白连之日》、《论说续释·阅后义成》等书。
　　索朗益希坚赞在世时间不是很长。所第司所说：“强氏医师拉尊·扎西白桑之子常松·索朗益布坚赞在夹塘地区之仁布巴的宿营地去世。”
　　贡珠·云丹嘉措在《知识库》中说：“强巴父辈朗杰扎桑、其子米尼玛、拉尊·扎西白桑、索朗益希坚赞等著有许多医学之《概论》，创造了强巴派。”因此强巴·朗杰扎桑至索朗益希坚赞是强派的主要创始人。
　　苏喀巴学派主要活动于拉萨东南地区，结合该地湿温环境气候及生活习俗，擅长用凉药治疗热症，也形成有自己特色，故又称“南派”。代表人物是苏喀瓦·娘尼多吉。
　　苏喀瓦·娘尼多吉于1439年出生于塔布地区苏卡吉嘎的一个医士世家。拜父亲仁增平措以及夏热绕降、曼顿、旺久桑布等为师，研习各类学科，尤其精通医学。
　　据说苏喀瓦·娘尼多吉10岁时在曲莹孜得宇妥巴之通达境相或似梦中指点，言道：“《四部医典》中因老糊涂所致，有许多不确切之处，望你予以校正。你的上师是宇妥·云丹贡布，你的法之机缘为医学。”
　　苏喀瓦·娘尼多吉14岁时与强巴·米尼玛有过交往，16岁时编著了《千万舍利》一书，该书共有416品。此后又著有《〈四部医典〉释论·精细琥珀》、《续义释说·白银鉴》、《箴言·日光》、《给诸方医师之书信》、《利己利他之教诫》等著作。
　　苏喀瓦·娘尼多吉在东部温嘎地方的时候，召集了列、洛、恰三地及埃、年、贡三地的医生，讲授《药物识别》、《药味论说·铁鬘》、《甘露池》、《甘露库》等医典，以著书立说，大大推动了藏族医学的发展。
　　苏喀瓦·娘尼多吉的大弟子圆满羯磨之查温·索朗扎西，在由措麦基层堪钦所著《医学概论·白银鉴》中载：
　　其大弟子查温巴，刻印后续重新传授，在这雪域之方圆，举起医学之宝幢，解除患者之疾苦，驱走非时之阎王，永守清净之戒规，照十行法二次第，度日夜于益事中。
　　记载中所说“刻印后续”之事，在藏族医学历史上为最早的木刻版。查温巴注重传授，为苏派的发展、利乐众生，大举善业。
　　此后出现的金巴·次旺是阿沃曲吉之弟子金巴·次本多吉的弟子，在他所著《论说续释论》跋文中所说“著于第八绕迥土猪年”来看，当为1479年，因此他是15世纪人。
　　金巴·次旺精通大小五明，尤其深谙医理。他先后著有非常有名的《〈四部医典〉释论》及集此派特征之《医疗实践·延寿百部》、《医疗总义·如意箴言》等许多论著。
　　特别是在编著《〈四部医典〉释论》时，以自己的智慧详细研究了《四部医典》的来源、历史及续义，提出了《四部医典》为经论中的论部，是由宇妥巴编著。
　　与此同时的措齐白玛嘎布之子恰布班钦多吉帕朗，曾得噶玛巴之册封。继承祖辈传统，并拜金巴·次本为师，精通苏派理论，获“恰布班钦”即大学者之名，在南部极为弘扬藏族医学事业。其论著有《〈四部医典〉各续释论》、《医学概论·金穗》、《千万舍利之目录》等。
　　恰布班钦所著《后续释论·词义明说如意宝》之跋文中说：
　　曼贡·多吉坚赞是塔布绰龙地方的名医师，其弟子、鄙人之曾祖父顿珠达，曾有莲花生大师授记，并迎请过医疗妙诀。
　　其子措齐白玛嘎布，获噶玛·曲扎嘉措颁赐之医师册封，以讲授续义为主。其子鄙人，亦得噶玛巴之恩惠，赐册封，研习祖传理论和苏卡派理论。
　　恰布班钦之传承有琼杰措齐贡多等众多弟子，均圆满传授了理论及经验，使藏族医学事业如晴空之浩日，光芒万丈。
　　此后，以研习珠巴·白玛嘎波和贡曼·贡曲德勒之著书而成为大学者的德曲医师热那者，著有《医学概论》、《根本心续之增补注释》两部著作。
　　1703年第司在编著《医学概论·仙人喜宴》一书时，曾以该书作为参考，吸收其优点，同时为该书加以注释，并在《医学概论》跋文中作为参考书目索引该书名，因此该书是非常地道的医典。
　　强、苏两派在藏族医学基础理论等重大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但只是在对药物的认识，用药遣方、剂量及治疗方法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经验。
　　如北派对许多药物品种有别于南派的认识，善于用温热药物，擅长艾灸，组方药味较多，而南派擅长应用清凉性药物，组方药味一般较少，苏喀瓦·娘姆尼多杰的《药味论·铁重》等书系统阐述了该派的药物认识和用药特点。
　　北派注意形象教学，绘制出了许多藏族医学挂图，其中有杜孜吉美的精心绘制出药物、人体解剖挂图，为后世藏族医学唐卡的绘制打下了基础。
　　南派对《四部医典》 的研究成果多于北派，其中洛哲杰布寻找到《四部医典》的原本并刻版印刷行世，称为《扎塘版四部医典》，通过对 《四部医典》深入研究，著有《祖先口述》的第一二部，代表了苏派的见解，为国内外藏族医学界所重视。
　　洛哲杰布的 《缪见纠正》一书否定了强巴派《四部医典》是佛祖教诫的观点，正确提出《四部医典》是藏族本民族医学家的著作的观点，影响十分广泛。
　　南北学派长期争鸣，促进了藏族医学的繁荣和发展。
　　[旁注]
　　黄教    即藏传佛教格鲁派。藏语格鲁意即“善律”，该派强调严守戒律，故名。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创教人宗喀巴，原为噶当派僧人，故该派又被称为“新噶当派”。
　　灌顶   有“驱散”及“注入”之含义，也可以翻译为“授权”。佛教密宗教法，凡弟子入门或继承阿闍梨位时，必须先经本师以水或醍醐灌洒头顶。灌是灌持，表示诸佛的护念、慈悲；顶谓头顶，代表佛行的崇高。
　　上师   西藏佛教对具有高德胜行、堪为世人规范者之尊称。西藏佛教特重喇嘛崇拜，于藏族人之日常生活，凡诞婚寿丧、疾病灾害，乃至旅游迁徙，皆特别延请喇嘛为之祈祷而后行事，至于出家之修行者，于皈依佛法僧三宝之外，特重对喇嘛之皈依，而有四皈依之作法。
　　羯磨    意译作“业”，即行动、命运。一个人生命中的自然与必然事件，由前世的作为所决定。在佛教中，既是“作持”性质的戒条，更是僧团中的议事规则。举凡受戒、说戒、忏悔，乃至各种僧团公共事物的处理所应遵行的一定程序，统称为“羯磨”。
　　舍利   在佛教中，僧人死后所遗留的头发、骨骼、骨灰等，均称为“舍利”；在火化后，所产生的结晶体，则称为“舍利子”或“坚固子”。依据佛典，舍利子是僧人生前因戒定慧的功德熏修而自然感得。
　　唐卡    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兴起的一种新颖绘画艺术，即用彩缎装裱而成的卷轴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被藏族人民视为珍宝，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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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强、苏二派为主的争鸣时期，北派学术中还出现有隆敦派和贡曼巴派传承，南派学术中出现了直贡巴传承，都为藏族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苏派传人蕃凯巴·弥宠格列朗杰还著有《躯线月光》一书，此书被后世作为众所依据的蓝本。后来大导师钦绕罗布先生任哲蚌寺供药员时，对该书作了细致的研究，并作了注解补充。
　　自拉萨门孜康正式成立以后予以木刻后印出，并依此授课。高等藏族医生毕业时以该书内容为据，对体腔各部位及全身脉络要点、肌肉要点、骨关节要点等进行考试。
　　藏族医药事业的繁荣
　　17 世纪，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在大力弘扬佛法的同时重视发展藏族医药学，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使藏族医药学进入鼎盛时期。
　　五世达赖本人不但对藏族医学十分感兴趣，曾邀请大博士查仓巴讲解《四部医典》、《甘露瓶》、《千万舍利》及 等许多藏族医药学经典，尤其宿钦·却雍让卓等几位名师处聆听宇妥的医学精髓，藏族医学造诣颇深。
　　五世达赖一生采取了许多促使藏族医药发展的措施。首先，批准香若·囊索多杰的请求，重新对《扎塘版四部医典》进行木刻印刷；命令东珠华巴、达莫曼然巴和南郎班钦三人对新版《四部医典》进行认真校对并亲自作了序。
　　与此同时，五世达赖还下令刻版印刷洛哲杰布著的《祖先口述》；下令达莫曼然巴搜集编纂《新老宇妥传》和整理新宇妥著的《医学十八支》，并木刻印刷这两部著作。
　　另外，木版印刷了达莫曼然巴著的秘诀部注疏祖先口述《善说金饰》和后续部脉诊尿诊章以后的注疏祖先口述《疑难金刚结解》，这些措施使得许多医学经典得以传世。
　　尔后，五世达赖积极兴办藏族医药教育，先后在拉萨的哲蚌寺西宫新建“索日卓盘林”即医学利众院，任命尼塘仲钦·洛桑嘉措为教官，强欧囊索达杰为管理主持；恢复日喀则桑卓则建立的藏族医学学堂“章松堆贝林”即仙医云集院，任查戎巴为管理主持。
　　此后，五世达赖又在布达拉的“夏钦觉”、“玉嘉觉 ”及桑甫尼玛塘建立藏族医学学校，由强欧巴和达莫曼然巴负责管理，为学习藏族医学创造条件。
　　五世达赖晚年，从南山邀请多委巴尼粪传授印度瑜伽师木扎左格的白内障剥除手术和藏族医学的除翳手术秘诀集。邀请日喀则上部属于达玛贡布医学传承的比丘利他和尼仁地区的南夸拉，传授强巴派的医典注释和秘诀。并命令达莫曼然巴、勒伞等藏族医生学习鸟仗那大成就者的水银洗炼技术。
　　五世达赖为了普救众生性命，他还派人收集各种稀世宝石和历代学者特制的珍宝药品作为原料，创制出仁钦章皎大黑丸、查皎丸、动物宝达日玛丸、动物宝白晶塔丸及去毒动物宝丸等，医治患者，广行善业。
　　甘丹颇章时期，摄政王第司·桑杰嘉措秉承达赖旨意修订《扎塘版四部医典》刻版印刷了《四部医典》，并对这部用偈颂文体写成的经典进行了全面注释和补充，写成《四部医典疏·蓝琉璃》。
　　第司·桑杰嘉措为弘扬藏族医学事业所做的最大贡献是创建药王山“日齐卓翩林”，据《云裳佳衣续篇》记载：
　　上师于水羊年，大哲蚌寺西殿所建卓翩林因未能坚持而停止。为了却上师之心愿，于木猪年创建了以医学为主之药王山碧都亚卓翩达那俄擦日齐林，并颁发了允准僧侣及温、松、桑日等地之来者，托尊及非托尊、俗人都可以入学的规定。
　　当时无论僧俗何人都可以入学，这时期是处于准备或筹建阶段。在《医学概论》中说：
　　起初加上教师在内共有30多人，后逐渐扩大，增至70位僧人。讲授第司大师所著的医典，行续义及其补注的考试。许多成绩优秀者在传昭会及会供法会上获得“曼让巴”之称。
　　另外，第司·桑杰嘉措亲赴药王山讲授继义及其释论，还把学员们带至拉萨北部的桑宜、多底、司美拉、路那菜等地亲自传授草药路那菜嘎识别。这一传统后由药王山卓翩林及藏族医院继承。
　　第司·桑杰嘉措的上述这些举动，使一批医生很快成长起来，医学事业后继有人。如药王山新僧阿旺嘉措、扎杰仲巴桑杰斯珠等。这些学员要通过《四部医典》的考试，有时由六世达赖亲自进行考试。
　　1702年，第司·桑杰嘉措开始撰写《医学概论·仙人喜筵》一书，到第二年完成，共计293页，这部医史专著在藏族医学界被视最为全面。
　　第司·桑杰嘉措还组织著名画师绘制了“曼汤”即唐卡医图79幅，这一医学唐卡挂图的整理编绘是藏族医学历史上的首创，也是我国医学教育事业中的一项伟大的成就。并著有《藏医史》、《秘诀补遗》等一些医著，对藏族医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出生于洛卡亚多地方的达莫医学博士洛桑却哲是一位医学知识渊博的大师，曾受五世达赖的赏识，担任过达赖的保健医。
　　他一生著书很多，其中《秘诀秘函》、秘诀部祖先口述《善说金饰》、后续部祖先口述《疑难金刚结解》及《新老宇妥传记》等最为著名。
　　洛桑却哲的亲传弟子有医学博士洛哲却佩等多人。
　　18世纪时，蒂玛？旦增彭措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的贡觉宗，系古代9位藏族名医中比奇的后代。
　　蒂玛？旦增彭措从8岁起，便在众多的学者跟前听受、攻读医学著作和十明之学，学业优殊，名声渐隆藏区。以后他在西藏阿卡地方创建杜玛寺，并长期居住该地著书立说，写就了佛学、声韵、工艺、历算等著作多种。
　　尤其是蒂玛？旦增彭措经过亲身调查，总结前人经验，写出了不少医药学方面的书，如《实用制药程式选集·普照日轮》、《药方集要》、《丸药配方》、《医药异名释要》、《针灸学》等，在藏族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蒂玛？旦增彭措著有医学方面的书籍共42部，值得一提的是，丹增彭措通过对青海东、南部，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地的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反复核实资料，并结合对历代藏族医药中的记载作了考证，吸收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经验，用20年左右的时间，于1840年终于完成了藏族医药学名著《晶珠本草》的撰写工作。
　　《晶珠本草》是藏药本草的一部巨著，共收载药物2294样，接种类分共有1176种。该书作者对每一种植物的形态、特征、别名、性、味、产地、生长环境、效用以及用法等方面，均作了全面、详细的记述。《晶珠本草》在拉萨和德格两地都有木刻版，是研究藏药的重要参考书。
　　甘丹颇章王朝时期，藏族医学在医疗、教学及对《四部医典》的研究发掘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 这一时期藏族医学不但在西藏地区得到发展，而且在康巴，、 安多、内蒙古等地也有较大发展。
　　康巴地区以司徒·却吉迥尼最为有名，他著有许多医书，也译有脉诊、天花治疗等中医书籍，在德格八蚌寺创办的藏族医学堂，培养了八邦温、嘎玛艾勒丹增、帝玛尔·丹增彭措等许多著名藏族医学家，推动了这一地区的藏族医学的普及和发展。
　　安多地区，即甘肃、青海的藏族地区，这一时期在塔尔寺、拉卡楞寺、夏琼寺、拉加寺、赛科寺、拉莫德钦寺及佐宁寺等著名格鲁派寺院中先后建立起曼巴扎仓 即藏族医学经院，成为藏族医药教育和治疗的中心。
　　1745 年，北京雍和宫成立曼巴扎仓，培养不同民族的藏族医学学生。同时在内蒙古哈力哈和西霍尔等著名大寺院内建立藏族医学曼巴扎仓培养蒙古族学生，由此藏族医学在蒙古族地区进一步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安多地区和内蒙古地区涌现出了许多著名藏族医学家，比较有名的是更钦晋美昂布、章嘉若贝多杰、松巴堪钦益西班觉、隆吾赞卓佛班玛巴扎、蒙古阿旺王、敏珠佛诺门汗降贝却吉丹增赤列、江隆班智达罗桑却佩、蒙古族恰霍尔博士洛桑次成、 蒙古族郎柔丹达尔等多人。
　　其中松巴堪钦益西班觉著有《医学甘露流》、药物学《白晶鉴》、医疗精选《甘露喜庆》、秘诀萎萃《甘露滴》等医书。敏珠佛诺门汗嘉华却吉丹增成列著有一切医学书籍精华汇编《秘密宝源》。
　　隆吾赞卓佛班玛巴扎著有《医学总论》、常用药物《绿绒蒿束》、《九味防疫方剂》等。恰霍尔博士洛桑次成著有药物学《奇美眼饰》，并附有药物标本图，还著有《金属锻灰》等药书。
　　另外，蒙古族医生郎柔丹达尔著有《四部医典》疑难注解 《殊胜金色词子串》及《四部医典研究》等医学著作。
　　进入19 世纪后，藏族医药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十三世达赖土丹嘉措十分重视发展藏族医药学，用藏族医学为一切众生和患者造福，曾下令恢复和加强以前建立的药王山藏族医学利众院，委派自己的两位保健医、原药王山著名医生洛藏桑布和丹增嘉措去该院担任教师，提高藏族医学教学水平。
　　十三世达赖还命令丹增嘉措主持藏族医药书籍的刻印工作，出资修建药王山利众院印刷室，将以前保存在印刷房内的《四部医典》、《蓝琉璃》、《秘诀部补遗》、《晶珠本草》、司徒的《大疏》等藏族医药经典的陈旧木版全部重新刻制成新版，后来把这些新版称为“药王山版”。
　　1897年，十三世达赖封苏喀派名医羌青巴·强巴土昂为保健医和堪穷，任命强巴派名医夏吾丹却华旦为副保健医，委派两人主持药王山藏族医学学堂的教学和管理工作。
　　两人尽职尽责培养出了大批学员。第一批学员中的隆珠扎巴，第二批中的山南钦绕罗布和次成年扎、格桑勒协、土旦达杰等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
　　强巴土昂针对藏族医学中妇产科和儿科不够健全的情况，曾撰写了《小儿护理·利众心宝》一书，此书从婴儿接生，哺乳、护理、疾病预防、治疗、安全用药等 19 个方面介绍了小儿保健知识，并创制出 8 种小儿药品。书籍和药品发至县乡和溪卡广大地区，向孕妇进行教育和宣传。
　　1916 年，十三世达赖创办了拉萨藏族医学历算学院，这是一所医疗和教学兼备的培养藏族医学高级人才的机构，钦绕罗布任院长。
　　[旁注]
　　哲蚌寺    黄教六大寺庙之一，坐落在拉萨市西郊的根培乌孜山南坡的坳里，由黄教创始人宗喀巴之弟子降央曲吉？扎西班丹于1416年创建，是格鲁派中地位最高的寺院。
　　甘丹颇章    该殿是哲蚌寺第十任堪布、即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于1530年时兴建，是达赖喇嘛在哲蚌寺的寝宫。在重建布达拉宫以前，五世达赖喇嘛一直住在这里，并在那一时期执掌了西藏的政教大权，甘丹颇章也就成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同义语，史学界故称其为“甘丹颇章政权”。
　　六世达赖   仓央嘉措，门巴族人，西藏历史上有名的情僧。藏传佛教高僧对其评价为，“六世达赖以世间法让俗人看到了出世法中广大的精神世界，他的诗歌和歌曲净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他用最真诚的慈悲让俗人感受到了佛法并不是高不可及，他的特立独行让我们领受到了真正的教义！”
　　雍和宫   位于北京东北角，1694年，康熙帝在此建造府邸、赐予四子雍亲王，称“雍亲王府”。1725年，改王府为行宫，称“雍和宫”。1744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特派总理事务王大臣管理本宫事务，无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格最高的一座佛教寺院。
　　堪穷   僧官名。藏语音译。意为小堪布。原西藏地方政府置。位比四品俗官。大多为贵族子弟在僧官学校受过一年训练后升此品级。
　　[阅读链接]
　　钦绕罗布为藏族医药的繁荣发展居功至伟。他在教学上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了形象直观教学曾复制了全套彩色医学“唐卡”，规定学生每年上山采药、认药半月，在门诊部诊治病人等，这些方法对提高教学质量起了积极作用。
　　拉萨藏族医学历算学院先后培养出了千余人高级藏族医学人才，其中还有很多是外国学子，他们藏族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钦绕罗布在学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著有藏族医学理论、药物、临床等方面的许多有价值的著作。
　　草原瑰宝——蒙医蒙药
　　蒙古族医药，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传统医学，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是蒙古族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一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医学科学。它不仅有着丰富的医疗实践，而且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经验。
　　早在12世纪以前，蒙古族人民就发明和运用了许多适合地区特点的医疗方法。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原有的医疗经验上逐步形成了具有初步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古代蒙古族医药。
　　后来又吸收了藏族医学、汉族传统医学和古代印度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医疗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
　　原始萨满教形成蒙医药
　　相传在上古时期，伟大的嘎吉斯部落的一个分支生活在极地之北，这个部落收到至高天神的保护，因为部族的人都非常的虔诚，所以至高天神赐予他们神的力量。
　　后来这个部族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君主科尔努斯，他神通广大，并治理有方，渐渐地受到部族及附近部族的敬仰。
　　为了嘎吉斯人生活得更好，科尔努斯统一了嘎吉斯各部族，渐渐地科尔努斯成为嘎吉斯人心中的神，取代了至高天神的地位。后来科尔努斯战死沙场，他的心化做一颗蓝宝石，如果他的子孙能得到这颗蓝宝石，就能统治黑暗世界。
　　科尔努斯有3个勇敢的儿子，大儿子叫“玛库斯”，后来去了东欧，归依了东正教。二儿子叫“古都斯”，去了阿拉伯，归依了伊斯兰教。三儿子叫“哈斯”，去了蒙古草原，成为狼族开创者，古代蒙古族劳动人民以游牧生活为主，狩猎为辅，还有些相应的家庭手工业。他们劳动和生息在北方辽阔的蒙古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之中，普遍信仰萨满教。
　　蒙古族先民连年累月同寒冷、潮湿、风雪作斗争，战伤、摔伤等各种外伤也时有发生。这在客观上要求他们不断摸索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从而逐渐积累了调理寒热、治疗疾病的经验，形成了具有初步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古代蒙古族医药。
　　作为蒙古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蒙古民族发展史上，它是信仰的最主要的宗教形态，在蒙古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教地位。蒙古族称男萨满为“博”，女萨满为“渥都干”。
　　蒙古族古代医学是由以萨满医术为代表的原生性宗教医疗与民间医疗共同组成。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医疗上。
　　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发展了民间医疗的内容，为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实际上，巫医治病，除使用特殊的心理疗术外，又运用一些朴素的医药知识和一些简单的疗术。蒙古族萨满的祛病巫术与民间医术有着不解之缘。
　　萨满医术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传统疗术上。如哲里木蒙古族医学的传统疗术主要有蒙古灸、放血、针刺、外伤科、整骨术、正脑术、按摩、热熏、热敷、瑟必素疗法、酸马奶疗法等极具民族特色的内容。
　　这些疗法主要是从体外施治，以调整和恢复失调的机体功能的平衡关系，改善血液循环和精华与糟粕的吸收、分解及排泄等正常生理活动，以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
　　萨满大多反应敏锐，接受能力好，逻辑性强，预见准确，容易接受和掌握利用原始古族医药知识。“萨满医疗”可分为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
　　萨满以变化的意识状态接触动植物及整个大自然与之交流。他们了解有关植物的专业知识和使用不同药物的知识，所以也可以对患者进行药物或其他物品治疗。
　　在医巫不分家的古代社会，萨满文化促成了早期蒙古族医药的发展。古代蒙古族人以萨满教的教理作为遵循的精神力量和衡量事物、认识客观世界的依据。古代蒙古族医学的萌芽在萨满手中，吸纳了原始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原始萨满教促进了古代蒙古族医学的进一步发展。
　　如萨满教关于火的朴素认识，以及民间流传的由火的温热刺激使身体某一部位病痛得到缓解或治愈等，促进了传统蒙古族医学热薰、热熨、火炙等热性外治疗的发展。
　　蒙古族传统疗术中的灸焫疗法就是直接借用火的神圣力量驱魔治病的手段。人们选择火疗，正是源于对火的威力的崇拜。认为火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战胜一切生物，对引起疾病的鬼神，可以用火的神力来祛除疾病。
　　灸法在蒙古族民间作为重要的医疗手段而传承，尽管原始火疗带有巫术的性质，但却具有祛除寒邪、温暖阳气、消毒避秽、灭菌等实际效能，因而得以传承，成为后世蒙古族医疗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有蒙古族医学的“哈那忽”，即放血疗法，就是适当放出恶血及病血来治疗疾病，是蒙古族医学中的一种比较古老，且沿用千百年的医疗方法。
　　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转移，决定了医疗手段必须简便速效。长期食用肉食，积热内盛，适于峻急攻下。经过多次放出恶血，病痛得以缓解，被蒙古族人民称为“鬼邪遁去”，经这多次多人的体验后，放血疗法渐渐成为蒙古族等北方民族特有的治疗手段。
　　原始蒙古族针刺疗法就是用金针或银针刺入人体的特定穴位给以刺激；或通过加温或冷却针体传导温热或冰冷，以增强刺激；或用特制的器械，穿破皮肤，排除淤滞于局部的病气、黄水及脓液等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外治法。
　　在蒙古族传统医学中，整骨术是一项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征的医疗技术。这一特殊的医疗技术最初就是从萨满医术中分化出来的。
　　整骨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度曾被萨满所掌握。在蒙古族萨满巫医中把从事接骨、整骨的萨满，被称为“牙思巴里雅其博”或“黑狗大夫”。
　　萨满治病时使用具有神秘色彩的咒语和祷辞加上世代相袭的整骨技术。他们技术精湛，具有神奇的疗效，是蒙古族传统疗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民族医学遗产。这一古老的传统医术脱胎于萨满教的痕迹依稀可辨。
　　在蒙古族博中，还有专门医治年轻已婚妇女、未婚女子所得的身体上的不适症和精神的疾患的“安代”疗法的博。能够主持“安代”治疗仪式的博，被称为“安代博”。
　　“安代”疗法是民间集心理治疗、躯体治疗、运动治疗、音乐治疗于一体的综合治疗方式。但“安代博”对病因的解释始终未能完全摆脱神秘的宗教色彩。
　　在哲里木地区，通晓催生术、保胎术和妇婴保健，并从事接生、产婆职业的，被称作“德木其博”。蒙古族女萨满“渥特根”大多承担着这一职责。
　　此外，萨满教的自然观、病因观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蒙古族的医药文化扎根于自身社会的、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思想观念有着天然联系。
　　萨满教作为从民间信仰发展而来的原生性宗教，其宇宙观与自然观，必然对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产生影响。
　　蒙古族传统医学理论具有朴素的自然观和整体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人与自然相抗争、相协调的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和运用自然力，调整人体自身以适应自然。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整体观、以调整人体功能为主的医学观。整体观认为人是由身体、心理和精神构成的精细而复杂的整体，因此，要以整体观来诊断和治疗疾病。
　　又因为个体差异，医生在诊断和治疗时要辨证施治。健康意味着身体、精神、情绪的和谐与平衡，而不单是没有病。在治疗疾病时，重视病因的查找。
　　对于萨满治病而言，查找病因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首先要祛除的是病因，而不是只缓解症状。认为治本比治标更重要。
　　[旁注]
　　萨满教   在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信仰活动。流传于我国东北至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对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故得此称谓。
　　正脑术   蒙古族的正脑术是蒙古族医疗传统医术，通过人工震动治疗脑震荡，该法历史悠久，在蒙古族医药典籍《甘露四部》中，有详细记述，正脑术治疗方法有4种，但无论何种方法，均应用“以震治震”的原理。适用于牧民落乘、跌伤等外伤所致的脑震荡。
　　热熨疗法   古人流传下来的一种物理疗法。其方法是将导热物质加热后，迅速用布包裹，然后在患者身上的特定部位来回移动或反复旋转按摩。其法操作简便，适应症广，副作用小，对某些病有独特疗效，因此在民间应用十分广泛。
　　安代   蒙古族传统民间歌舞。起源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库伦旗。是古代“踏歌顿足”、“连臂而舞”、“绕树而舞”等集体舞形式的演变和发展。过去举办安代是请“萨瞒”巫师驱鬼治病，后来成为蒙古族人民喜爱的自娱性舞蹈。
　　[阅读链接]
　　就蒙古族医学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原始萨满教对蒙古族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原始萨满医术的不少内容是古代蒙古族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
　　萨满巫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医疗方法和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间经验医疗的内容。萨满的除疾治病，不仅对维系氏族的生存与繁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统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蒙古族医学的三根五元
　　蒙古族医学经过漫长的发展之后，渐渐从萨满巫术中分离出来，至12世纪以前，蒙古族人民就发明和运用了许多适合地区特点的正规医疗方法。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辽阔的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了蒙古帝国，蒙古族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随蒙古帝国的兴起和强大，同内地各兄弟民族，特别是同汉、藏族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与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等国家的通商及文化交流也随之开始，蒙古族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蒙古族医学传统疗法及临症用药、理论、实践等诸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
　　于是，蒙古族医学又吸收了藏族医学、汉族传统医学和古代印度医学的基础理论和医疗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根据有关著作的记载，那时已经出现了适应当时社会生活条件的蒙古医药知识。
　　蒙古族医学理论体系的显著特点是：以阴阳五元学说哲学思想为指导的整体观和对六基症的辨证施治。六基症理论把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归纳为“赫依、希拉、巴达干、血液、黄水、粘虫”等6种。把疾病的本质归纳为寒热两种，把发病部位归纳为脏腑、黑脉、白脉、五官等。
　　当时蒙古族医学以“三根”学说为主要理论基础，三根指：“赫依”、“希拉”和“巴达干”，其中赫依指各种生理功能的动力；希拉是火热之意；巴达干则指体内的一种黏液状物质，具有寒性的特征。
　　蒙古族医学古籍中记载：
　　人胚在演化过程中随其形态的变化，初成脉由其脐部分出三根。一根上行形成脑。巴达干依属于脑，存在于身体的上部。
　　另一根伸向中路，形成命脉。希拉依属于命脉与血，故存在于身体的中部。
　　另一支向下延伸，形成密处。赫依属于密处，存在于身体的下部。
　　蒙古族医学根据三支脉的不同走向及所在部位，把人体分成上、中、下3个部分，即心脏以上为巴达干部位，心至脐部为希拉部位，脐部以下为赫依部位，约相当于中医和气功中的下丹田。
　　人体的生命现象，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的活动过程，内而消化循环，外而视听言行，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还有内脏与内脏之间，内脏与体表组织器官之间的有机联系，都是三根作用的结果。因此，三根是生命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
　　在正常情况下，三根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故人体功能得以正常运转。这是正常三根的生理作用。
　　如果三者之间任何一方出现偏盛偏衰，致使平衡失调时，将引起反常变化，导致疾病的发生。因此，三根不仅表现在正常的生理活动中，同样也表现在异常的病理变化中。
　　蒙古族医学认为，一方面三根是维持人体生命的主要物质，另一方面又是导致人体患病的内在因素。三根各有不同的特性，这些不同特性，在生理、病理方面也反映不同的特点。三根各有五种类型，各寓于人体内相应的脏腑及器官，各有其不同职能，并相互作用，共同维持生命活动。
　　赫依在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中，具有维持生命活动推进血液运行、呼吸、分解食物、新陈代谢、增强体力、支配肢体和意识活动、接种传代等作用。
　　并且也是保持希拉、巴达干两根相对平衡的调节者，也是人体维持健康和延年益寿的引导者。如果赫依本身失去平衡状态时，就会导致病变。赫依具有以轻、涩为主的凉、微、坚、动等六种特性。
　　希拉为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热能，具有产生热量和调节体温、促进消化吸收、促进营养七精华也称七要素之成熟等功能。
　　它以巴达干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与其保持相对平衡状态。如果希拉本身失去平衡状态时，就导致病变。希拉具有以热、锐为主的轻、臭、泻、湿、腻等7种特性。
　　巴达干在人体正常生理过程中起滋生、调节体温、滋养正精、增强意识、延年益寿、坚固骨节的作用。并以希拉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与其保持相对平衡状态。
　　如果巴达干本身失去平衡状态，就会导致病变。巴达干具有的重、寒为主的腻、钝、软、固、粘等7种特性。
　　三根是人体生存的主导因素，也是产生疾病的内在因素。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机制都是以三者的平衡与变化为理论依据的。
　　三根之间处于相对平衡或失调，即指“赫依、希拉、巴达干”20种特性的相对平衡或失调而言。赫依以“空、气”属性为主，是推动人体生命功能和力量的渊源。
　　希拉的“火、热”属性为主，是推动脏腑及食物精华、血液、肉、脂肪、骨、骨髓、精液七种精华进行机能活动的热能和物质基础。
　　巴达干以“湿、水”属性为主，是人体消化食物，调节体液机能和内分泌物质的能源。
　　蒙古族医学理论明确指出，发病本身的内在条件是指三根七素，即内因；致病因素指外界因素，即外缘。在正常情况下，三根七素各有特点，自具其能，密切联系，共同担负着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活动，保持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状态。这是人体健康的基本原因。
　　在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下，三根出现偏盛偏衰等反常状态而失去平衡时，就产生疾病，这是病理活动的基本原因。三根七素是人体进行生命活动的能量与物质基础，并且也是产生一切疾病的根本因素。对于人体生理功能和病理机制，均以三根的生成变化为理论根据。
　　阴阳是我国古代用以解释自然界一切事物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据蒙古族古代史料及许多文学艺术著作记载，古代蒙古族人称苍穹为“父天”，称地球为“母地”。这是蒙古族民族中形成的阴阳概念。
　　后来，阴阳学说成为蒙古族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地说，凡是活动的、上升的、明显的、进行的、无形的、轻清的、功能亢进的或属于功能方面的都属于阳；而凡是静止的、下降的、隐晦的、退行性的、有形的、重浊的、功能衰退的或属于物质方面的都属于阴。
　　事物的阴阳属性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相对的，是根据一定的条件来决定的。蒙古族医学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概括为阴和阳两类，任何一种事物的内部又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而每一事物中阴或阳的任何一方，还可以再分阴阳，以至无穷。
　　蒙古族医药理论是在对自然界有了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内经》、《四部医典》、《饮膳正要》等书中，有古代蒙古族人善于用热性疗法治疗寒症的记载，如“蒙古灸”；用寒性疗法治疗热症，如“冷敷”和“酸马奶疗法”等。
　　阴阳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面而单独存在。阴阳之间相互对立、依存、消长、转化几方面的关系，是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
　　蒙古族医学运用阴阳变化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和探求药物性能，并广泛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确定治疗原则等方面。
　　五元学说很早就被应用于古代印度医学。于14世纪初经西藏传播到蒙古地区。在蒙古族医学理论中，对构成人体的“三根”、“七素三秽”和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则以及“四施”即药物、外治、饮食、起居等的解释，都以五元学说为理论指导。因此，五元学说是蒙古族医学理论体系的纲要。
　　把事物按照不同的性质、作用与形态，分别归属于土、水、火、气、空五元素。
　　土元素的性质为硬、强、重，以气味为主，具备味、色、感、声等性能，为一切物质的本基，对物质有重、稳的功能；水元素性质为湿、润，以味为主，具备感、声等性能，对物质有滋养、湿润的功能；火元素性质为热，以色为主，具备感、声等性能，对物质有成熟、溶解、烧灼的功能；气元素性质为轻、动，以感为主，具有感、声两种性能，对物质有轻、动、发的功能；空元素性质是空、虚，只有声一种性能，为物质的存在、增长、运动的空间，具有间隔的功能。
　　蒙古族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有密切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和构成，均和五大元素密切相关。
　　五元与三根五脏六腑的关系：三根中巴达干属土水、五脏脾、六腑胃属五元素的土，五脏肾、六腑膀胱属五元素的水；三根希拉属火，五脏肝、六腑胆属于五元素的火；三根赫依属气，五脏肺，六腑大肠属于气；循环属于空；五脏心、六腑小肠属于空。
　　同时，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在蒙古族医学生理、病理和临床治疗等各方面，也都成为其所遵循的基本理论基础。在蒙古族医学中，借五行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及其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关系等，从而进行辨证论治，达到预防和治疗的目的。
　　五行学说传播到蒙古地区比较早，早期五行学说在理论上和蒙古族医学的“赫依、希拉、巴达干”还不能完全结合。
　　五行在蒙古族医学脉诊中的应用遵循四季、五行、脏腑与脉象的相互关系；春夏秋冬及4个土旺期共为五时，即春属木，命脉为肝；夏属火，命脉为心；秋属金，命脉为肺；冬属水，命脉为肾。每季末的18天，计72天则为脾土脉旺盛运行之时。
　　蒙古族医学五行的变化规律，具体地解释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并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在具体诊断中依照《四部医典》中的脉道。
　　[旁注]
　　黑脉、白脉   藏族医学的生理学观点，人体的经脉有黑脉和白脉之分。所谓白脉是指大脑、小脑、延脑、脊髓以及各种外周神经。黑脉是指人体的血管系统。
　　丹田   原是道教修炼内丹中的精气神时用的术语，有上中下三丹田：上丹田为督脉印堂之处，又称“泥丸宫”；中丹田为胸中膻中穴处，为宗气之所聚；下丹田为任脉关元穴，脐下三寸之处，为藏精之所。古人称精气神为三宝，视丹田为储藏精气神的地方，因此对丹田极为重视，有如“性命之根本”。
　　赫依    蒙古族医学最常用病症术语，由于精神紧张，忧虑过多，房劳不节，饮食劳倦，言多伤气，坐立当风，吐泻，失血过度等原因，人体失去正常的功能，使机体出现神经衰弱、神志异常、健忘、疲倦无力、无规律性疼痛、头昏、耳鸣、麻木、抽搐、瘫痪等症状。主要包括赫依血、心赫依和肾赫依。
　　阴阳    源自我国古代人民的自然观。古人观察到自然界中各种对立又相连的大自然现象，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以哲学的思想方式，归纳出“阴阳”的概念。早至春秋时代的易传以及老子的道德经都有提到阴阳。阴阳理论已经渗透到我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内经》    即《黄帝内经》，为古代医家托轩辕黄帝名之作，为医家、医学理论家联合创作，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在以黄帝、岐伯、雷公对话、问答的形式阐述病机病理的同时，主张不治已病，而治未病，同时主张养生、摄生、益寿、延年。是我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七素三秽    蒙古族医学中构成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7种基本物质：食物精华、血液、肉、脂肪、骨，髓、精液统称为七要素，简称七素；三种主要排泄物：粪、尿、汗称为三秽。七素为三根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以保身体发育成长。
　　脉道   《四部医典》里记载：“人体血脉可分初成脉、依存脉、连接脉、寿脉四种”。初成脉分出三岔；依存脉有四种；连接脉有黑白二种；寿脉有三条。这些脉道与气血运行，与体内外的一切孔窍相连，身体才能生长发育。人体长久存在，它是身体的根本。
　　[阅读链接]
　　蒙古族医学认为，人体的生命现象，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的活动过程，内部消化系统，外部言听视行，都不是孤立进行的，必须在三根七素的作用下，人体脏腑之间、脏腑与体表之间的生命活动彼此协调，相互制约，才能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相对平衡。如某一部分发生病变，就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以至整体，引起平衡失调，功能障碍，出现一系列症状。
　　所以蒙古族医生在医疗疾病过程中，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辩证地进行全身的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
　　蒙古族医药发展与成熟
　　1271年，成吉思汗的后裔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元朝的建立，沟通了国内各民族以及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同时也使中外医药科学有了更多的联系和交流。
　　元代医事制度除设太医院、御药院外，还在大都北京和上都开平各设回回药物院一所。
　　当时太医院饮膳太医、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用汉文编著了《饮膳正要》一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记载了大量的蒙古族饮食卫生及饮食疗法、各种食物、有关验方和营养学方面的内容，此书成为我国最早的营养学专著。
　　生活在草原、森林地区的蒙古族人对草药的知识掌握的比较多，随着他们与兄弟民族和阿拉伯、印度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同时也推动了中外医药学知识方面的联系和交流，内地和国外的药物也不断传入到蒙古族地区，特别是西域人的药物大量进入蒙古族地区。
　　1292年，朝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兰旗所建的避暑行宫设立了“回回药物院”。 回回药物院的36卷《回回药方》是一部以反映西部少数民族和阿拉伯医学为主要内容的著作。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蒙古族医学先后吸取了藏族医学及部分中医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既有独特理论又有丰富医疗经验的蒙古族医药学术体系。
　　如元代蒙古族医学家沙图穆苏用汉文撰写了《瑞竹堂经验方》15卷，其中治疗风寒湿痹的方剂较多，所载方剂几百个，其中有些方剂实用而有效，后世仍被采用。
　　14世纪，蒙古族翻译家沙拉布僧格，将古代印度佛学巨著《金光明最胜王经》译成蒙古族文，其中有古代印度医学吠陀医学部分。由此印度传统医学书初次被引进蒙古地区。
　　特别是在16世纪，随着西藏喇嘛教的传入，西藏《四部医典》和印度医学《寿命吠陀·八支心要集》等藏、印医学理论，开始在蒙古地区传播。
　　1576年后，藏族医经典著作随西藏黄教传到蒙古族地区。古印度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于17世纪被译成蒙古族文，其中包括古代印度“阿输吠陀”医学巨著。这些医学著作在蒙古族医学的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蒙古族医学与中医学相类似，但更接近于藏族医学，看病是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与藏族医学一样是用双手切脉。
　　蒙古族医生通过三诊得来的临床症状及体征，运用蒙古族医学的理论指导，结合病人的体质、性别、年龄及发病原因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从而作出对疾病的诊断。
　　蒙古族医学诊病中，很注意对病人粪、尿等排泄物的观察，从排泄物的色质、性状、气味等情况，判断病变的性质，提供诊断参考。
　　在诊断中，还可能会遇到的“四种误诊”和“五种假象”等复杂情况，这时必须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方能作出正确的诊断。
　　蒙古族医学有清、解、温、补、和、汗、吐、下、静、养10法；还有燥“希拉乌素”黄水，杀“粘”、导热、升温等独特的治疗法则。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蒙古族医学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生活习俗与疾病的关系。特别是蒙古民族以肉、乳、炒米为主食，多见消化道疾病，故蒙古族医学认为胃为人体后天之本，饮食起居适宜尤为重要。
　　在诊治内科疾病时首先注意消化系统有无异常，新陈代谢有无障碍，把提高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放在治疗的首位。因此，蒙古族医学对于胃肠疾病的诊治有丰富的经验和很好的疗效。
　　蒙古族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
　　病之始，始于食不消；
　　药之源，源于百煎水。
　　诸如奶食、肉食、骨汤之类，只要食用适当，都可以起到滋补强身、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古代人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饮食疗法的前身。
　　在《蒙古秘史》中，就有用马奶酒救治受伤大出血昏厥病人的记载。
　　同时，《饮膳正要》中记载了各种食物、有关验方和蒙古族的大量饮食疗法、营养保健膳食等内容。
　　第三卷中按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品、菜品以及料物共7类，收载了常用食物计203种，对这些极易得到的普通食物进行整理、归纳、阐明了每一种食物的性、味、有毒无毒以及效用，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并附有170 幅插图。
　　《饮膳正要》中还介绍了关于“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等专题。此外还阐述了“服药食忌”、“食物利害”、“食物相反”、“食物中毒”等问题。此书一直在蒙古族医学饮食疗法中使用。
　　此外，蒙古族医学中尚有“脏腑说”、“白脉说”、“黑脉说”、“四季发病规律”、“南北人群发病差异”，以及瘟疫、热病的独特理论学说和治疗方法，指导着蒙古族医学临床实践。
　　从13世纪至17世纪初，广大蒙古族地区出现了不少民间医疗方法及方药，如酸马奶疗法是蒙古民族的一种饮食疗法。
　　酸马奶中含多种有益于机体的有效成分，具有强身健体，治疗各种疾病的功效。尤其对伤后休克、胸闷、心前区疼痛疗效显著。另外还有“瑟必素”疗法，即用牛羊等动物胃内反刍物做热敷的一种热置疗法。此外，还有矿泉疗法、灸疗法、拔火罐疗法、正骨疗法以及民间用药方法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蒙古族灸疗术是在热置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蒙古族使用灸疗法较早。藏族医学的《四部医典》中就有“蒙古灸疗”的记载。
　　中医《内经·异法方宜论》中也提到：
　　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地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故灸者，亦从北方来。
　　所指“北方”，虽然没有直接指明是蒙古族地区，但据当时所说的“北方”和“其民乐野处而乳食”。显然是蒙古民族的祖先居住的地方。
　　蒙古族医学外伤治疗与正骨法形成较早。由于古代蒙古族从事畜牧业和狩猎业，在骑马、射箭、摔跤中经常发生跌伤、骨折、脱臼、脑震荡等创伤。
　　因此，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正骨及治伤经验，并对于各种兵器刀剑创伤也总结了不少医疗方法，在《蒙古秘史》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蒙古族医学正骨术分整复、固定、按摩、药浴治疗、护理和功能锻炼等6个步骤进行。当用器械固定时，先用烈性白酒充分喷洒在伤肢骨折处和关节等部位，再进行揉捋按摩，有解毒、舒筋和活血的作用。
　　蒙古族医学中有种奇特的“震脑术”，是蒙古族民间广为流传，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专治脑震荡的奇特疗法。“震脑术”以“以震治震，震静结合，先震后静”学说为指导思想。
　　蒙古族医学的震脑术，一般先用布带将患者的头部紧紧围裹一圈，然后将装满沙子或米的碗用布蒙住，倒置在患者头顶，让患者将一只筷子横咬在嘴里，医生用另一只筷子敲打所咬筷子露出的两端，作为预备性或诊断性治疗，再用小锤隔着布带在患者脑后枕部震敲3至9次。
　　在18世纪以来，不少的蒙古族医学经典著作中都记载了有关“震脑术”的内容。如著名蒙古族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所著的《甘露点滴》中，记载了最基本的一种“震脑术”一手震术。
　　另外著名蒙古族医师吉格木德丹曾扎木苏在他行医生涯中重视“震脑术”，在其代表著作《观者之喜》的《骨折、脱位、内伤治法》篇中详细论述了带震术、板震术等几种常用的“震脑术”。
　　拔罐穿刺法是放血疗法与拔罐疗法相结合的外治法。先固定某一部位进行拔罐，取罐后在隆起部位用三棱针或皮肤针浅刺几下，再行拔罐，吸出恶血与黄水，以达到改善气血运行、治疗疾病的目的。
　　此外，蒙古族医学的外疗法还有罨敷法、涂擦疗法、油脂疗法等具有“特色”的疗法。
　　在药物学方面，蒙古族医药家们创造了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独特的配制法和用药法等。同时还吸收了西藏等地区和兄弟民族的药物学理论知识，使自己的药物学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17世纪至18世纪，蒙古族涌现出很多著名的药物学家、方剂学家和蒙药著作。如伊希巴拉珠尔撰写的《认药白晶药鉴》一书就是内容比较丰富的蒙药学著作。
　　18世纪药物学家罗布桑苏勒和木撰写了《认药学》四部书，即《珠宝、土、石类认药学》、《木、汤、滋补类认药学》、《草类认药学》、《盐、灰、动物类认药学》，主要阐述了药物的形态，为认药、采药和研究药物提供了依据。
　　这一时期还有官布扎布编著的《药方》，是以蒙药验方为主，兼收汉、藏、回等族药方的一部书。
　　蒙古族医药家敏如尔·占布拉却吉丹桑璞仁来所著的《方海》则是一部完整的蒙药方剂学经典。
　　在众多的蒙药中有不少种药材是“蒙药专用品种”，即只有蒙古族医生习惯使用的药物。如用于治疗心悸、心绞痛、心脏病的广枣；用于止咳去痰、活血化瘀的沙棘；用于清肺热和治疗肝热病的蓝盆花；用于清热燥湿、风湿、痹症的文冠木。
　　还有许多药材为蒙古族医药和中医药所共用，习称“中蒙药交叉品种”； 蒙古族医药和藏族医药同样用的，习称“蒙藏交叉品种”。
　　当时，许多蒙古族医药学家将汉、藏族医学理论和印度医学理论灵活地、创造性地同本民族的生活、生产、疾病情况以及地区特点结合起来，编写了大量的医药学著作，为蒙古族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中有代表性的有17世纪，著名蒙古族医药学家占布拉著《医法海鉴》一书，记述了蒙古族医学治疗各科疾病的方药，是一部较完整的蒙古族药方集。
　　18世纪，蒙古族医药学家伊希巴拉珠尔著《甘露滴珠》、《甘露医理》、《甘露诊疗》、《甘露临证鉴别诊疗集》等一整套蒙古族医药著作。另外，还有蒙古族医药学家洛布桑·索勒日哈木著《脉诀概要》、《巴莎木制药法》、《药物识别》等著作。
　　到了19世纪，蒙古族医药学家占布拉道尔吉著《蒙药正典》一书，共收集了879种药物，并附有 576幅插图。还有著名蒙古族医药学家罗布桑·全普乐，通过一生的临床实践，较全面地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著有《实用蒙医药学》一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蒙古族医药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先后涌现出许多医学家和蒙古族医学专著：如著名蒙古族医药学家伦日格·丹达尔著有《诃黎勒·晶珠医药学鉴》、《增补医疗解释》等。
　　库西卡编著了《蒙医验方集》，并附有蒙、藏、汉、满四体合璧的蒙药名录；伊希·丹森旺吉勒编著了《红珊瑚方剂》；吉格木德·丹森扎木莎编著了《普乐方》；敖斯尔编著了《医方与手法》；阿格旺隆日格·图布丹尼玛编著了《珊瑚珠方》等。
　　这些著作的出版使蒙古族医药学日趋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北方民族医药特点和地域特点的近代蒙古族医药学。为保障北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及蒙古族的繁衍生息作出了贡献。
　　古时蒙古族医学教育主要由祖传或者师带徒的方式继承。到17世纪以后，随西藏黄教的传布，蒙古族各地兴建寺庙，在较大的寺庙里设立了“曼巴札仓”的蒙古族医学学校。
　　如辽宁阜新蒙古勒金格根庙的曼巴札仓，内蒙古伊克昭盟，即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阿尔巴斯山的曼巴札仓等，都是清代较早成立的医药学校。
　　“曼巴札仓”虽然隶属于寺庙，且有佛学教育的形式，但也是医学教育的基地。“曼巴札仓”有组织、有系统的蒙古族医学教育，为蒙古族医学的继承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著名蒙古族医学家多数出自“曼巴札仓”。
　　[旁注]
　　太医院    古代官署名。掌管医药，主要为宫廷服务。秦、汉、三国有太医令，属少府。隋、唐置太医署，五代有翰林医官使，宋有翰林医官院。 辽北面官有太医局，金改称太医院，置提点与使、副使等官，属宣徽院。元太医院独为一署，无所隶属。
　　《甘珠尔》、《丹珠尔》    为西藏大藏经两藏。西藏大藏经分为教说翻译、论著翻译等两部，甘珠尔又称正藏，丹珠尔则称副藏、杂藏、续部等，其内容包含诸论师之教语、注释书、密教仪轨、记传、语言、文字等甘珠尔所未曾网罗者。此外，亦收录甚多西藏撰述之诸书。
　　《蒙古秘史》   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因为它事涉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文字变化妨碍在本族中流传。到清代中叶翻印出版时，它已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了。成书年代大约是13世纪。
　　脏腑    人体内脏的总称，古人把内脏分为五脏和六腑两大类：五脏是心、肝、脾、肺、肾；六腑是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和三焦。此外还有一个心包络，它是心的外卫，在功能和病态上，都与心脏相互一致，因此，它也是属于脏。五脏的作用是储藏精气津液，六腑是主出纳转输。
　　脑震荡    蒙古族医学认为脑震荡属头部内伤范畴，分“脑气震荡”和“脑髓震荡”两类。头部受到外力，脑力和脑髓必然受震，轻则震脑气，重则震脑髓。由于头部外伤，脑气和脑髓等有关脑组织解剖位置失常，使气血循行受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震动方法，有助于脑功能的紊乱得以整复，气血得以畅通。
　　罨敷法    利用药物或物品，敷于人体表面的某一部位或穴位，以达到治病目的之一种外治法。有冷罨敷与热罨敷两种，有增强胃火，健壮身体，改善五官功能，以及促进气血运行，止痛消肿等作用。
　　伊希巴拉珠尔   （1704年～1788年），全名布里牙特·伊希巴拉珠尔，蒙古族，蒙古卫拉特人，著名蒙古族医学家、文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
　　曼巴札仓    是藏传佛教所特有的一种专门研究场所。由于派别和规模的不同，每个寺院的札仓数量也不同。居巴札仓专门学习密宗。参尼札仓专门学习哲学。洞阔尔札仓专门学习天文、历法、数学以及占卜等。而曼巴札仓则就是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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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族医学方剂一般由两味或数味药所组成。蒙古族医学常用成药，很少开方。蒙药临床治疗的根本原则也是辨证施治。配方分气味、性能两类。药物分主、辅、佐、使。一般成药有 400余种。
　　已知蒙古族医学传统配方、单方、验方共有1500多首，绝大多数为复方制剂。蒙成药剂型有10种，即汤剂、散剂、丸剂、膏剂、酒剂、油剂、灰剂、搅合剂、草药剂及金石合剂。
　　医苑奇葩——民族医药
　　我国民族医药历史悠久，各具特色，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近20个拥有较为系统的医药文化，它们与中医药共同组成了我国民族医药的“百花园”，在保障各族人民健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苗族、藏族、蒙古族三大医药之外，维吾尔族、壮族、傣族、彝族、侗族、回族、瑶族、黎族、土家族等民族医药也各有本民族的特点，他们都是我国民族医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奇的维吾尔族医药
　　公元前5世纪以前，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游牧、农耕的古代维吾尔族祖先，在同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就懂得利用一些自然因素来处理简单的疾病。
　　如用黏土、蒜汁和草香涂在肢体上预防害虫，用温泉浴、披兽皮和灼热的细沙埋体来治疗关节疼痛，割破耳后静脉医治骑马性关节疼痛等。
　　早期的维吾尔族医学经历过一段蒙昧时期，除朴素的药物、物理疗法外，巫术治疗也曾占有重要位置。当时，人们信奉一种原始宗教萨满教。在后来的回纥族中，男巫师叫萨满，女巫师叫乌答，他们既能占卜、除鬼，也用祷告、药物等治病。
　　公元前5世纪左右，西域一带开始有了较为先进的医疗活动。如炒麦皮热敷、草药水沐浴、按摩、烤灼、接骨及尸体防腐的方法等。
　　从古代墓葬中的骨骸中可知，早期生活在天山南北的西域人已有一定水平的外科技术及接骨方法。有些骨骸中头颅骨的钻孔表明其技术是比较先进的。
　　在他们生活过的山区岩壁上，还遗留动物和人不可分离的岩画，如天山呼图壁县红山大型生殖岩画及许多山脉中放牧岩画，大量反映了鹿、羊、马、牛等20多种家养和野生动物。从所刻画的动物上能够看出，他们已开始认识和注意动物的某些脏器、血肉、筋骨、脑和角等对人体所具有的医疗保健作用。
　　到了公元前4世纪前，古代维吾尔族人的医药学基本思想已经形成，维吾尔族的医学理论是基于自然界的火、气、水、土四大物质学说。
　　四大物质相对于生命的四种属性，是保持机体平衡的因素，哪个属性都不能缺少，既不能偏盛，也不能偏衰，否则就会影响机体的正常活动。
　　这一唯物的自然观，后来被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所接受，成了他们整个医药学观点的基础。希波克拉底青年时代曾生活在黑海北岸的塞种人中间，他在奠定自己的整个医学观点的基础的《空气，水和土》一书写到自己曾是受益于塞种人的医药学。
　　在培里克斯时代，塞种医师和巫师在希腊很受尊敬。古希腊医学著作被译成阿拉伯语以后，其四要素学说就正式成为以后时期的阿拉伯医学、中亚医药学的基础理论。
　　公元前400多年前，塔里木河流域的于阗国的哈孜巴义编著有一本药书，其中包括茴香、堇香、番泻叶、伤食、食盐等312中草药、动物药和矿物药的药性、功能和主治等知识，曾吸引古希腊医学家非拉图的来访使者。
　　希腊国王为得到此书，许诺为塔里木于阗国人建造宫殿，并为专程送药书的哈孜巴义的儿子陪嫁公主。维吾尔族医药在当时的历史影响可见一斑。
　　成书于秦汉时期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了古代维吾尔族祖先已经了解到药物的治疗作用：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这段文字也说明，古代维吾尔族祖先早就了解药物的治疗作用。况且，应用毒药是用药水平的较高阶段。
　　自汉武帝派遣张骞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后，中原汉族的医药知识和成就传到西域，而西域的丰富物产和医药输入内地，并且经这一地区与阿拉伯等国家进行了频繁的医药交流。这种交流一直持续到唐代。
　　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一些西域物产，其中包括胡桃、胡蒜、鹰嘴豆、石榴、红花等药用植物。还有《史记》中记载的康居国的“浮苡草”；悦般国的“止血药”；龟兹国的“石流黄、雌黄、胡粉和沙盐绿”；呼似密国的“琥珀”；波斯国的“水银、郁金、苏合香、青木香、柯犁勒、安息”；天竺国的“白真檀、石密”；西域女国的“朱砂和麝香”等，都反映了当时西域诸地的医药状况。
　　6世纪，即在隋唐统辖西域的前半期，当地民医辈出，著书译书成风，医药交流极为活跃。
　　同时，中原汉医的一些常用方剂和诊断技术也传到西域。如汉代武威药简、唐代高昌针灸经。又如吐鲁番的唐代手抄文献中有《张文仲疗风方》、《神农本草经》、《焉婆五脏论》和《诸医方髓》，还有唐人方等。
　　《隋书·经籍志》医方类有书256部，其中5至6部是西域名医著，如《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等。
　　其中有几部是龟兹国名僧鸠摩罗什所译著。他于383年开始传教，并译佛经，也翻译了佛教医学著作，其中包括他母亲、龟兹国王妹妹耆婆的《耆婆五脏论》等。
　　从《神农本草》到唐代《新修本草》共载850种药，其中首次增添的114种药物中多数是西域地道货，如：胡桐泪出车师，即龟兹，绿盐出焉耆，硇砂出西戎，阿魏出昆仑等。西域地区物产丰富，也为当地人民提供足够的治疗疾病的药物。
　　维吾尔族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与疾病不断作斗争而创造出来的医学体系。有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理论，成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自从西汉时期开拓和统一西域以后，横穿西域的“丝绸之路”畅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东西方医药相继荟萃在中亚腹地新疆，这就刺激了当地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
　　维吾尔族的祖先经历了草原游牧和塔里木盆地农业两种经济生活方式，其医学也深受这两种方式的影响。11世纪后，由于维吾尔族信仰了伊斯兰教，也受到了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医学的影响。
　　维吾尔族医学正是在积累和发展本民族医学的基础上，又汲取东西方不同地区和民族医药文化之精华，从而形成了具有维吾尔民族特点的传统医学体系。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维吾尔族医学在其理论的指导下确立了一整套较为严谨的临床医疗体系，其中主要有诊断、治疗的方法及原理，临床用药的方法与原则等。
　　维吾尔族医药具有独特的临床有效性，有博大精深的医学理论体系。它和中医学、藏族医学等民族医药学相比，有着其独特的治病理念。
　　维吾尔族医药学主要是由气质学说、体液学说、器官学说组成，它认为，人体的病灶主要是由气质失调，异常黑胆质所致。要治病，首先要清除病体内的异常黑胆质。由此发展的维吾尔族医维药对预防肿瘤、心血管病、皮肤病、糖尿病有独特效果。
　　维吾尔族医学把人的气质、体液、内脏、器官、组织、生理、病理现象，按照事物的不同形状、特点、作用、性质分别归属为火、气、水、土，借以阐述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复杂关系和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进行辨证论治，达到却病延年的目的。
　　[旁注]
　　回纥    突厥的分支，我国古代北方及西北的少数民族。原称回纥，唐德宗时改称回鹘。回纥汗国从646年建立至840年灭亡的近200年里，和唐王朝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促进了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后分三支西迁和南迁到了新疆和甘肃，后形成了维吾尔族和裕固族。
　　于阗国    古代西域王国，唐代安西四镇之一，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故手工纺织发达。特产以玉石最有名。于阗自2世纪末佛教传入后，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
　　龟兹国    库车古称，是我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居民擅长音乐，龟兹乐舞发源于此。唐代安西四镇之一。为古代西域出产铁器之地。
　　鸠摩罗什   （344年 ～ 413 年），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玄奘并称为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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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源和发展于新疆的维吾尔族医药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传统医药和维吾尔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族医药，长期以来集阿拉伯、古希腊医药之所长，并受到中医药学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着神奇的效用，孕育出丰富的民族医药文化。
　　源于佛教的傣族医药
　　傣族是我国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族源于“百越”的一支。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史记》中即有“滇越”、“乘象国”的记载。
　　傣族先民在杂食穴居的远古时代，在同大自然、同疾病的斗争中，通过不断探索、积累、总结，萌发了原始的傣族医药。初期的傣族医药仅停留在单方、验方的认识和应用阶段，以“家传口授”的方式世代相传。
　　后来，逐渐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傣族文化、傣族医药，这与佛教中的小乘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
　　小乘文化发源于古印度，约7世纪，传入我国傣族地区，并以巴利文音系为基础，根据印度字母体系，形成了古傣族文。用古傣族文在贝叶上书写佛经，成为最早的傣文贝叶经，第一本书是布塔果沙听所著的《维苏提麻嗄》。
　　贝叶经号称84000部，除小乘经典外，还记载了许多民间传说、医药故事等。
　　以上事实说明，傣族医药的最早经书《贝叶经》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的，作为傣族医药基础理论核心的“四塔五蕴”学说，只能伴随其文字语言的应用的产生，故其成形于小乘文化传入之后是可以肯定的。
　　据《贝叶经》记载的史料说：早在2500多年前傣族就有了自己的医药。从西双版纳《国土资源》第一节推断的时间来看：“当补腊萨哈”即橄榄时期，相当于公元前536年，傣族便有了民药。如2000多年前的傣族医方“雅叫哈顿”五宝药散、“雅西里扪囡”万应小药丸、“雅暖”睡药剂等，一直流传沿用后世。
　　但从后世发现的《戛牙三哈雅》一书产生的年代来看，佛祖释迦牟尼的同龄人，他的贴身警卫、秘书，也是释迦牟尼的徒弟，在释迦牟尼身边主管医药及其经书的阿仑达听，为了归纳整理一套有关傣族医药方面的医药学专著，曾数次向佛主释迦牟尼跪拜请求。
　　后来，阿仑达听在得到释迦牟尼的许可后，他根据传说10万年以前和几万年以前纳腊达和戛古先塔历代相传下来的经书《纳腊达俄》、《纳腊达叫》、《纳西达迭》、《纳西达费》、《迭哈西腊》以及《三比打嘎》的《苏点打》、《文乃》、《阿皮塔麻儿干比》等经书中记载的医药知识，摘录整理编成《戛牙三哈雅》一书。
　　据推测，阿仑达听大约于佛历380年，即公元前164年写完这套有关傣族医药的第一部专著。
　　据古籍《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傣族医药形成体系也有1500多年的历史记载。
　　在傣族医药形成和发展史上，傣族医学文献中记录的内容十分广泛，各种经典描述有同有异，归结起来有3个方面：
　　一是傣族人民经过千百万年的艰苦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斗争，认识了人与自然、疾病的相互关系。或者通过“神农尝百草”的活动，懂得了对各种动植物服食的经验，并根据其复杂的味道，逐渐产生了理性认识，并给予分类命名。
　　后来为了适应恶劣的气候环境，远古原始群的傣族先民根据不同的季节、气候，常把一些御寒，解暑，可预防疾病的动植物的叶、皮用来做衣御寒，煎煮当茶饮，从而产生了保健知识，这一演变过程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
　　二是吸收了一部分中医药学的理论知识。
　　三是吸收并发展了古印度医学理论知识，通过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传播媒介传入傣族社会。
　　这3个方面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傣族医药。傣族文献均不署作者姓名，这是信奉佛教，崇拜佛祖之故。
　　其文献的版本沿革分为“贝叶经”和“红版经”两种，在这两种版本出现之前，多将文字刻于竹片上，后来由于造纸术问世改变了这种原始记录方法。
　　文献种类大致分三大类型，第一类为南传“三藏经”，即“经藏”、“律藏”、“论藏”，统称“佛经”；第二类为“实用经”，这一部分不含佛教经典范畴，多为民间学者所著，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天文、历算、地理、文学、艺术、诗歌、谚语、民间故事、宗教故事、社会事物、伦理道德、医药常识等；第三类为“科幻经”，主要记述医学理论、农田水利、其他科技语文等。傣族医药常识在“佛经”、“实用经”、“科幻经”中都有记述，它充分体现了傣族文明的象征。
　　《罗格牙坦》为巴利语音译，傣族语称《坦乃罗》，记述内容包括3个方面，一是语音学；二是文学艺林；三是医学、药物学、气功等，较集中地阐述了人与自然、季节、气候的相互关系等。
　　书中记述说：千百万年前，原始傣族先民通过吃草根树皮和野生植物的叶、花、果、籽作为充饥时粮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各种植物种类的不同，果实味道的差异，食用后给身体带来的不同作用，从而获得了药物学的知识，为后世医家深入探索傣族医学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史学价值。
　　《阿皮踏麻基干比》属于佛教经典“论藏”部分，共7册，或许是2000多年以前的产物，后世流传民间的许多手稿本皆源于这部史籍中。书中零散地记述了人体病理、生理、自然与人、人与疾病的关系等。
　　《戛牙三哈雅》共分5集，前两集阐述了人体生理解剖；人体受精与胚胎的形成；人和自然的生存关系，人体《坎塔挡细》即：5个方面的内容，亦为色、受、行、想、识“五蕴”和人体的“塔、都、挡、细” 即风、火、水、土四要素的平衡与盛衰等。
　　书中并阐述了人体内32类体属及其细胞、脏腑等1500种物质成分及其组织结构；人体生命的起源、循环、新陈代谢等。
　　用《坎塔挡细》和“四塔”的理论形象地解释了人体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论述了人的居住环境与病因，并将一年12个月分为“腊鲁档三”即热季、冷季、雨季3个季节，认识到不同季节的发病和特点，提出了合理的用药方法。
　　后三集主要叙述了乌达戛佤、阿杰乌两人到“天边”取经的经过。
　　《帷苏提玛嘎》是一本讲解傣族医学人体生理解剖学比较全面的古文献，由南传佛教传入斯里兰卡，由觉音编著为巴利语梵文经典，后由叶均译为《清净道论》。主要讲述四塔，“塔拎”，意即“土”；“塔喃”，意即“水”；“塔菲”，意即“火”；“塔拢”，意即“风”。
　　本书从病理生理变化的角度较系统地论述了人体内“土、水、火、风”的动态平衡关系，认为它是促进和构成人体不可缺少的四种物质元素，又谓“四大生机”，后世称“四塔”。
　　此外，还专题记述了人类生命的起源和人体的基本结构“夯塔挡哈”，即“鲁巴夯塔”形体蕴；“稳然纳夯”心蕴；“维达纳夯”受觉蕴；“先牙纳夯塔”知觉蕴；“山哈腊夯塔”组织蕴，后称“五蕴”。
　　傣族医学五蕴与佛经中记述的五蕴大同小异，各自都从理论上说明了构成人体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明确指出了人类生命体的形成是由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男根、女根、命根、心所依处、身表、语表、色柔软性、色积集、色相续、色老性、色无常性，以及肝、胆、脾、肺、肾、心、发、爪、齿、汗、土、水、火、风等89种物质要素构成的。
　　认为人体约有500万根头发，900万根毫毛，20枚指甲，28至32颗牙，900块肌肉，900根筋腱，300块骨头。
　　书中还阐述了心、肝、肺、脾、肾等重要生命脏器的生理机能活动和病理变化，人体内10大类、80个支系的1500种“哈滚暖”，傣语即“小虫”等。
　　随着年代的推进，还有一些解释人体结构的文献，如《玛驽萨罗》、《嘎牙维腊底》等。
　　《巴腊麻他坦》属实用经部分，全书共17册，书里详细分解叙述了体内土、水、火、风相互之间此消彼长，此盛彼消，此生彼灭的共栖关系等。
　　此外，傣族医学经典还有诊断学《刚比迪萨嫡巴尼》、看舌诊断书《刚比迪萨沙可菊哈》、幼儿摸诊书《刚比迪萨沙可》等。
　　这三部著作从不同侧面论述了傣族医学诊断疾病的方法，其中《刚比迪萨嫡巴尼》记载：导致人类疾病发生的原因有4个，一是“嘎麻”即先天所致；二是“基达”即情志所致；三是“乌啼”即自然、季节、环境变化所致；四是“啊哈腊”即饮食内伤所致。
　　《挡哈雅龙》是傣族医药史料中最著名的一部综合性巨著，是1323年民间的一个学者、土司的一个武官帕雅龙真哈转抄的西双版纳傣族文的音译注释本。
　　该书中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叙述了人体的肤色与血色；多种疾病变化的治疗原则；病因及处方；人和自然与致病的关系；论“四塔”相生相克与处方；药性与肤色；年龄与药力药味；处方及其他等方面的内容。
　　另外，书中还系统地阐述了近100种“风症”，介绍了原始宗教时期，最早的复方“滚嘎先思”，即价值万银方、“雅叫哈顿”，即五宝药散、“雅叫帕中补”，即亚洲宝丸等数百个方。
　　这些宝贵的医药知识编写内容大都是选自于《阿皮踏麻基干比》这套经书中。从而更加确切地知道，傣族医药的起源及其基本理论的形成也是2000多年前就有的，为本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
　　傣族医学在诊治疾病方面他们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医疗方法，诊病时以“望、闻、问、摸”为主，如在《刚比迪萨底巴尼》一书中，论述了因风引起的病态反应就有41种。
　　当临床上看到神疲、多寐、章格章纳之症时，属巴塔维塔偏盛致病，病位多在肝胆、脾胃，如兼见肤色黑，提示血为苦性，含糖少，用药时宜下酸味和甜味药。
　　在问诊中注重患者的居住环境条件，如居高寒山区、湖海易生风、生湿，若肤色黑红属血辣、酸少，治疗时宜选平性药、凉性药等。故在四塔相生相克与致病的关系方面，与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和八纲辨症有相似之处。
　　傣族医学在用药上也有类似中医汤头的固定配方，热病用寒凉药，寒病用温热药，虚病用补益药等。
　　根据不同的致病因素，分为4个不同的病，因取名定方为“雅塔”，如用于因风致病的方药定名为“佤约塔雅塔”，用于因火致病的方药定名为“爹卓塔雅塔”，用于因水致病的方药定名为“阿波塔雅塔”，用于因土致病的方药定名为“巴塔维塔雅塔”。
　　傣族医学治病除采用内服、外用或内服与外用相结合三种治法之外，还有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如睡药、敷药、蒸药、熏药、研磨药、刺药等，都是傣族医学中的特色治疗方法。
　　[旁注]
　　贝叶经   是用铁笔在贝多罗树叶上所刻写的佛教经文，有的是用针刺的。西双版纳发现的贝叶经，有巴利文本和傣族文本。内容除小乘佛教经典外，还有许多传说、故事、诗歌和历史记载等。
　　佛历   历法的一种。佛陀诞生于公元前623年，成道于公元前588年，去世于公元前543年。以释迦牟尼死后一年为纪元元年，比世界通用的公历早543年。
　　上座部佛教   又称南传上座部佛教，坚持释尊住世时之原始教法，只尊崇佛、法、僧三宝，传诵与尊奉巴利语律、经、论三藏，依照八圣道、戒定慧、四念处等方法禅修，大多数人致力于断除烦恼、解脱生死、证悟涅槃。
　　论藏   佛教三藏之一。指佛以自问答的方式论辩法相为经，佛弟子及诸菩萨又据此解释经义﹑论辩法相的有关著作。梵名阿毘达磨藏﹐义译为“论藏”。
　　觉音    5世纪中叶人，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里程碑式人物，巴利语系佛教的一位杰出学者。他所著的《清净道论》是综述南传上座部佛教思想的一部最详细、最完整、最著名的作品，是研究南传上座部教理的必读之书，《大史》称它“为三藏和义疏的精要”。
　　五蕴   分别是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五种。在五蕴中，除了第一个色蕴是属物质性的事物现象之外，其余四蕴都属五蕴里的精神现象。
　　土司    元代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的批准。元代的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明代与清朝沿置土司，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并按照朝廷的征发令提供军队；对内维持其作为部族首领的权利。
　　八纲辨证    是将四诊得来的资料，根据人体正气的盛衰，病邪的性质，疾病所在的部位深浅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归纳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类证候。
　　[阅读链接]
　　傣族医学特别注重季节变化。由于傣族主要聚居区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气温高，雨量足，湿度大，这种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就具有高温、高湿度的气候特点，而四季划分不明显。
　　因此，傣族传统医药理论从千百年的实践生活中，根据傣族地区这种特殊的气候特点，把一年划分为3个季节，即冷季、热季、雨季。在冷、热、雨3个季节里，均有各种不同的疾病发生，而在季节相交的前后一段时间里，各有一些疾病发病率较高。
　　为此，根据季节的不同、疾病的差异，每个季节用药均有偏重，都有一些固定的药方，用来防治不同时期发生的各种疾病。
　　历史悠久的壮族医药
　　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壮族先民自远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岭南特别是广西地区。
　　壮族作为南疆一个人口众多的土著民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与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相应的是，壮族医药的逐步形成和发展。
　　从柳州、桂林、南宁等处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并有捕获生物及用火的遗迹。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砭石、陶针、骨针。
　　原始时代穴居野处，由能取火进而制作陶器，渔猎熟食，有利于人体各器官特别是大脑的发育，并减少了胃肠病的发生。
　　在生产活动中，由采集食物进而识别百药，并制造了简单的医疗工具。随着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壮族医药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有所发展。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记载：
　　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盛处也，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故其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这是汉族中医经典著作关于针刺疗法来源的直接记载。诚然，这里的“南方”不一定特指壮族地区，但应当包括壮族地区。
　　对后世的壮族医陶针的考证说明，其针型与《内经》中的九针之首最为相似，二者又与砭石最为相近。“九针”已是金属医疗工具，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于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陶针当是陶器时代的产物。
　　因此，早在汉族中医“九针”形成齐备之前，由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民体质和地方病、多发病的防治需要，壮族先民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敲击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锋利，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陶针在壮族地区的使用，至少在战国之前就相当流行。
　　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壮族聚居地区的西周末年古墓中发现两枚青铜浅刺针。经考证认为是二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其锋微细，与古人对“微针”描述是一致的。
　　广西“微针”是我国范围内唯一的年代最早的“微针”。它为研究壮族医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事实说明：壮族先民是最早创用针刺疗法的民族之一。
　　另外，壮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的古代大型岩壁画花山岩壁画也表明：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已经广泛应用气功导引、引舞疗疾的防治方法。
　　在广西宁明县的一处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岩壁画上，绘制了1370多个人像。这些人像正面的多为两手上举，肘部弯曲，半蹲状，两膝关节也弯曲。侧身的人像多排列成行，两腿向后弯曲，两手向上伸张。可以说，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图，都是一种典型的舞蹈动作或功夫动作形象，而且似有首领示教。
　　人们对于这些舞蹈动作间接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但它的直接效果是却病强身，特别是对腰、膝、肩、肘关节肌闪的锻炼，是显然而且肯定的。花山岩壁画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此外，在壮族地区出土的铜鼓饰纹上，也有大量的舞蹈气功的图案。
　　先秦时期壮族医生除了针刺疗疾、舞蹈导引、按矫治病方法外，对药物也已有所认识，并积累了一些临床知识。如知道用蒿苏，即紫苏煮螺蚌以解毒去腥；佩带某些草木母根以防病治病；某些草药内服可以减轻疲劳；某些植物有大毒不可内服等。
　　壮族医药于先秦时期开始草创萌芽，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于唐宋之际，已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金针等10多种内涵的壮族医学多层次结构，并逐步具有理论的雏形。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出征交趾，土多瘴气”。“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可见岭南瘴气为害之烈。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瘴疾的壮族医治疗方法，而且指出了瘴的病因病机：
　　盖天气郁蒸，阳多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
　　南宋政治家、诗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
　　两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曰青草瘴；夏曰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曰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
　　两江流域是壮族聚居的地方。这些记载虽然不是直接出自壮族医生之手，但作者是在广西为官多年，对当地风土人情有所了解的人物，因而其内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所称“土人”，当是指民间壮族医生。
　　这时的壮族医生，已经知道按发病季节对瘴疾进行分类，并从实践中得知，发作于八九月的黄茅瘴，病情最重。这和壮族地区民谚：“青草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的说法也是一致的。
　　对于蛊毒、痧症、瘿瘤等病症，民间壮族医生分类也甚详。一些方志杂说有壮妇蓄蛊放蛊说，这当然是诬蔑之词，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也反证了壮族民间对蛊毒的病因和解毒治疗方法，有较多的认识。
　　北宋庆历年间，在壮族聚居的广西宜州，当地推官吴简及一些医人，对一些尸体进行解剖，绘下《区希范五脏图》。这是有记载的我国医学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
　　在解剖的过程中，还从医学角度进行了一些观察：如“蒙干多病嗽，则肺胆俱黑；区全少得目疾，肝有白点”等。
　　壮族民间自古有拾骨迁葬，即二次葬的习俗，如《宁明县志》记载：该县壮族“于殡葬三五载后，挖开坟墓，仔细拾出枯骨，俗称‘拾金'，把拾出的枯骨抹拭干净，再用香火薰干，然后按一定的规则纳于一瓦坛中，……”更能说明壮族民间对人体解剖是有一定认识的。
　　民间老壮族医生们大都能用壮族语说出人体各部骨骼的名称，对气血及五脏六腑都有壮族语的叫法，亦可佐证这一结论。对人体生理、病理及病因、病机的认识也有所进步。
　　自宋代以后，壮族医学已引进阴阳的概念，作为说理工具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并逐步形成天地人“三所同步”以及“三道”、“两路”、“毒虚致病”理论，从而使壮族医药临床诊疗水平得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明清时期，是壮族医药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壮族医药除了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及广西各地方志有记载外，尚开办有地方医药教育，出现了不少壮族医药家，并办有一些慈善机构，志在救助孤寡老人及贫病无钱求诊者。
　　广西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的土官土吏，开始于唐宋羁縻制度，延续了1000多年。这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也正是广西民族医药特别是壮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时期。
　　广西各少数民族大多未能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然而民族医药特别是壮族医药居然能够通过口授心传和部分汉文资料得以流传下来，这是与土司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的。
　　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设有医药机构，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地方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如土司管辖的庆远府、思恩县、天河县、武缘县、永淳县、南宁府等壮族地区，均设有医学署。
　　明代嘉靖年间，广西壮族聚居的40多个州府县土司均设有医学署。而且这些医学署的医官“本为土人”，即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这对于壮族医药的发展，当然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事实上，在土司家属中，亦有直接从事医药工作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宋代羁广源州壮族首领侬智高的母亲阿侬，就是一位医术颇精的壮族女医生，擅长骨伤科。侬智高后来又到大理国，阿侬还把壮族医术传播到云南。
　　另外，广西忻城县莫氏土司家庭中，也出现了专职医生。如清代道光年间，在忻城县土司衙署西侧曾建起一栋“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孙莫述经就是大夫第里的专职医生，主管土司衙署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保健事务，同时也兼理一些民间疾患。
　　莫述经的诊室、药房设在“大夫第”头堂，诊室在左，药房在右，专用本地的民族药和中药防病治病。土司的亲属亦从事医疗工作，说明在土司制度下壮族医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同时，对名医、神医、药王的崇拜和纪念，反映在土司制度下，壮族医药是受到社会重视的。如《宁明州志》记载：“医灵庙在东门外附近城脚”，《邕宁县志》谓：“药王庙在北门大街，东岳庙左侧”；《柳州县志》称“药王庙，在西门内”等。
　　清代以前，壮族地区中医为数不多，这些被立庙纪念的神医药王，尽管多数没有标出姓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壮族民间名医，因为他们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而受到群众的敬仰。
　　忻城土司衙署附近有一座“三界庙”，据民间传说三界就是壮族的一位神医，他得仙人传授异术和法宝，专门为穷苦村民诊疗疾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名气很大，得以立庙享受百姓香火。
　　三界庙能修到土司衙门旁边，亦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位神医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应当说也是有一定促进作用。广西庆远协左营三司把总赠给名医谭靖修的一块牌匾，大书“妙手婆心”4字。
　　而且，一些民间壮族医生因医术高明，德高望重而被作为地方名人入选地方志，如《融县志》：“路顺德，古鼎村人，殚精医学，著有《治蛊新方》一册”；《象县志》：“蕈德本，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损伤”；《三江县志》：“侯第福，寨壮乡佳林村……表脉理，用草药”等。
　　正是由于壮族医药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一些特殊的诊疗方法和验方秘方得以初步总结和逐步提高，如壮族医生的浅刺疗法、斑麻救法、青蒿绞汁内服治瘴等，早在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南宋医书分类中，还出现了《岭南方》一类专门列岭南少数民族医书。
　　清代《柳城县志》指出：
　　当地患病者服药，不尽限于仲景叔和，间有用一二味草药奇验者。其他针灸之术，以妇人尤为擅长。
　　著名的壮族医术线点灸疗法，其主要传人就是20世纪初的柳江壮族女医生楷蕈氏。一些壮族地区如靖西、忻城、贵县、隆林等还自发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民族药市，促进了壮族医药的学术交流和发展。
　　[旁注]
　　砭石   就是以石治病。早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没有药理知识，每当身体不适时，就抓起火堆旁被烤热的石头进行热敷和刮拭，他们慢慢发现，一些特殊的石头对于病痛颇有疗效，于是逐渐总结为中医的精华之一砭石术。
　　九针    针具名。为9种针具的总称。出自《黄帝内经》。即鑱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员利针、毫针、长针和大针。九针的形状、用途各异，据情选用，方可去病。
　　花山岩壁画   狭义是指广西宁明花山的崖壁画。广义是指在凭祥、龙洲、宁明、崇左、扶绥、大新、天等壮族聚居区的左江流域发现的崖壁画。因宁明县的花山崖壁画的画幅最大，人物画像最多，内容也最复杂，是上述各地崖壁画的代表作。所以，人们把左江流域各县的崖壁画统称为“花山岩壁画”。
　　角疗   即拔罐法。这是一种以杯罐作工具，借热力排去其中的空气产生负压，使吸着于皮肤，造成淤血现象的一种疗法。古代医家在治疗疮疡脓肿时用它来吸血排脓，后来又扩大应用于肺痨、风湿等内科疾病。
　　范成大   （1126年～1193年），南宋政治家、诗人，从江西派入手，后学习中、晚唐诗，继承了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终于自成一家。风格平易浅显、清新妩媚。诗题材广泛，以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内容的作品成就最高。他与杨万里、陆游、尤袤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羁縻制度    唐初，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落后，朝廷于是设羁縻州44个、羁縻县5个、羁縻峒11个。这些州、县、峒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中旧有的贵族，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贡纳，使得边疆少数民族长时期保持了安宁与稳定。
　　大理国    宋代以白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在云南一带建立的少数民族国家。937年，通海节度段思平灭南诏建国，定都羊苴咩城，国号大理，因举国尊崇佛教，又称“妙香国”。1095年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国，1096年高升泰在死后归政于段正淳，史称“后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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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诊是壮族医生颇具特色的一种诊断方法。壮族医生认为，爪甲的不同颜色、形状变化可以反映人体脏腑病机的变化，具有重要诊断价值。
　　诊察时逐一检查各指甲体、甲床、月痕、皱襞及脉络，分辨其形状、质地、颜色、光泽度、动态等。
　　壮族医生甲诊辨证分类有本色甲、葱管甲、蒜头甲、鱼鳞甲、瘪螺甲、鹰爪甲、匙形甲、扭曲甲、嵴棱甲、横沟甲、软箔甲、粗厚甲、竹笋甲、脆裂甲、胬肉甲、萎缩甲、暴脱甲、白色甲、红紫甲、紫绀甲、蓝色甲、黄色甲、黑色甲、斑点甲、疰蚀甲等。
　　除本色甲外，每一种甲象都各有所指，提示一种或多种病症的存在及轻重缓急情况。
　　结缘森林的彝族医药
　　彝族是我国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和“阿西”等不同自称。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古时候就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
　　彝族医药起源于远古时期，这个时期的彝族先民吃住都在森林中，并且多数住在树上，故对植物有了最直观和最粗浅的认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和自然发展的原因，彝族医药与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彝族先民们一方面处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以及面对凶残的野兽伤害，一方面也处于自身疾病的折磨之中，在与自然灾害及疾病的斗争实践中，慢慢地积累了保护身体健康和提高体质的经验，同时也发展了医药知识。
　　在母系时代的凉山彝族地区，常常以一种植物来代称某个部落或部族，甚至有的山岭等地名也来自植物名称。如“达罗波”、“达日波”、“舒祖波”等，它们分别是黑色的阙山草、阙山草及生长杉树的山。
　　彝族进入父系社会后，促进了社会和遗传学的进步。此时，对植物的知识有了进一步的积累。彝族先民们在迁徙、放牧的生活中不断地发现一些有毒的植物， “中毒”和“毒草”的概念是在彝族祖先采集野生植物和放牧生活中，出现了羊和人中毒的现象，加上口尝身试积累而产生的。
　　毒草可以毒杀人畜，引起彝族先民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对毒草进行辨认下了一番功夫，并且还对植物的毒性部位作了描述，如他们认为乌头属植物“毒藏在根上，花开在头上”。
　　由于目睹了被毒草毒死人的惨痛情景，彝族先民们对毒草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将之录于书上，以指明毒草生长的地方以及毒性的部位，示于后人。
　　从公元初年至南诏建立之前这一时期，彝汉两族医药相互进行了交流。彝族医生使用的一些有效药物也被汉族医生所用，并且收录进汉医的医书中，如名著《名医别录》就收载了不少彝族地区的药物。
　　在《华阳国志》、《水经注》、《说文》、《汉书》、《续汉书》、《博物志》等书中、也都记载了一些彝族的药物，宋代还有彝族地区的犀角、麝香进贡给皇帝的记载。
　　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彝族的医药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彝族医药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华夏医药的宝库。
　　明代以前，彝族历代对植物药的记载非常零星、分散。1566年问世的《双柏彝医书》一书，将流传在民间分散的大量植物药收集起来，它虽然还不是专门的本草书籍，但其中所记载的彝族植物用药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
　　此书共有古彝族文约5000字，记录了56个病种，87个处方，324味药物。全书内容丰富，叙述较详，以病症为纲进行编写，所列病症、症状或体征约有60种左右。有的直接以病名出现如疟疾、蛔虫、奶疮等；有的则以病因命名，如蛇咬伤、菌子中毒、皮肤湿疹等；但多数还是对症状的描述，以症状为病名的，如老母猪风、恶心呕吐、噎脖子等。
　　书中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其中属内科者约20多种，属外科者约16种，属五官科者约有6种，属妇产科者约有5种，此外，还有少数属于骨科、神经科和儿科的。
　　《双柏彝医书》在一病一症下，少则一方，多则十余方，也有一方通治数病的。全书列方剂243个，复方多于单方。复方由二三味或五六味药物组成，未见10味以上的。
　　书中的治疗法多种多样，在内服外治的基本治法下又衍生出了多种治法，如外治的方法就有药水外涂、湿布热敷、药渣外敷、针挑、拔火罐、小夹板固定等。某些病症还注明了禁忌，有的禁吃腌菜，有的禁吃鸡肉、猪肉，尤其是禁吃母猪肉等，这些内容体现了当时的彝医对疾病的产生、病情的进退、药物的生克关系都有一定的认识。
　　《双柏彝医书》是对16世纪以前彝族人民医药经验的总结。是内容最丰富的彝族医药专门书籍。彝族的医药经验，多散在于各种经书、史书中，非常零星片断。而《双柏彝医书》则详细说明了多种疾病的治疗药物和使用方法。而这些疾病和药物。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地方性。
　　《双柏彝医书》的出现，说明了16世纪中叶彝族医药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证明当时主要以行医为业的彝族医生已出现了。他们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已经有意识收集本民族的医药知识，并将之归纳、整理为专门的药方专书。
　　另外，《双柏彝医书》不仅概括了医药知识，又具有指导人们行医治病的作用。它所记载的病种是彝族地区常见病、多发病；它所收录的药方和治疗的方法是彝族人民迫切需要的。
　　正因为如此，它才在很困难的环境下，辗转传抄，流传了400多年而不失。有研究彝族医药的学者把《双柏彝医书》的发现称之为“彝族医药史研究中的第一次重要发展。”
　　15世纪中叶，明代本草学家兰茂著成《滇南本草》，成为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与少数民族医药经验相结合的地方性本草专著。在此之前，历代书籍对民族药物虽有收载，但都不如兰茂所收集的规模大、药品多，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民族药物。
　　《滇南本草》中不仅记录了药名，并考证弄清植物及产地，还尽量将当地各民族中的用药经验归纳进书中。彝族的许多药物也记入了。如芸香草、老鹳嘴、鹅掌金星草、韭叶芸香草、救军粮、橄榄、甘蔗等。
　　《指路书》又名《人生三部曲》，彝族语称《卓莫苏》，据推测成书年代在明末清初之际。此书属彝族丧葬仪式唱诵的经书，内容主要讲死者的祖先某人曾在何地生息。“指路”是给死者的灵魂指明道路，把死者的灵魂从当地沿着迁徙来的路线送回彝族祖先的发源地。
　　但是，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医学理论，对彝族男子生平活动的描述及对妇幼保健，人体发育，胎产的认识运用唯物主义的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到了清代，对于植物药的运用就更加广泛了。彝族的《献药经》中说：“植物皆配药，蔬菜皆配药”。明确记载了草果、红果、生姜、胡椒、老母猪赶伴草等药用植物的主治功效。
　　《献药经》中记载了很多的医学理论，其中内容涉及内科、妇科、儿科、外科、伤科、胚胎、采药，药物加工炮制等。其中内科记载了18种病证及其治疗，如冷病瘦病、落水得病、哮喘病、寒热往来病、瘴气病、眼花目眩病、中毒身体消瘦病、哼病、嚎病、呃逆病等。
　　妇科疾病中记载了不孕症、性淡漠等。外科疾病主要记载了癞病、痒病、痈疽的症状及治疗。伤科疾病中主要记载了跌打损伤及犬咬伤的治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献药经》中关于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描述甚为生动：
　　古时人兽不相同。一月如秋水，二月像尘草叶，三月似青蛙，四月像四脚蛇，五月如山壁虎，六月始具人形，七月随母体转动，八月会合母亲的气息，九月生下母亲怀中抱。
　　这段描述，十分具体地阐述了胎儿的发育过程，并且提出了孕育中的生命在三四个月时开始四肢分化，在临产前一两个月时产生同母体精神上联系的观点。
　　《献药经》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就是药物相互配合，以提高疗效。书中认为凡药用的植物、动物、家畜、五谷等，都可用来相互配合使用，药物配合十分广泛，只要是对病情有效的药物都可以进行配合。这充分说明彝族医生此时已从单方向复方迈进了一步，这无疑是彝族医药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除此之外，著名医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录了一些彝族药物，证明此期彝族医药应用的广泛性。
　　由于彝族居住的地方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药材十分丰富。据《西昌县志·产业志》记载，当时西昌附近年产药材数万千克并大量运往川、滇二省及内地。
　　凉山地区不仅药材丰富，其中名贵药材也是引人瞩目的。丰富的药材资源奠定了彝族医药的基础，使彝族古老的医药得以不断发展完善起来。
　　彝族善用动物药起源于原始时代，在长期和野兽接触的过程中，先民对动物的认识也随之增长，它对后来彝族医药的发展，特别是动物药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彝汉两族医学的相互交流，彝族地区的动物药越来越受到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重视。《名医别录》就记载了彝族地区的牛黄、麝香、犀角、露蜂房等动物药，并明确地记录了这些动物药的产地、性味、功能、主治。
　　彝族先民所使用的动物药中，有一部分药后世得到普遍使用，如熊胆、蛇胆、野鸡胆、野猪胆、羊胆、牛胆、狐狸胆、蝙蝠胆，以及鹰肉、猴肉、虎肉、熊肉、野鸡肉、牛肉、羊肉、蛇肉、鸡蛋等。
　　成书于明代的《明代彝医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彝族医药专著。其中不仅详细记录了各种疾病的治疗和药物的使用方法，还记载了各种动物药的胆、油、骨、血、肝、肉、肾鞭等药用部分，以及虫类药物等。较其他彝族医书记载述详尽确切。可见彝族对动物药的认识是十分广泛的，而且擅长运用动物药。
　　彝族先民不仅有自己丰富的药物资源，也有自己独特的治疗特色。
　　如凉山地区巫师称为“毕摩”，毕摩又有教师之意，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也兼通医药，运用医药知识作为补充。如有的毕摩念经后，往往要病人喝一碗各种草熬的“神汤”，有的毕摩还能进行按摩、采药等医药活动。
　　有的毕摩并常采用熏、洗、蒸等三种外治方法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瘫痪，疟疾等病。其熏法多用于病程较短者，蒸法多用于病程较长的慢性病患者。
　　有的毕摩在运用酒吹法治无名肿毒、疖肿、淋巴结肿大、蛇咬伤等症方面积有一定经验。其法为口含白酒喷吹肿胀处，时间半小时至两三小时，以达到疏导淤血、气通血行和消毒的目的。
　　在彝族民间，广泛存在一些擅长医药的普通群众，他们的医药经验来自家族内部口耳相传，并主要在家族内部使用。以经验医学为主，融采药、制药、治病、配方等多项工作于一身。
　　当时，彝族医生配药时不用秤，药物分量也无一定之规，主要以医生的经验为依据。他们对当地出产的动植物药有本民族的称呼，例如称麝香为“勒舍”，熊胆为“峨节”，大黄为“勒乌”，车前草为“吾莫迭补”等。
　　彝族医生并且具有本民族积累的特殊用药经验，如用“阿衣”、即冬葵引产催生，用“衣布阿节”、即多毛隐翅虫治淋巴结核，都拉解乌头毒，“拉莫各尔”等菊科三七治风湿关节疼痛，其他还有“伊斯”、即贝母止咳，猴骨治肺病，蛇胆消瘤，熊胆治肿块，野猪肾通尿结石等。
　　彝族习惯采集新鲜的植物叶、根或根皮，加少许水或盐舂烂、揉搓、捣绒后，敷于伤患处。例如将“斯赤列”、即忍冬科接骨木的根皮舂烂，再加其他药物敷治骨折，将“尔吾”、即坝子花顺在掌心揉搓，以其汁搽涂蜂叮处等，其习用植物药多达数百种，并能区别各种草药不同部位的特殊功效。
　　由于长期生活于高山林区，自然环境恶劣，造成的刀伤、箭伤、跌伤、蛇伤等外伤机会较多，故彝族医生多长于治疗外伤。例如以麝香治蛇伤、熊胆治牙痛、紫花地丁止血、接骨丹治骨折等。
　　彝族医生对于风湿、疥疮、疟疾、肺病、胃病、痛疾、难产、淋巴结核等治疗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治疗上也有多种办法。
　　药物复方，在彝族医药中也时有使用。如以“赫得布”、即地拢猪为主，配以大豆、燕麦、猪油、清油调制的软膏治疗淋巴结核，在彝区通用。
　　又如以“吾莫迭补”、即车前草、野蒿子“契厄”、仙鹤草“厄什阿马”、 地蜂包“尼尼契”4种熬水吃治腹泻消化不良等。
　　在疾病的预防方面，彝族群众从实践中已体会到，选择住地时，应避开疾病流行区和毒草丛生之地。并对麻风病人实行迁居独住，死后火葬或牛皮包裹深埋，对染病牲畜亦实行深土埋葬，或以整个家支搬家迁居以躲避疫病等。并用女贞、野八角、岩擅香等熏“鬼”进行空气消毒杀菌，以阻止麻疹、伤寒、疟疾等传染病流行。
　　清代末期之后，彝汉两族医药交流日益增多，彝族医药善于吸收汉族医药的营养，逐渐摆脱过去单方单药，只凭经验的传统格局，使彝族医药有了突破性发展，为彝族医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旁注]
　　凉山    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川滇交界处，境内有汉、彝、藏、蒙古、纳西等10多个世居民族，自古以来就是通往云南和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享有“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时春”之誉。
　　南诏   是古代哀牢人在我国西南部的奴隶制政权，包括云南全境及贵州、四川、西藏、越南、缅甸的部分土地。由蒙舍诏首领皮罗阁在738年建立，在西南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它是西南地区第一个统一的王朝，也是西南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
　　复方   方剂学名词。由于疾病的病程和性质复杂多变，往往寒热交错，虚实并见，一时一身而数病相兼，只凭单味药难以照顾全面，故须将多种药物适当配合，利用其相互间的协同或拮抗作用，提高疗效或减少不良反应，以适应复杂病情的治疗。
　　兰茂   （1397年～1476年），明代医药家、音韵学家、诗人、教育家、理学宗匠。生性聪颖，勤奋好学，少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终身隐居杨林乡里，采药行医，潜心著述，设馆授徒，人称“小圣”。
　　《献药经》   本为巫术《作祭经》，其中有关人的生老病死的一部分，但其中涉及很多医药内容，如疾病名称、药物的采集、加工、炮制、配伍，以及大量动物药和植物药的功效等珍贵资料。
　　赵学敏   （约1719年～1805年），年轻时，无意功名，弃文学医，对药物特别感兴趣，广泛采集，并将某些草药作栽培、观察、试验。博览群书，凡家藏星历、医术、药学之书，无不潜心研究，每有所得，即汇钞成帙，积稿数千卷。家有“养素园”，为试验种药之地，以察形性：有“利济堂”，是诊病疗疾之所。
　　牛黄   指牛科动物黄牛或水牛的胆囊结石。别名“丑宝”。牛黄完整者多呈卵形，质轻，表面金黄至黄褐色，细腻而有光泽。中医学认为牛黄气清香，味微苦而后甜，性凉。可用于解热、解毒、定惊。内服治高热神志昏迷，癫狂，小儿惊风，抽搐等症。外用治咽喉肿痛、口疮痈肿、疗毒症。
　　车前草    为车前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短缩肥厚，密生须状根。叶全部根生，叶片平滑，广卵形，边缘波状，间有不明显钝齿，主脉五条，向叶背凸起，成肋状伸入叶柄，叶片常与叶柄等长。子有利水通淋、清热解毒、清肝明目、祛痰、止泻的功效。
　　仙鹤草   ?植物形态 多年生草本，全株具白色长毛。总状花序顶生；花萼倒圆锥形，花柱突出。萼筒于果熟时增厚，下垂，顶端有一轮直立钩刺，外有较深纵沟。极似仙鹤头部，因而称仙鹤草。收敛止血，截疟，止痢，解毒。用于咳血、吐血、疟疾、脱力劳伤、痈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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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因为古代就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医学典籍十分丰富，除文中所介绍之外，还有成书约在16世纪末的《造药治病书》，抄于1731年的《医病书》系手抄本，抄于1737年的《好药医病书》，抄于清雍正年间的《娃娃生成书》又名《小儿生成书》，《超度书？吃药好书》一书中有介绍药物的专篇。
　　在以阴阳历推算禁日的《医算书》中，还附有一些药物治疗方法。，《聂苏诺期》是一部古彝医书，《老五斗彝医书》是清末时期著作，是一本较珍贵的彝族医药文献，《三马头彝医书》是晚清彝族医学著作，全书均用彝文书写，《洼垤彝医书》也是晚清著作，《查诗拉书》中论述了不少彝族医学知识等。
　　由此可见，彝族医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逐步走向成熟。
　　百花争艳的各族医药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以上各典型民族医药外，黎族、侗族、回族、布依族、瑶族、纳西族、土家族等的医药也各具特色。
　　黎族原始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医药文化，无不记载着崇神信仰，祖先崇拜。鸡卜、杀牲求神治病等在黎族中普遍存在。
　　黎族家中如有人生病，即请巫师到家中杀鸡、杀猪、杀牛祭神救治，这种施巫术的人，男性称“道公”，女性称“娘母”，这种施巫术治病的史迹，后世仍有巫术的残存，说明是黎族崇神的医学模式。
　　但是除杀牲求神治病之外，黎族还采用草药治疗，草药医是黎族先民传授下来的特殊医技，有内服草药、外敷草药、蒸熏法、骨伤疗法、佩药法。
　　黎族医疗方法的传授没有文字记载，主要是口传心授，师徒传教，一代一代传授下来，传授方法，开始由“娘母”带着学徒上山去识别药物，称为“踏草”，包括药用植物的名称如根、茎、叶、果形态，生长的地方等。草药医平时就留心察看，那些草药生长在什么地方，遇到病人需要用时，就直往那里采集。
　　学徒先掌握草药的作用，识别草药使用方法后，就由娘母杀鸡祭神，搞一种传授药方的登药仪式，黎族人称为“交刀”。交刀后，学徒才可单独采药行医。
　　后来，黎族地区医学的发展已从崇神医学开始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
　　侗族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其历史、文化、医药都靠口传心授，或以长歌形成代代相传，如侗族古歌《玛麻妹与贯贡》记载：
　　相传古时侗族有个孝子叶贯贡，他母亲生病四处求医，遇医仙玛麻妹，给他母亲治好了病，二人成亲行医。玛麻妹能识别很多药，能治许多病，她教贯贡药苦能退热，药涩能止泻，药香能消肿止痛，关节痛要用叶对生……蜥婶的丈夫为了感谢叶香，给了治疗眼病的亮光草。
　　这首古歌叙述了侗族医药起源的传说，古歌中将动物蜥素和蜥以人格化，这是传说起源于古代社会的标志。
　　侗族聚居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森林较多，而且侗族有绿化部境的传统美德，因此侗族居住地区植物品种多，药源丰富。
　　药用植物达千余种，侗族药有687个品种，整理出书的有134个科属294个品种。这些药物绝大部分是野生植物，对一些贵重或稀有的植物药也进行家种，外来药比较少。
　　明代洪武年间，侗族王崇景就在贵州剑河县的大广、小广、南明一带行医。1826年，剑河县凯寨姜念儒弃文学医，著有《本草医方》一书。姜念儒在序言中写道：
　　自幼及壮，几战童军，功名未就，抱负不酬，今丙戌，母亲沉疯，符药之余，辄取古人之方，及祖传秘术，按条索释是为是集，共4卷49类。
　　凯寨人民为了纪念姜念儒，修了一个药王亭，亭中立有石碑。
　　自清乾隆年间开始，贵州从江县侗医潘文贤家四代行医，开始施行下腹部切开膀胱取石术及提炼治疗颈淋巴结核的丹药和药膏，后世仍在榕江县、从江县、三都县等广泛应用。
　　侗族医药蕴藏量大，具有较好的开发价值，侗族医药在历史上曾对侗族的生存、繁衍作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侗族医药人员在侗族地区不但语言相通，而且了解民情，医药收费低廉，甚至不收费，是侗族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医疗力量。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侗族医药知识得到不断积累，由单方发展为复方，酒药、膏药、丹药、散药均有，从药物组成配伍制剂方面看，药物与医疗共同得到了发展。
　　侗族医药不分家，行医的人既行医又采药，所用药物多数是自采、自制、自用，而且所用药物多为鲜品。这是气候温和、药源丰富的侗族地区的特点。
　　侗族居住地区的大多数药物一年四季都可以采集，花类药物在开花季节采集，果实及种子多在成熟时采集，树皮及根茎类药物一年四季均可采集。
　　侗族医药的加工炮制方法简单，用药疗效高，而且具有能降低药物毒性，发挥药物有效成分的作用。一般对根茎、叶类药物洗净、晒干、切片备用；果实、种子类药物临用时打碎使用；花类药物不做加工。
　　布依族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的古越人，史称“百越”。布依族属“百越”族群系的“络越”支系。他们世代生息繁衍于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带，是贵州土著民族之一。
　　布依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为同疾病抗争，从当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中寻找并总结积累了一定的用药经验，并摸索出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诊疗方法。
　　在治疗潮湿山区的多发病、常见病，如风湿、跌打损伤、骨折、月家病、疔疮及内科杂病等多方面总结了许多有效的民族方药与诊疗方法。
　　由于布依族自古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没有本民族语文字，医药继承主要靠祖辈相传、徒承师艺等口传心授的方式。许多医药经验未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甚至有许多好的经验与方药因之失传。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布依医药的发展。
　　伴随着与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布依族医药在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医药经验，尤其是明清两代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苗族医药伴随苗族向贵州及其东南地区的迁徙，对布依族医药影响较大，加之伴随汉文化的渗透，布依族医药也一定程度地受到汉族医药的影响。
　　布依族医生认为人类的疾病成因主要有3个方面：跌打碰撞；饮食不调或服食药物不当；不适应气候环境的变化。布依族医生还认为人体内精、气、血沿血管流动而循环往复，自然相存，互不相碰，碰撞绞结就会导致机体疾病发生。
　　布依族医生诊断疾病主要依靠望诊、问诊、脉诊、摸诊等方法。望、闻、问与中医类似，而摸诊主要是针对骨折、疔疮之类，有摸骨折部位，摸包块大小及包块是否游移，也有摸寒热等。
　　在布依族医生的诊断中，有许多诊疗方法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诊断心脏疾患时所用的看米法，是取一碗米令病者向碗中吸气，米粒立起多者，说明中气未损，病情轻缓易治；米粒立起少或完全不立起者，说明中气亏损甚至耗竭，病多迁延难治或病情危重。
　　又如望汗毛法，是仔细观察病人的汗毛生长情况，有“顺者生，逆者死”的说法，经验丰富者对于病情的危重程度判断非常准确。
　　在诊断关节疼痛是否风湿时，采用玉石刮擦疼痛部位，痛处见青或红色脉络则诊为风湿；痛处起青或红色小颗粒则不是风湿疼痛。
　　在布依族医生中，有“七十二惊风，三十六癀”之说，合称“一百单八症”，说明病症的繁杂。具体的病名分类上又有疔、癀、风、痧、蛾、寒、症等多种名称。
　　疔，指起于局部皮肤，有红肿而形小根深似钉的硬结的一类急性感染性病患，根据病变部位的不同又分为天门疔、地门疔、丝疔、脉门疔、乳脐疔、飞疔、漏气疔等几种，治疗上多采用手术切除加以鸭脚板等草药外敷的方法；癀，指发于皮肤深部，有硬结，偶可见皮肤局部红肿，临床并见全身冷热证候的一类疾病，根据病变部位和病灶形态的不同又分为巴骨癀、走游癀、枕耳癀、锁喉癀、粑粑癀、竹姜癀、冷骨癀等几种；风，主要指肢体抽搐并伴有神志不清症状的一类病患，又分为母猪风、马上风、半边风、野猫风、鸡爪风等多种，也有风湿疼痛疾患称“风”的，如海底风；痧，泛指以肚腹剧烈疼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类病患，根据寒热轻重和伴随症状的不同分为冷痧、热痧、绞肠痧、羊毛痧、舌痧等几种；治疗上采用刮拍、指尖放血的方法来理顺血脉，缓解疼痛，并佐以草药煨水内服以巩固疗效；蛾，指伴有寒热交替，局部疼痛的急性炎症，某些蛾兼具有传染性，蛾有上三蛾、下三蛾之分，包括舌蛾、白蛾、飞蛾等几种；寒，指机体多个病变部位连贯发生寒痛症状的一类疾患，如六连寒、七筋寒等；以症命名的疾患主要有蓝蛇症、蚂蚁症、耗子穿心症、黄麻症、鱼鳅症、岩鹰症等几种。
　　除此之外，布依族医生中对于其他内、外科疾病的称谓多与中医对病名的称谓相似或相同，对月家病中妇女红、白带下或男子红、白尿均称“红崩”、“白崩”，遣方用药上多有相似之处。
　　在布依族医生中，还存在着同病异名的现象，如在大部分地区称“羊癫疯”为“母猪风”、“马上风”，而在罗甸县因治疗“羊癫疯”类疾病用岩鹰爪磨水内服而有称“岩鹰症”的。
　　瑶族居住在我国南方山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瑶族人民积累了利用草药防病治病的丰富经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瑶族医药。
　　早在宋代的经典著作中，对于瑶族医药的零星记载就较多了。苏颂的《图经本草》称砂仁“今唯岭南泽间有之”。瑶族先民服用砂仁以除瘴消暑助消化。
　　作为瑶族一宝的灵香草，也多处见于宋代典籍中。如沈括在 《梦溪笔谈》中说道：灵香草“唐人谓之玲玲香，亦谓玲子香”。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则记载了灵香草的生长条件、产地，炮制方法及销路。书中记载：
　　瑶洞及静江、融州，象州，凡深山木阴沮洳之地，皆可种也。
　　并将种植所得的灵香草熏以烟火而阴干之。然后运往山外出售。
　　灵香草可作药用，曾记载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距瑶族种植，利用灵香草至少迟200年。瑶族先民除用灵香草作香料、驱虫、驱蚊外，还用于治疗感冒发热、腹痛、腹泻、头痛、腰痛等疾病及避孕绝育。
　　在周密的《齐东野语》中，有这样的记载：
　　方春时，瑶女数十，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
　　可见，在宋代瑶族先民用药已相当普遍。不仅习医之士，就是普通的平民妇女，都能“以寻药挑菜为事”。这充分说明瑶族医药的悠久历史。
　　到了清代，瑶族医药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瑶族长期以来，依深山以居，刀耕火种。以砂仁、芋、楠、漆、皮、藤为利，至地力竭，又徙他山”，“瑶族……善识草药，取之疗人疾，辄效”；“耕作之暇，入山采药，沿寨行医”。
　　可见瑶族人民种植、利用草药的品种增多了，技术提高了，对各种草药的性味功能深入的认识，对临症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能起到“取之疗人疾，辄效”的疗效。
　　同时，已形成了一支专业或业余的医药队伍，扩大了行医范围。“沿寨行医”大大方便了群众，从而也推动了瑶医药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壮大医药队伍。
　　瑶族在诊疗方面所用的方法和技巧是多种多样，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认为，人之所以会发病，除了风、气、虫、毒、饮食和外伤之外，体内的五脏六腑、气血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总结出了各种各样的诊断方法，如除了望、闻、问、触之外，常用的还有甲诊、掌诊、舌诊、耳诊和面诊等。
　　瑶族医生根据疾病发生的原因和症状特征，总结出了风、锁、豆、痧等病症和名称。在治疗上除了采草药内服，外洗，外敷和熏、熨、佩带等之外，还有放血、点刺灯划灸、艾灸、骨灸、席灸、药物灸、药棍灸以及拔罐、针挑、捶击、拍击、搔抓、滚蛋、推拿和指刮、骨弓刮、碗刮、匙刮、青蒜刮、秆草刮、萱麻刮等。
　　瑶族医生所治疗的病种包括了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及神经等各科，许多方法疗效显著。瑶医将药物归纳为“五虎”、“九牛”、“十八钻”、“七十二风”，对药物的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医药结合，是瑶医省的特点，习医者必懂药，识药者必会医。所以，自古以来，瑶族医生都是自己诊病，自己采药加工，配方发药。
　　瑶族医生不仅重视疾病的治疗，而且在预防医学方面出很有研究。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某些疾病是可以相互传染，是可以预防的，并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如“惧患痘，有出而染者，不得复入”；“有疫疬，则并焚其尸徒居焉”以及用芭蕉叶当碗，分菜吃饭等。
　　纳西族分布在云南丽江、永宁和四川、西藏的部分地区。丽江素有“药材之乡”的誉称，境内有药材2000余种。
　　自唐代以来，纳西族社会生产得到发展，创造了象形文字，受到南诏与吐蕃的文化医药的影响，形成了纳西族巫教东巴教。
　　尔后出现了大量的东巴经典，记述了从原始社会至封建社会的医药文化知识。如《崇仁播迪找药》记载了药物，《点龙王药经》记载了乳为补益用，《神将药品经》记载了洒药。又如祭中风瘫痪鬼经《布扎》、驱瘟疫鬼经《几扎普米》、《送毒鬼经》等，则完全是对病魔、恶神、自然灾害的咒语。
　　纳西族先民很早就以草药防病治病，民间医生多为巫医，应用自己实用之医术治病的同时，也应用其他民族的医药手段治病。
　　原始宗教的巫与医紧密地结合一起，巫医跳神治病，首先是占卜、打卦，通过卦的显示，决定治疗方式。一般驱鬼念经，卦不显示，跳神给药或施术，巫医一般掌握20种药品，以及行施扎针、拔火罐、草药熏鼻、火草点穴、草药外用等方法。
　　清代道光年间，丽江鸣音乡冷水沟的大东巴阿普肯命有一册东巴医药专书《称恩说律》，书中记载有草药、动物药、矿物药200余种，他据此行医，医术精深，当地人民甚为赞誉，此书在东巴之间相互传抄，为行医延寿之道。
　　纳西族医药形成多元性发展，明代以来藏族医药学术发展迅速，北移的纳西族与藏族混居一起，吸收藏族医学知识。清代随着中医药的进入，纳西族医药增添了中医知识。此后外国传教士带进西方医药，开设医院，传授西医药知识。
　　清代末期，医学家和纯厚搜集玉龙本草标本328种，压制整理成册，阐述了纳西族用药，是民族药与中药的结合。
　　纳西组医生看病也有望、闻、问、切诊断法，治疗除药物之外，还有放血、按摩、拔罐、灸法、骨伤病治疗、破伤风治疗、蛇毒治疗、伤寒肋痛治疗、火眼治疗等特色疗法。
　　土家族是居住在我国中南和西南接壤之地，湘、鄂、川、黔毗连地带的一支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主要聚集于云贵高原东端余脉的武陵山区。从土家族医药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可分为秦汉时期及五代以来两个阶段。
　　在秦汉前后的漫长岁月中，土家族先民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尝草识药，治验疾病，经历了本能经验积累、初期医疗活动及巫医影响的过程。
　　五代以来，由于外来民族迁徙定居于土家族地区，土家族民间医疗活动较为活跃。五代时期到“改土归流”前几百年间，基本还是实践知识的累积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医药体系。
　　清代雍正年间对土家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后，土家族中的有识之士，在前人识药治病，实践知识累积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实践的反复验证，使土家族医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时期土家族民间出现了许多有关医药抄本，如湘西有《七十二症》、《三十六疾》、《四惊症》、《草医药案》、《急救良方》、《老祖传秘方》、《草药十三反》、《七十二七》等。
　　同时，鄂西州有清代末期名医汪古珊《医学萃精》一套，共16卷，40余万字，此书是集传统中医学与土家族医药于一体，突出地方特色的医药专著。
　　还有《蛮剪书》、《血医专书》、《草药汇编》、《外科秘书》、《医学秘授目录》、《医方精选》、《陈为素记》、《临床验证回忆录》、《人畜医方录》、《医学指南》、《眼医诊艾》、《草药三十六反》、《民族药性歌诀》等。
　　以上收集的医籍或抄本，有的书清代以前就流传在民间，有的药物考证，可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有的书中有理、法、方、药的记载。
　　这些医籍和抄本同收集整理的“活资料”口碑文献一样，有其悠久的历史，是土家族人民防病治病的经验总结，包括诊疗、疾病、药物、保健等；从整体上来看，既不同于中医，也不同南方其他民族医药，是土家族的道地医学。
　　土家族医生认为，人体主要由肢节、筋脉、十窍、四器和三元等脏器组成。气、血、精是人类赖以生命活动的物质，这些物质均由三元中的内脏所产生，人体各种生命现象均受三元中的内脏所支配。人体的精微物质气、血、精经三元脏器往复灌注于肌体，以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
　　在病因病机上，有土家族自己的特色。在病因上注重外因，多由外邪中的风、寒、湿、火等“毒气”致病。在内因上注重饮食、情志、顺应气候等因素。在病理上以气血变化为基础，气血失调与冷热失衡为致病机理。
　　土家族医生在诊断与治疗方法，既有相似中医的诊疗方法，更有独到的诊法和传统外治法。诊法主要是看、问、听、纳、摸、闻、算等方法。
　　在脉诊上，脉种脉象繁多，据统计，遍布全身有30多种脉象，是遍诊脉的遗迹所在。常用脉主要是骨脉、命脉、天脉、地支脉等。
　　土家族医生在治疗方法上归纳起来有两大类，一是药物治疗，二是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方法有汗法、泻法、赶法、止法、补法、温法、消法等治法。
　　外治法是土家族传统疗法的重要治法，更具民族特色，如火功疗法，封刀接骨术，刮痧法，扑灰碗法，提风法、药浴法、推抹疗法，蛋滚法等20多种。
　　土家族在历史虽然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在医学上没有传世的经典著作，但其深藏于民间的医药文化却丰富多彩，独具民族特色。
　　用歌诀的形式来记述医药内容，在传统医药中并不鲜见，中医有之，其他民族亦有之，但多见于概括药性和方剂，土家族医生在人体生理方面也采用歌诀的形式来表达，朗朗上口，通俗易懂，既便于记忆，又便于传播，且丰富和系统，这在我国民族医学中实属仅见，是土家族医学的一大特点。
　　[旁注]
　　膏药    中药外用的一种，古称“薄贴”，用植物油或动物油加药熬成胶状物质，涂在布、纸或皮的一面，可以较长时间地贴在患处，主要用来治疗疮疖、消肿痛等。早在久远的年代，我国医学家就有言道：“膏药能治病，无殊汤药，用之得法，其响立应。”
　　中气    脾胃等脏腑对饮食物的消化转输 、升清降浊等生理功能，又称“脾胃之气”。有时仅指脾主升清的功能。脾胃功能产生中气，中气又支持脾胃之气。中气充足，即脾胃功能健旺；中气不足，即脾胃功能虚弱，运化失常。
　　砂仁   多年生草本。茎散生；根茎匍匐地面，节上被褐色膜质鳞片。根茎粗壮，棕红色。种子气味芳香而峻烈，用作香料，稍辣，其味似樟。在东方是菜肴调味品，特别是咖哩菜的佐料。是中医常用的一味芳香性药材。
　　灵香草   在我国古代灵香草很早就被当做香料使用了，它不仅香味馥郁，还有强烈的防虫蛀作用。我国古代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宁波天一阁，就是采用了灵香草作为特效防虫蛀的措施，使大量珍贵历史典籍得以完美传世。
　　东巴教   起源于原始巫教，同时具有原始巫教和宗教的特征。由于经文讲师被称作“东巴”，故名“东巴教”。东巴教属原始多神教，主要有祖先崇拜、鬼神崇拜、自然崇拜。宗教活动形式有祭天、丧葬仪式、驱鬼、禳灾、卜封等。东巴经是东巴教的主要经书。
　　五代   指唐朝灭亡到北宋建立之间的历史时期。五代是指907年唐朝灭亡后依次更替的位于中原地区的5个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五代结束。
　　汪古珊    （1840年～1917年），土家族，天资聪颖，后易志学医。他一面刻苦学习《神农本草经》、《伤寒病例》、《金匮要略》，一面广征民间验方，并施之于临床。后集30余年临床经验，广采民间验方，编著《医学萃精》60万字。
　　情志    即指喜、怒、忧、思、悲、惊、恐等人的7种情绪，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两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样，人的情绪、情感的变化，亦有利有弊。“喜怒无常，过之为害。”说明情志有时也为致病内因。
　　[阅读链接]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各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为我国医药学宝库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据考《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几十种少数民族地区药物，比如陶弘景的注释就明确地指出的来源于西北氐族、羌族地区的药物就有近20种。汉以后历代又不断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药物补充到本草书中，从一些药物的名称就可以体味出这一现象的存在。
　　如“诃梨勒”、“荜澄茄”、“荜拨”、“胡椒”等原产南海或中亚国家，但最晚在唐、宋时期，广东、广西一带壮、侗、黎、苗等多民族聚居地已有出产。说明有些传入药物由于地域或气候的关系，也是少数民族地区首先使用的。
　　少数民族医药学是我国医药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域，以及历史、文化、生活习惯不同，因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的民族医药学，对中华民族、特别是对本民族的人民卫生健康事业都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