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世界之四十三 　　同遵共守的世界条约（下册） 　　林之满 　　萧枫主编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说世界/林之满萧枫主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2 　　ISBN 978-7-5451-0068-6 　　版权提供：北京九州文心科技有限公司 　　Ⅰ。话…Ⅱ。①林… ②萧…Ⅲ。①世界史—普及读物②世界史：文化史—普及读物Ⅳ。K109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07031号辽海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邮政编码110001）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425字数：6000千字2008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桂秋 　　定价：280000元（全100册） 　　《话说世界》丛书编委会 　　主编：林之满萧枫 　　副主编：魏茂峰李亚辉竭宝峰 　　编委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莎刘连旺常志强刘俊王蓓 　　刘海生王艳芳周艳云李丽丽刘洋 　　陈时雨吴良克刘一石刘永宋春正 　　崔文君邵军石怡贺小刚樊景良 　　赵明明于洋姚志严鹏王军 　　陈凤李忠陈莹付中天杨坦然 　　单而辉孙德民于武赵明童恩中 　　杨迪穆郝纯胡凯邓俊华夏正言 　　鲁正华罗致平王洪源于斌曹成章 　　黄铸白红艳钟涛韩磊罗晓宇编写说明 　　编写说明 　　历史对于整个人类，就像记忆对于我们每个人一样，它说明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以及我们过去是怎样做的。因此谁要想了解世界，就必须知道它的历史。 　　为了让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人类文明的光辉灿烂，感悟世界各民族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我们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推出了这一套融故事体的文本阅读、丰富精彩的图片鉴赏于一体的100卷本《话说世界》系列丛书。每一卷都系统而深入地展示人类文化的一个方面，100卷本又在总体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把世界历史从单纯的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框架中释放出来，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涵盖历史、政治、军事、文化、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全方位、新视角、多层面地重新演绎世界五千年辉煌历史文化，给读者尽可能丰富的知识看点。 　　《话说世界》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源远流长的世界古代史（上、下册）； 　　第2卷流光溢彩的世界古典史（上、下册）； 　　第3卷辉煌灿烂的世界中古史（上、下册）； 　　第4卷波澜壮阔的世界近代史（上、下册）； 　　第5卷日新月异的世界现代史（上、下册）； 　　第6卷震惊中外的历史大事件（上、下册）； 　　第7卷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上、下册）； 　　第8卷浪漫优雅的古巴比伦文明（上、下册）；第9卷浑厚深沉的古印度文明（上、下册）； 　　第10卷高贵典雅的古希腊文明（上、下册）； 　　第11卷包罗万象的古罗马文明（上、下册）； 　　第12卷夕阳辉映的拜占庭文明（上、下册）； 　　第13卷传宗布教的的阿拉伯文明（上、下册）；第14卷血泪交织的希伯莱文明（上、下册）； 　　第15卷光耀美洲的的印第安文明（上、下册）；第16卷璀璨夺目的世界文学（上、下册）； 　　第17卷响彻天籁的世界音乐（上、下册）； 　　第18卷鬼斧神工的世界建筑（上、下册）； 　　第19卷妙笔生花的世界绘画（上、下册）； 　　第20卷凝固不朽的世界雕塑（上、下册）； 　　第21卷摇曳多姿的世界舞蹈（上、下册）； 　　第22卷低吟浅唱的世界戏剧（上、下册）； 　　第23卷精华荟萃的世界教育（上、下册）； 　　第24卷卓尔不群的世界思想（上、下册）； 　　第25卷改变生活的科学发现（上、下册）； 　　第26卷创造生活的科技文明（上、下册）； 　　第27卷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上、下册）； 　　第28卷百花齐放的舞蹈思想（上、下册）； 　　第29卷美轮美奂的美术经典（上、下册）； 　　第30卷神圣辉煌的著名宫殿（上、下册）； 　　第31卷独领风骚的工艺美术（上、下册）； 　　第32卷美化生活的装饰艺术（上、下册）； 　　第33卷光怪陆离的世界民俗（上、下册）； 　　第34卷狂放粗犷的原始艺术（上、下册）； 　　第35卷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上、下册）； 　　第36卷口耳相传的艺术典故（上、下册）； 　　第37卷流传千古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38卷彪炳史册的学术名著（上、下册）； 　　第39卷划破时代的世界变革（上、下册）； 　　第40卷改变时局的世界会议（上、下册）； 　　第41卷云诡波谲的世界外交（上、下册）； 　　第42卷惊心动魄的世界战争（上、下册）； 　　第43卷同遵共守的世界条约（上、下册）； 　　第44卷耸人听闻的世界灾害（上、下册）； 　　第45卷犀利雄辩的世界演说（上、下册）； 　　第46卷风格迥异的亚非奇迹（上、下册）； 　　第47卷独具特色的欧美奇迹（上、下册）； 　　第48卷轰动全球的影坛佳作（上、下册）； 　　第49卷视角独到的世界摄影（上、下册）； 　　第50卷扑朔迷离的世界之谜（上、下册）。 　　《话说世界》希望通过一些通俗的语言和故事体裁，对世界历史做一个概述。它只讲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人物和对关键阶段的描述，而且选择了一种通俗的简明形式。其原因很简单，鼓励一个人充满兴趣地去阅读一本生动的书，比沉闷枯燥的文字吓跑一个读者，对文化的意义更大。这本书可以作为历史专著的补充读物。你可以用非常休闲的方式去阅读它，读读停停，我们相信在历史人文的浪漫风景中，你不会感到乏味。当然，本书也无意于去取代那些优秀的历史专著。如果你对某一个局部历史细节有特殊的兴趣，还可以参考详尽的其他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 　　《话说世界》不同于现存于世的多种版本的世界通史，其往往“为通而通”，结果常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主干虽有，枝叶嫌乏。而《话说世界》则运用现代分类科学，在结构设计方面有总有分，有经有纬，条分缕析，纲举目张。《话说世界》重点选取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的若干话题，逐一论说。纵横全书，既能看到世界历史的大脉络、大走势，又能细察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横断面，完整而丰满。 　　《话说世界》用生动的文本和精美的插图，再现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恢弘画卷堪称一部贯通整个人类社会的世界史简明百科全书，串联起全部人类文化的瑰宝，以其光辉不朽的价值与流传恒久的魅力，成就一部好读又好看的世界历史通俗读物。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话说世界》丛书编委会 　　2008年2月目录 　　目录 　　意大利的真面目 　　——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签订《乌西阿里条约》//虎穴狼窝之中的中国 　　——中国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滨洲、滨绥铁路的来历 　　——中国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助条约》//西方列强侵华的序幕 　　——中国清政府与德国签订《胶奥租界条约》//晚清政府的卖身契 　　——中国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驻藏大臣的羞耻 　　——中国清政府和英国签订《拉萨条约》// 　　私相承受的特权 　　——中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重组结束 　　——英、法、俄三国签订《三国协约》// 　　中美关系中的横拳 　　——美国和日本签订《美日罗脱协定》// 　　遏制日势力的无奈之举 　　——中国清政府高官和美银行代表签订《锦瑗路借款草合同》//辛亥革命的胜利 　　——中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 　　委曲求全的权宜之计 　　——俄国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 　　新老帝国主义的交锋 　　——美国和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激怒国民的卖国行径 　　——土耳其素丹政府和协约国签订《色佛尔条约》//为将伊朗牢牢控制 　　——英国迫使伊朗签订《英伊协定》// 　　虚伪的“平等”与“尊重” 　　——中、美、日等9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美国外交上的胜利 　　——美、英等四国签订《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土条约》//“热爱和平”的虚假举动 　　——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伊拉克的独立名不符实 　　——英国和伊拉克签订《英伊友好同盟条约》//煮盐运动的胜利 　　——英殖民当局和甘地签订《甘地—艾尔文协定》//蓄意制造的战争 　　——中国和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日军战车南踏热河 　　——中国和日本签订《唐沽协定》// 　　华北上空的乌云 　　——中国和日本签订《秦土协定》// 　　被大国“判决”的小国 　　——德法英捷签订《慕尼黑协定》// 　　震惊世界的条约 　　——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太平洋地区的微妙局势 　　——日本和汪精卫政府签订《基本关系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同遵共守的世界条约（下）意大利的真面目——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签订《乌西阿里条约》孟尼利克二世视英、法为埃塞俄比亚的侵略者，尤其是英国，这是因为英、法在海外殖民扩张中染指非洲之角较早。当英国的注意力被苏丹爆发的马赫迪起义暂时引走之后，意大利的侵略势力开始悄悄地填补了这一真空。孟尼利克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怀着善意去理解意大利的意图。1885年，意大利从红海海峡登上埃塞俄比亚，迅速占领了北部的厄立特里亚地区，使埃塞俄比亚与红海隔绝了……孟尼利克对意大利政府一直怀着崇敬，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意大利罗马教皇在他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把意大利政府看成是“上帝派来的仁慈朋友”。孟尼利克二世虽然登上皇帝宝座，但他意识到国内一些封建诸侯势力仍然残留，要想除掉这些势力，他希望借助于外国列强的支持，首先使军队装备大大加强。所以，他把自己的信赖完全寄托在意大利身上。即便意大利已经在厄立特里亚形成侵略局势，他也不想立即同意大利政府伤了和气。其实，意大利政府正在利用孟尼利克二世的幼稚和软弱，企图让埃塞俄比亚永远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意大利政府在厄立特里亚立足之后，便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要求孟尼利克二世就意、埃关系签订一项条约。对意大利抱有幻想的孟尼利克二世同意了。就在他登上皇位后仅40天，埃、意《乌西阿里条约》签订。该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其中第17条原文如下： 　　“埃塞俄比亚万王之王陛下，希望在与其它列强和政府所发生的一切交涉中，可以借助于意大利国王陛下的政府。” 　　在孟尼利克二世手中的阿姆哈拉文本中，把该条款最后一句话中的“可以”写得明明白白。而捏在意大利政府手里的文本，却被意大利驻厄立特里亚总督巴拉蒂和意大利首相克利斯皮无耻地将“可以”二字改为“必须”。两字之差，含义相去甚远。按意大利政府的篡改，埃塞俄比亚在对外交往中，只能由意大利政府摆布，不经意大利政府的一切对外交往，将被视为无效。1890年2月，意大利政府不顾羞耻地通知世界各国，单方面宣布埃塞俄比亚为它的“永久保护国”。这种强加于埃塞俄比亚的“曲解”，使孟尼利克二世大为震惊，他被“上帝派来的仁慈朋友”的行径弄懵了。他善良地认为这是“朋友间的一场误会”。孟尼利克二世立即写信给克利斯皮首相转意大利国王，在信中他怀着友善温和的心情表明道：“由于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以我在签约时说过，请意大利君主受理我国在欧洲的事务。但是，我从未签订条约来限制自己必须这样做……” 　　与此同时，孟尼利克二世又同自己属下领主们进行紧急会商。提格雷领主愤慨地说：“请陛下相信，意大利人在厄立特里亚已经不是访问性的了，他在那里集结军队，一个又一个的据点在不断地向内陆延伸。” 　　孟尼利克二世不以为然道：“厄立特里亚的边界划分，是属于我们和意大利人之间的分歧，相信一切分歧都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我命令要避免冲突，因为朋友间的冲突可能会导致友好关系的破裂。” 　　“那《乌西阿里条约》第17条怎么办？难道我们听命于意大利的摆布？”提格雷领主仍然愤愤然道。 　　“诸位，我会向欧洲各国说明条约的本意，欧洲列强会同情我们的。尤其是英国政府，他是不会容忍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有扩张行为的。意大利人怕英国人，懂吗？”孟尼利克二世很自信地提出了他的“以夷治夷”的观点。 　　2月末，孟尼利克二世分别向欧洲英、法、德、俄等各国发去了外交信件，他在信中表明意大利政府的单方面宣布是一种“曲解”，埃塞俄比亚皇帝没有“必须”这种字眼的承诺。所以，《乌西阿里条约》是失真的条约，表明在对外关系上“埃塞俄比亚不需要任何国家的帮助，她只祈求于上帝。” 　　意大利政府首相克利斯皮对孟尼利克二世四处“辟谣式”的做法抱以蔑视，他知道这位非洲之角的皇帝想唤起欧洲诸国的同情，尤其是想煽动起英国人对他的同情和对意大利的不满。克利斯皮首相在回复孟尼利克二世的信中，除了用蛮横的态度指责和恫吓外，毫不理会孟尼利克的真诚。“让这个土皇帝去生气吧，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总比法国人呆在那里强。其实，他应当生英国人的气，英国人容忍我们这样做。”克利斯皮首相用嘲笑的口吻对回国述职的巴拉蒂里总督说。 　　巴拉蒂里恭维地点点头，他佩服这种看法。 　　的确，孟尼利克二世的“以夷治夷”想法大错特错了。法国人暂时无力插手埃塞俄比亚，英国政府自然希望这个真空，宁可让意大利去填补，今后也不想让法国人去填补，因为强大的法国填补了这个真空，英国政府在未来需要时，想赶走法国人就很不容易，而要赶走意大利却相对地好办些。所以，英国政府眼下对意大利的做法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它欧洲列强都各有盘根错节的殖民地利益，他们也不会为一个受凌辱的埃塞俄比亚站出来“伸张正义”，所以，孟尼利克二世希望列强主持公道的幻想破灭了。 　　1891年4月，失望和愤怒折磨着孟尼利克二世，他算是看清了意大利这位“仁慈上帝的朋友”。他再次愤怒地写了《致欧洲列强书》，他在书信中表示埃塞俄比亚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如果远方的列强前来瓜分非洲，我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 　　为了对意大利政府实施报复，孟尼利克二世下令中断埃、意关于厄立特里亚边界划分的谈判。意大利驻厄立特里亚总督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对孟尼利克二世的举动大为吃惊。在他的想象中，这位土皇帝还会像从前那样用乞求的口吻同意大利当局讨论问题，没想到他居然拒绝了边界谈判，使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上捞好处的企图落了空。于是，他气急败坏地向国内报告了此事。 　　1893年初，孟尼利克二世在各邦诸侯的支持下，决定对拒不满足埃塞俄比亚要求的意大利政府实施第二次报复。他庄严地宣布：《乌西阿里条约》将在1894年5月2日废除。 　　孟尼利克二世之所以敢采取断然措施，也是经过一番深谋远虑之后做出的。他在宫廷会议上，对形势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分析：“英国人和法国人有实力，但他们真忙呀，他们在北部非洲忙于勾心斗角的竞争，眼下又和俄国人、德国人在土耳其奥斯曼和阿富汗你抢我夺，他们都没有心情来顾埃塞俄比亚。那就让意大利人来吧！我想试一试如何对付意大利单干户，因为我们埃塞俄比亚要赢得独立，只有和意大利人干到底，没有别的选择。” 　　一些平日互相有些倾轧的封建诸侯，在这危及民族存亡的关头，也都放弃旧仇，一致表示支持孟尼利克二世抵御外敌。 　　虎穴狼窝之中的中国 　　——中国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日本明治维新后，实施向外“开疆拓土”的政策，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4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 　　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和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有： 　　一、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二、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 　　三、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四、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日本限定必须在一个月内办理割让台湾的手续，李鸿章请求放宽期限，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何必着急。” 　　伊藤博文回答：“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日方下了最后通谋，限四天内答复，否则北京必不可保。 　　清政府被迫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条件。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 　　一、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这是日本继俄国之后，对中国领土进行的一次严重的掠夺。它迫使台湾和祖国隔离，并且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从此之后，帝国主义各国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二、巨额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这就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无力偿还，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便利了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三、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 　　四、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其他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条款，争先恐后在中国开设工厂，进一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斗争更加激烈。甲午战争一结束，俄国就表示反对日本控制朝鲜和割占中国东北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俄国政府向各国发出照会，要求各国劝告日本放弃长期占领包括旅顺在内的辽东半岛的打算。德国表示支持俄国的强硬态度。法国决定同俄德一起采取联合干涉的政策。 　　俄、德、法三国向日本提出放弃占领辽东半岛的警告。与此同时，三国的军舰在日本附近海面游戈，对日本进行武力威胁。日本由于在战争中耗费巨大，无力对付三国联合的军事行动，决定接受“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领有”。 　　日本被迫同意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向中国勒索3000万两作为交换条件。 　　滨洲、滨绥铁路的来历 　　——中国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中俄御敌互助条约》在清朝与西方列强所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中，《中俄御敌互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从1896年开始，这一条约居然保密了28年之久。直到1924年，前苏联政府才予以公布。 　　在该约签订前后，各国政界、舆论界一度纷纷传言，猜测其中内容，然而其中真相，绝非外界所能得知。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紫禁城，俄军曾将密藏在慈禧卧室保险柜的这份密约劫走，随即悄然完璧归赵。 　　1910年，清朝政府驻英国公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曾经非正式地向伦敦报界透露过此密约的存在，随后又加以否认。 　　1921年，北洋政府代表在参加华盛顿会议时，曾经将此密约摘要宣读，仍未全部公布。 　　这个似真亦幻、忽有忽无、扑朔迷离的密约曾引起了多少国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密切关注，也勾起了多少新闻界、舆论界人士的好奇心。何以至此呢？李鸿章访俄及欧美诸国回来后，曾吊人胃口地大言：“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李鸿章历访欧美五国，拜会各国首脑，公开签订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协议，若无事关重大的《中俄密约》存在，岂敢夸下如此海口！ 　　19世纪80年代，沙俄为确立在东亚的霸权地位，竭力试图打开一条通往太平洋的道路。沙皇尼古拉二世雄心勃勃地称：“在东亚确立俄罗斯的势力，正是我们统治的课题。” 　　为达到这个目的，沙俄采取了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修筑从莫斯科到海参崴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铁路。 　　1894年，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外贝加尔地区，出现了这样一个新问题，即沙俄财政大臣维特所说的：“这条铁路朝什么方向往前修？” 　　很显然，从赤塔以东，按原修筑计划，铁路将沿石勒河和黑龙江北岸曲折向前，至伯力以后，再顺乌苏里江东岸向南，直抵海参崴。该路将绕一个大圈，而且地形复杂，荒无人烟，施工难度大。沙俄处心积虑地想要一条快捷的铁路线，就是中东铁路，原称“中国东方铁路”，又名“支清铁路”或“东省铁路”，简称“东铁”。 　　修筑中东铁路，具有诸多优点：它比原计划缩短了1000公里，节省费用，运输快捷；中国东北，地势平坦，人口稠密，易于施工；更重要的是该路所具有的重要战略价值，诚如维特曾上奏沙皇所说： 　　“从政府及战略的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将有这种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距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 　　维特还宣称： 　　“瓜分中国为之不远，而西伯利亚铁路将给我们在这场瓜分中带来机会。” 　　沙皇赞同和采纳了维特的建议，决定向清朝索求中东铁路的筑路权。 　　借地筑路交涉开始之初，甚至维特也感到，根本无法想象清朝政府能够同意俄国在满洲北部修筑铁路。但是到了1895年，机会终于来了。 　　1895年6月，沙俄借联合法、德代清政府向日本索还辽东，以及筹措贷款给清朝政府偿甲午战争兵费之功，趁机向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面陈了借地筑路的意图。 　　与此同时，沙俄未经清方的同意，非法派遣4批工程人员到中国东北进行路线勘测，所至深入辽东湾，引起了中国地方政府的密切关注。9月12日，吉林将军恩泽致电总理衙门，通报了俄国勘查人员持俄国护照在中国内地通行，不遵地方官府的命令等不法行为。 　　直到10月14日，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才照会总署，通报了俄方勘查人员分道入东三省，因时间仓促，不及待京发来护照，请清地方政府随时量力照料。这是沙俄第一次正式提出有关中东铁路交涉的文件。 　　俄国的照会，证实了许景澄向总署转达的俄国借地筑路的意图，立即引起了总署的关注，总署命令许景澄在俄详探确切情报，考究其中的利弊，以定进止。总署在上奏的附件中，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陈述意见：俄人借地造路，东三省必为俄所蚕食，而所造之路，将永无归还之期。权衡利害，似不如独立兴办，以免俄人觊觎。 　　清朝政府根据总署的意见，制定了具体的办法，即在中俄交界处自造铁路，与俄国铁路相接，从而打破俄国人的借地筑路企图。于是命许景澄立即将此意先与俄国说明。 　　清政府委婉地拒绝了俄国借地筑路的意图。 　　许景澄遵命会晤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说明清政府愿自造铁路，与俄国在交界处相接。罗拔诺夫对此未做过多评论，只是表示：“对您的直言相告深表感谢！” 　　俄方的表示虽言语缓和，但许景澄仍心中忧虑，颇感不安。此时清政府只看到俄方独占铁路之利，尚不知晓沙俄的野心之大。许景澄提请总署注意，于10月30日致电指出：清自造铁路，是否能够切实办到？而且商议相接事宜，恐怕还要颇费周折，估计两国必须同派大员在交界处洽办，请总署早做准备。 　　果然不出许景澄所料，沙俄决不会应允西伯利亚大铁路其中的一段——中东铁路，掌握在中国手中而受制于人。 　　1896年初，维特继续对许景澄进行新的说项，提出清政府目前未必有修路巨款，也没有熟悉筑路工程的人员，办理恐怕难以迅速。维特建议，请清政府准许俄人成立公司，承造中东铁路，与清订立合同，只要所订章程，无碍中国的主权，清方也无可顾虑。维特试图以所谓“公司”骗取借地筑路权的花招，遭到许景澄的严词拒绝。 　　同时，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秉承维特的旨意，也在北京同总署进行了多方游说，尽管花言巧语、四处奔走，最终亦遭到婉言拒绝。喀西尼恼羞成怒，竟翻脸威胁道：“中国不顾邦交，俄国将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 　　而沙俄外交大臣认为喀西尼的游说失败之因是：“没有利用贿赂为他要达到的目标做好准备工作。” 　　沙俄向清政府索求借地筑路权的交涉，均遭到了拒绝。但这并非中东铁路筑路权交涉的结束，相反，它仅仅是个开始。 　　西方列强侵华的序幕 　　——中国清政府与德国签订《胶奥租界条约》德国虽然在甲午战后取得了借款权，并且在天津和汉口两地取得了租界地，但是，它还没有满足。它一直希望能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取得一个稳固的据点。为此，它曾向清政府多次交涉，都没有获得成功。1896年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蒂尔匹茨在中国的沿海进行考察，他得出结论，认为山东半岛的胶州湾最宜于建立海军基地，于是向德皇报告，请求出兵加以占领。天津的德籍海关税务司德璀琳附和于他的意见，他们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说，胶州湾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港湾良好、附近的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同时又是渤海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建议德皇拿定主意迅速占领。于是威廉二世下定决心，制造事端，趁机占领，然后再强迫清政府承认既成的事实。德国的首相霍亨洛也告诉威廉：“我们要想占领中国的胶州湾，唯一可循的途径是等待中国人给我们提供可资报复的借口，然后我们即抓住时机，强行占领胶州湾，用它作为一个抵押，然后再同中国人交涉，割让该地。而且根据过去两年的经验，利用在华传教士和教官的问题，我们不难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这样的机会。” 　　霍亨洛果然没有料错。1897年11月1日，德国的两名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杀，曹州教案发生。五天之后，消息传到威廉二世的耳中，他喜不自胜地道：“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我们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们现在可以理所当然地出兵了，我决定立即动手。”山东南部天主教德国主教安治泰这时也恰在柏林，他也向德国外交部建议说：“现在我们正好利用这一次机会占领胶州，因为它对我们来说，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于是，威廉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同时，为了取得俄国人的支持，他还向尼古拉二世探询道：“由于日前在中国山东发生了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的事件，我决定把本国的远东舰队派往胶州湾，不知您对此有何意见？”尼古拉做了模棱两可的回答说：“对您派遣德国舰队去胶州湾的命令，我不能表示赞成或者是不赞成，因为我不久前才知道，这一港湾曾在1895至1896年间归于我们使用。” 　　14日，德国舰队驶入了胶州湾，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砍断了清军的电话线、抢占山头要隘、挖沟架炮。胶州守将章高元要求抵抗，但是清政府却命令道：“敌情虽迫，朝廷决不动兵。”要求中国守军不可轻启兵端。这样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胶州湾沿岸各地。 　　清政府已被列强各国打怕了。在曹州教案发生后，清政府即向各国政府表示：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一定保证使德国人满意。但是各国政府却向清政府表示：它不能满足于一般性质上的要求，因为它具有着特殊的意义。15日，威廉二世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尽量提出苛刻的要求，务使清政府无法接受，这样就能使得他们有理由长期占领。于是，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秉承德皇的意旨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了六项要求： 　　一、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 　　二、在曹州、济宁、巨野各建立一所天主教堂，赔偿被害教士的损失；三、在巨野等七处各为传教士建住房一所； 　　四、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五、中德两国合资成立德华公司，修建山东全省铁路，开采铁路附近矿产；六、德国办理此案费用，全由清政府负担。 　　德国人急于占领胶州湾，但是却没有在这里提将出来，这是有它的考虑的。一方面它自信清政府无法全然接受它上述所提的要求，它就有理由达到长期占领的目的；同时它还担心列强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强力干涉，须得有时间与各国从外交上进行活动。 　　清政府既然决定决不动兵，只得同意就德国人提出的六项要求进行谈判。总理衙门向德国公使海靖提出要求，要德国首先从胶州撤军。海靖声称，撤军是在全部要求之中唯一不能接受的一点，德国人需要把舰队保留在胶州湾，以监视地方当局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清政府对此表示拒绝，于是海靖即蛮横地说：“在本国政府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我们将保持对胶州的占领，以作抵押，并将建立临时的行政机构。” 　　德国人心中早有打算，绝对不肯退步。于是，清政府便向“盟国”俄国求助。李鸿章在得知德军于胶州登陆的消息后，立即跑到俄国使馆，请求俄国出面进行干涉。此后的几天时间里，他每天都派人前往俄国使馆打听消息。但是俄国虽然与中国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但是它从来就无意于对中国的事情提供真心的帮助。它正想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向中国提出进一步的侵略要求。因此，对于李鸿章的请求，只是一味地搪塞。 　　德国人这时也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威廉向尼古拉表示：他对俄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政策都是支持的，只要俄国人同意德国占领胶州湾，他就承认中国的北部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同时他还向尼古拉做出保证，德军驻留于胶州湾，并不会对于俄舰在该处的停泊产生任何影响。俄国人此时也正有意占领中国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自然愿意德国人成为始作俑者，于是俄国政府向德国人表示，它愿意与德国在远东一道前进。于是两国在共同侵略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同时德国人也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与英、法、日等国进行交涉，并向他们做出不同程度的保证，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认可。 　　清政府指望俄国人出面干涉的想法注定是要破灭的，而列强各国却对德国人的行动，在不同程度上予以纵容，清政府处于无所援助的地步，它只得再一次屈服。12月间，总理衙门接受了德国所提出的惩办地方官吏、修建教堂、赔偿被害教士损失以及答应由德国人修筑由胶州湾到济南的铁路的要求。 　　但是德国的真正目的却不仅仅是这些，它如此大动干戈，就是要最终霸占胶州湾，对于清政府的表示，威廉二世未加理睬。12月16日，他派遣亨利亲王率领增援部队来华，并扬言要在一切必要的场合，运用铁拳，向中国施加压力。同时他还借口“在曹州地方又有驱逐教民杀害洋人”之说，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租借胶州的要求。清政府在德国人的咄咄威势下，不得不屈服。1898年3月6日，李鸿章和翁同稣代表清政府与德国人签订了《胶奥租界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一、胶州湾及湾内务岛租与德国，租期99年。租期内胶州湾归于德国管辖，德国得以制订章程，约束他国来往之船，中国入湾之船，也须一体照办；二、胶州湾沿岸潮平100里内，划为中立区，德国官兵有权自由通行，清政府在该处派驻兵营、筹办兵法，必须事先与德国会商办理；三、德国有权在山东建造两条铁路，一条由胶州经潍县到济南；一条由胶州经沂州、莱芜到济南。同时，德国有权开采铁路沿线30里内的矿产；四、山东省内任何工程需用外国人员、资本、器材时，应先与德国商办。 　　通过这一个条约，德国终于实现了它在中国沿海取得稳固据点的梦想，把山东全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同时这一事件也拉开了列强各国在华强占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狂潮的序幕。 　　晚清政府的卖身契 　　——中国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又叫《辛丑各国和约》。 　　1901年9月7日，奕匡力、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1901年是夏历辛丑年，所以最后议定书又称为《辛丑条约》。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她又发布上谕，允准李鸿章自行行事，会同庆亲王奕折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对她的“宽恕”，同时发布“剿匪”上谕，正式“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11个国家（除武装入侵的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条。1901年9月7日，奕匡力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等11国的代表，在最后议定协定书上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是一个性质空前的奴役性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万两，加上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达98亿多两，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单独设立使馆区，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不准在此区域内居住；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在天津周围10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12个战略要地；禁止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运入中国，为期两年，还可延长禁运期；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反革命暴力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殖民枷锁，也是维系中外反动派勾结清王朝空前的卖身契。 　　通过这个条约，列强得以大大加强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进行野蛮的军事监督、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远近征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从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驻藏大臣的羞耻 　　——中国清政府和英国签订《拉萨条约》拉萨条约签订后，英军于9月23日沿拉萨到印度的大道撤退。虽然英军在占领拉萨一个半月之后拿到了一张没有足够法律效力的《拉萨条约》“胜利”撤退。但是，侵入西藏的英军的命运以及他们拿到的《拉萨条约》的命运都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好。 　　首先，他们在拉萨的情况决定了他们想有效地控制这座城市的希望完全落空，没能达到统治西藏的妄想，不得不迅速地限期撤退。撤退时，既不能在拉萨留下一个英兵，又找不到一个亲英分子代理他们走后的善后事务；而且，英国军队在撤退途中越过印度边境时，狼狈万状：全部士兵都被冻坏了，有的被冻死了，有许多人因为在雪地里呆的时间过长而被耀眼的雪光刺瞎了双眼，导致永久性的失明。很多士兵是躺在担架上被抬回驻地的。 　　至于他们拿到的那一纸《拉萨条约》，因为各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导致他们根本无法施行。本来，贸然侵入西藏的军事行动是荣赫鹏这个战争贩子一个人在那儿折腾起来的。按照英国帝国主义的整体利益计划，他们并不想立刻进入西藏，以免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嫉妒和干涉。英国人在西藏大事扩张的行为严重地影响到俄国在亚洲的地位和利益，所以，当英国人一进入西藏，他们马上就发出威胁：1903年4月8日，俄国驻英大使表示认定西藏为构成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领土完整极为关切注；并说，俄国对西藏没有兴趣，但是决不能坐视中国现状的改变。这样一来，英国方面有些发毛了，赶紧解释他们无意吞并西藏，此次进军西藏不过是为了得到赔偿。 　　《拉萨条约》本身，尽管被英国人诱骗在上面盖了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章，但一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认可，再者，西藏地方政府不能代表清政府签约，它也没有单独和外国签订任何条约的权利。所以，这个条约从根本上是非法的、无效的。 　　清朝外务部在接到《拉萨条约》后，认为这个条约有损主权，须另行议定。于是立即电告有泰，不准签约。后来，也就是1904年12月，清朝派唐绍仪、张荫棠在印度加尔各达与英国人重开谈判，将《拉萨条约》中有损中国主权的条款去掉了，达到了挽回中国对西藏拥有的主权。《拉萨条约》就此告一段落。 　　私相承受的特权 　　——中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俄战争爆发后，列强各国不仅各怀目的，宣布中立，而且还求中国政府也与他们一道，对这场在自己国土上展开的战争不闻不问，保持中立。 　　早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月之前，日本政府就向清政府表明：如果本国与俄国谈判破裂，不仅不愿意其他国家参与，同时也希望中国政府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以免其他国家有所借口，横生枝节。并告诫清政府：贵国内地须自固守，勿使变乱。英国人对于日本人的这种做法表示支持。美国人也于2月10日，采纳德国人的主意，自行出面向清政府和日本及俄国发出照会，要求交战国双方在战争中“尊重中国的中立”，并要求清政府为之划定一块战区，企图使之局部化，以使列强各国在华权益不受这场战争的波及。20日，它又以同样的内容照会其他《辛丑条约》的签字国。 　　日本和俄国关于东三省的谈判，虽然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但是对中国政府却从来都是保密的。现在战争已然打起来了，清政府不敢、同时也确实无力阻止这场战争在中国的国土上打起来。列强各国为清政府提出的中立路线，它也只得接受。于是2月12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同一天，外务部也通电声明：把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全部及奉天大部划在中立区之外，留作日本和俄国战争的战场。把东三省之地任由日俄两国的铁蹄践踏。 　　战争打到1905年的5月间，局势已经明朗，俄国人败局已定，同时也已经把中国的东三省打得遍地弹痕，满目狼烟；人民流离失所，国土黯然无色。日俄双方这时再也无力继续打下去了，其他列强也希望早日恢复远东地区的和平。于是6月，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进行调停，为两国所接受。8月9日，议和谈判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开始。 　　清政府得知日俄两国媾和的消息后，深恐他们在谈判时对中国东三省地区进行瓜分，于是在谈判开始前分别向两国政府照会，声称“此次日俄战争曾在中国疆土用武，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 　　但是，日俄议和实际上就是双方要根据各自在战争中的胜与败，重新确立自己在中国东三省地区的地位和利益，对于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日俄两国都没有予以理睬。在谈判期间，同样没有与清政府进行商议，即擅自在关于中国东三省地区的问题上达成了妥协。 　　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计正约十五款，附约两款。其中涉及到中国主权的内容主要有： 　　一、俄国将包括旅顺口、大连湾在内的辽东半岛租借地，及附属的一切公共财物，让与日本；二、俄国将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一切支线，铁路区域内所附属的一切权益、财产让与日本；三、两国在东三省各自经营的铁路，只限于工商业用，不得用于军事目的，但辽东半岛租借地内的铁路不在此限；四、以十八月为限，日俄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满洲，同时，为了保卫各自的铁路，可留驻守备兵，每公里不超过十五名。 　　此外，条约还规定：俄国以北纬50度为界，将库页岛的南半部及附近的一切岛屿割让与日本，俄国政府还承认日本在朝鲜享有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特殊权益等等。这样，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和日本的胜利而告终。 　　但是，日本从俄国人那里私相承受下来的诸种特权，必须经过清政府的同意后才能生效。于是在与俄国人谈判结束之后，日本人转过身来即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使它允以承认，以使得自己从俄国人手中夺得的权益合法化。同时，它不仅仅是要迫使清政府承认在《朴茨茅斯条约》中从俄国人手中承受下来的权益，而且更要借此时机，从中国攫取新的特权。从1905年11月17日开始，小村寿太郎特意来华，与奕勖、袁世凯等人进行长达五个星期的谈判，并于12月22日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下约及附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将俄国按照《朴茨茅斯条约》之规定所转让与日本的一切权利，一概照允。在附约中，日本又从清政府手中攫得一系列新的特权，主要有： 　　一、在日俄撤军之后，清政府须从速将奉天的凤凰城、辽阳、新民等地牛六处开为商埠；二、战争期间日本所修之铁路，由日本在1908年之前加以改良，仍由日本经营到1923年，届期估价卖与中国；三、设立一个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木植；四、中朝交界的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相待最优国之例办理。 　　这样，东三省大地，经过了一场浩劫之后，仍然没有逃出魔爪；东三省的广大人民，从此更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肆意蹂躏。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再一次遭到侵略者的无情践踏。 　　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重组结束 　　——英、法、俄三国签订《三国协约》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使法国更加急于打破自己所处的孤立状态，这就大大推动了法俄两国的接近。1893年，法国与俄国签订条约，1904年和1907年英国又先后与法俄签订协定。至此，英、法、俄三国终于走到了一起，成为与德、奥、意相对立的军事集团。法俄是如何走到一起的、英国又是怎样协调好与自己的宿敌法俄的关系的呢？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后，就想争取俄国的支持，以摆脱自己的孤立局面。在70年代的德法战争的危机中，法国曾希望获得俄国的支持。对于俄国来说，如果法国被过分削弱或摧毁，德国将会变得十分强大，从而形成对自己的严重威胁，因此有必要对法国提供支持。此外，俄国在巴尔干为了同德国支持下的奥匈帝国角逐，也希望在西欧得到法国的策应。 　　1888年12月，为了扩军备战和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急需从国外贷款的俄国政府从法国银行家那里获得了第一笔5亿法郎的借款。虽然此后德国报纸对法国公债做了恐吓性宣传，俄国仍然成功地募集到了19亿法郎。从此，法国资本家与沙皇政府的这种财政关系为法俄同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891年7月，法国舰队应邀访问俄国，沙皇和皇后亲自参加欢迎仪式，并破例在俄国以前严禁演奏的《马赛曲》声中脱帽致敬，以示对法的友好。同年8月，俄国外交大臣与法国外长互致信件，讨论双方结盟问题。这两封信件就构成了法俄同盟的初步基础。1893年，双方最终签订了《俄法协定》。《协定》规定：如果德国或意大利进攻法国，俄国应用它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奥匈帝国进攻俄国，法国应使用它所有的军队和德国作战；如果三国同盟或三国同盟的国家之一动员它的军队，法国和俄国也应立即动员他们的全部军队，并将这些军队调到尽可能靠近边境的地方，双方陆军参谋部彼此经常合作和互通情报，双方不得单独媾和。协定有效期与三国同盟的期限相同。 　　至此，欧洲出现了以德、奥、意为一方和以法、俄为另一方的两个对立的集团，只有英国还暂时置身局外，执行“光荣孤立”政策。英国凭借自身强大的工业和贸易优势、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和强大的海上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以不受其他国家同盟的约束，同时，它倒向任何一个集团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英国的“光荣孤立”政策对欧洲大陆的国际格局起到了一定的均衡作用。 　　英、法两国在历史上是一对老冤家，几百年间，彼此征战不断。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之后，法国国力虽然有很大的下降，但仍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在亚洲的争夺，以及在非洲的瓜分方面，仍然处处和英国发生冲突。英国在非洲侵略活动按照规定的2C计划进行，就是把它在非洲的殖民地从开普敦到开罗连成一片。而这一计划又恰好同法国要从西非的佛得角横贯非洲大陆直抵东非之角索马里的计划针锋相对。 　　英国同俄国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在中东，沙俄一直希望打通黑海南下地中海的通道，以便向地中海及其以外地区扩张。而自苏伊士运河通航以来，这一地区早就被英国视为通往印度和亚洲的生命线。俄国在中亚的扩张，企图征服伊朗、阿富汗，南下印度洋威胁印度，更为英国所不能接受。在远东，英俄在中国的利益也是势同水火。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就是英国支持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对付沙俄的。 　　然而，英国与德国矛盾的迅速发展和激化，最终决定着英国的外交走向。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由于德国的迅速发展，后来居上，很快使英德矛盾突出起来。 　　随着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德国的商品在世界各个地区排挤英国商品，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受到德国强有力的冲击。更为严重的是，德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中，日益露骨地表现出与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的利益冲突。德国大使曾对英国外相说：“每个人都知道，英国应有尽有，而我们呢，相反地，有的很少。”德国外相更为狂妄地说：“别的民族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能以蓝色天空为满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求在太阳下也有我们的地盘。” 　　在亚洲，德国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在非洲，德国吞并了坦涅尼喀，并同法国一道到处与英国对抗。正是由于德国在东非殖民地的建立，最终打破了英国实现其2C计划的美梦。特别是在中东，德国拉拢土耳其、获得修筑巴格达铁路的权利。为此，德国人曾欣喜若狂地叫嚣：“巴格达铁路将成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 　　此外，野心勃勃的德国还准备在海上与英国一决雌雄。1898年，德国通过海军大建设方案；1900年又加以扩大，规定：德国海军力量“当和最强大的海军国家作战时，能够取得威胁那个国家的优势”，其矛头直指海上霸主英国。此后，英德两国更是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海军军备竞赛。 　　英德矛盾的急剧发展，使其超过了英法和英俄矛盾，构成了对英帝国主义利益的根本威胁。由此，英国的外交逐渐偏向法俄。 　　接着，英国积极采取措施，在欧洲大陆调整与改善同法国的关系。恰好此时，法国为了对抗德国，也有同样的要求。1904年，英法两国首先达成谅解，签订了《英法协定》。 　　然后，法国从中斡旋，英俄开始彼此接触。尤其是1905年革命之后，沙俄暴露了它极其虚弱的本质，而且这场革命对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影响很大，促进了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这不仅使英国减轻了对沙俄威胁的担心，而且使它深切地感受到，为了自己在东方殖民统治的稳定，也需要给沙俄撑腰。这样，英俄两国终于在1907年签订了《英俄协定》，英、法、俄三国协约遂告形成。 　　通过1893年《俄法协定》、1904年《英法协约》、1907年《英俄协定》，英、法、俄三国终于走到了一起。1907年的《英俄协定》，不仅标志着19世纪末以来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新组合过程基本结束，而且标志着同盟国集团与协约国集团的最终形成。自此到“一战”爆发，几乎所有的国际重大事件无一不是两大军事集团矛盾和冲突的产物。 　　中美关系中的横拳 　　——美国和日本签订《美日罗脱协定》1908年秋，清政府派曾在美国留学并有亲美情绪的奉天巡抚唐绍仪赴美，名义上是致谢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实际上是商谈中、美、德联盟和借款问题，目的是联络美国财团、落实美国对华贷款。 　　唐绍仪是广东香山县人，自幼随父在上海读书。1874年，才13岁的他就被选送去了美国留学，也就是容闳带队去的那一些幼童留学生。1881年回国时，他已经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 　　回国后，才华出众的唐绍仪先在地方办一些外交事务，后来当权者看中其才华，推荐到袁世凯手下任职，很为袁所赏识，渐渐地就引以为亲信。 　　唐绍仪办得最为出色的一桩外交事务是与英国人就西藏问题的谈判。1902年，英国入侵西藏，而后逼迫藏方签订了一个《拉萨条约》。清廷即派唐绍仪为驻英公使，跟英方谈判，要求修改《拉萨条约》。这次谈判唐绍仪表现了一个干练的外交官的风度和口才，在谈判时不卑不亢，丝毫没有弱国代表软弱可欺的那种通病。最后总算给中国争回了主权这一重要权利。 　　唐绍仪做了奉天巡抚，也看到日俄两国咄咄逼人的野心这一现实。所以急切地想通过他对美关系较好这一优势，引进美国资本，修建铁路，牵制日俄势力。 　　1907年，与美国谈判达成的协议中有关开发事宜不了了之。他不肯罢休，故而再赴美国，想做成这一笔大交易。 　　当然此事还得靠着那位铁路大王哈里曼。因为上了日本人的一次大当，这个美国大亨下了决心，非要在中国东北修成一条铁路不可。唐绍仪去美国，也是先找的哈里曼。 　　那么大一项投资工程，单是一个大亨也是担不起的，自然还得要美国政府出面来做成它。于是，就在哈里曼的直接指使下，司戴德和唐绍仪在纽约积极进行了设立东三省银行“开发满洲”的商谈。 　　但是在此之前，由于日本看到中美关系日趋亲密，恐进而结成中美联盟，所以深感恐惧。于是指示其驻华盛顿大使高平小五郎，匆忙向美国提出签订《日美协议》的建议，改善因南满铁路问题而发生的日益恶化的美日关系，决意破坏唐绍仪的赴美使命。 　　就在唐绍仪率队到达美国后不几天，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就赶紧去照会美国国务卿罗脱，提出日本方面的一些和解性的提议，说得诚恳而又合美国政府的口味。其中不无针对地让美国明了列强间必须保持一种高过中国一头的胜利者姿态，不能把立场站错了。 　　而在此时，美国没能看透日本这样急切地主动前来修好关系，应是有其急功近利的目的，反而以为日本确有诚意，便也就向日本妥协了。 　　1908年11月13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和美国国务卿罗脱以互换照会的形式达成了协定，即《美日罗脱协定》。两国同意维持列强在中国的工商利益的机会均等，以保障列强在中国的共同利益。 　　有了这个协定，日本方面就可以要求美国把日美关系放在与中国关系更为优先的位置上了。美国既已签下这个协定，就需要对日本做暂时的妥协。这个协定的直接效果，就是美国把自己的手脚缚住了，它对“东三省银行”的计划不能积极支持，对前来与之谈判的中国代表也表示出冷淡的意思。 　　日本人横里打过这一拳，就把信心十足的唐绍仪等弄到十分尬尴的地步。他们虽然也还在谈判大规模借款，但是心里已经明白，因为日本人这么暗中捣鬼、设下障碍，美国人态度一变，这一计划肯定是行不通了。 　　正在此时，即1908年11月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载沣监国摄政。1909年1月，袁世凯被迫辞职，身为袁亲信的唐绍仪必然也随之失宠，未几，来了一道命令，唐绍仪等就被召回国内。借款交涉因而中止，而美国第三次向“满洲”进发的愿望也就再一次泡汤了。 　　遏制日势力的无奈之举 　　——中国清政府高官和美银行代表 　　签订《锦瑗路借款草合同》1909年，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塔夫脱改变了前任美国政府与日本妥协的远东政策，企图凭借本国的雄厚经济实力与日本在远东较量。 　　这位雄心勃勃的新总统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以金元代替枪弹”的外交政策，对远东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在经济上广泛地对外扩张，试图以这种有力的行动一举打入中国东北地区，夺得垂涎已久的利益。 　　这时的中国，也确是美国推行金元外交的大好时机。当时的清政府正处于权力交接之际，统领清廷数十年的西太后慈禧一死，摄政王载沣对内廷的权力正在做大规模的调整。但是列强的势力咄咄逼人，也让新上任的大员们忧心忡忡。 　　东北是清廷的老巢，如今却被日俄两霸分而食之，而且那虎视眈眈的神色，明摆着是对已吃着的这块肥肉还意犹未尽。 　　清政府苦于无一点对抗的招术，于是只能想着可否凭借别的列强势力，做一点遏制日俄势力的努力。它的办法是：把东北改为普通行省，然后广开商埠，招引别的列强国家势力进入东北，以这样的方法来打破日俄的威逼之势。 　　聪明的美国人看出了清廷的这一步苦心孤诣的棋，正好给了它向东北进发的良机。于是马上派出大员来与清政府商谈。很快双方就确定了一个方案，由美国出资结合英国保龄公司，修建由锦州到瑷珲的铁路。 　　1909年，中国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与美国银行团代表司戴德签订了一个《锦瑷路借款草合同》。 　　在前几次与日本的较量中屡屡受挫的美国政府，这次是下了大决心，非得把日本的垄断打破不可。在得到了中国清政府的赞同之后，它又组织发动别的欧洲列强来参与东北之争。 　　1909年11月6日，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以备忘录的形式，首先训令美国驻英国大使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诺克斯计划。接着，他在12月14日又训令美国驻日、俄、法、德、中等国的外交使节，把内容基本相同的备忘录，分别送至各驻在国政府。 　　所谓的诺克斯计划提出了两个具体方案： 　　一、将满洲所在各铁路、公路，依照一个计划置于一个经济的、科学的、公正的管理机关之下，由关系列强共同承购股票；借款期关系各国得参加铁路的管理。 　　二、如果这个建议不能全部实现，则可以由英美两国对锦瑷铁路的计划在外交上予以支持，并邀请赞同满洲完全在商业上中立化的有关国家，共同参加投资建筑该路及将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其他铁路，同时贷款给中国，以赎回愿归入这一系统的现有铁路。 　　这一计划简单地说，是想贷款给中国，使其购回所有日本和俄国在东北的铁路，名义上为中国政府所有，实际上则由各出资国共同管理。这个计划如能实现，那么美英在东北就可与日俄处于平等地位了。 　　所以，诺克斯的东北铁路“国际化”或“中立化”，实际上是“美国化”的代名词。为了保证诺克斯计划的实现，美国在提出该备忘录前后，都做了频繁的外交活动。 　　首先，美国向中国派出一个庞大的银行团，以司戴德为代表，前往中国，欲先把中国政府拉拢住。美国的这一方案，应该说是正好合清政府的心愿，所以此行并没费太多气力就成功了。 　　美国又主动去拉拢英国，想借此机会破坏日英同盟。对于日俄这一对昨日冤家，美国又使出分而治之的招术。为了在日俄双方制造矛盾，美国对他们所提出的方案有所不同，并分别与日俄举行双边会谈。 　　对于日本，美国建议它建造锦瑗路，让日本对第二方案感兴趣；对俄国，美国则提出第一方案，竭力回避俄国最为敏感的第二方案，并以日本的威胁来吓唬俄国人，要求美俄共同对付日本。 　　对于美国人的野心计划，日俄两方却是一眼就看出其中奥秘所在。他们虽然是刚打完仗的对头，可是对于东北这一块大肥肉，却再也容不得“第三者”插足进来。在反对美国锦瑷铁路计划和“中立化”方案的行动中，日本和俄国采取了共同对敌的方针，于1910年7月签订了日俄《第二次协定》。这一协定的锋芒就是针对美国的。 　　而英法两国虽然感到美国提出的诺克斯计划对他们确实有利，但为了维持与日俄两国的关系，以对付当时共同的大敌德国，所以也不愿意招致盟国的不满，因而对美国的照会难予支持。 　　唯一对美国的诺克斯计划表示赞同的是德国。当时的德国，正跟英国在欧洲展开激烈的争夺，它赞同美国计划的用意，却在使美国与日俄的关系恶化，从而把俄国的注意力从正在酌酿世界大战的欧洲上引开。 　　一片心血，换来的却是如此可悲的收场，这是美国人万万没有想到的。美国的金元外交，虽然可以得到懦弱而贫穷的中国清政府的双手赞同，却在老奸巨猾的日、俄、英、法等列强那里难以行得通。 　　当时的世界形势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大战边缘，在很大程度上，政治上的因素已经超过了经济利益。日本利用与英国结盟这一优势，与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相抗争，针对美国在远东缺乏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明显弱点，敢冒不惜与美国交战的风险而与之角斗，终于又一次把美国人打败了。 　　诺克斯计划鼓吹“在门户开放和商业机会均等政策实施下促进满洲发展”，实际上是想从东北铁路打开缺口，把“门户开放”扩大到资本输出，以金元外交打败主要对手日本，夺得在中国的最大政治和经济利益。 　　虽然诺克斯计划未能实现，但它作为美国在中国推行金元外交的主要措施，作为美国对中国东北的一个未遂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则永远写入了中美的关系史。 　　辛亥革命的胜利 　　——中国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辛亥革命是其中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遭到镇压，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清统治者为换取帝国主义支持，不惜卖国求荣，对人民大肆进行压榨，激起全国人民反抗。清廷为了缓和矛盾，被迫宣布变法，推行新政，并把编练新军作为重点，用以镇压革命运动。北洋大臣袁世凯趁编练新军之机不断扩充实力，遭到皇族猜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 　　与此同时，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各地革命党人纷纷组织革命团体。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和各省革命分子联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选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树起武装革命的旗帜，并制定了“先据两广为根据地，而后挥师北伐，直捣北京”的革命方略。 　　为此，同盟会先后组织多次武装起义。起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会党为主，如湘赣萍浏醴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广东钦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这些起义，旋起旋灭、均遭失败；第二阶段转入以新军为主，如安徽安庆马炮营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军，亦因组织不严而半途夭折。孙中山等并未灰心，决心动员全党力量，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1911年5月6日，本计划四路同时发动，结果仅有黄兴率120余人的敢死队攻入总督府，几经奋战，大部牺牲，后得烈士遗骸72具，葬于红花岗（后改称黄花岗），是为著名的“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在华南领导的起义连连受挫，引起一部分会员不满，他们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意在开展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运动。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从新军入手，积聚了雄厚的革命力量。 　　1911年，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实际上是借“国有”的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这一举动与各省人民以及地方绅商、立宪派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四川人民兴起了保路运动。1911年6月，在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参加人数十万人；9月，斗争发展到全省抗粮抗捐，数万群众向督抚游行请愿，四川总督赵尔丰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于是，四川人民迅速兴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清廷命令端方自湖北带兵前往镇压，湖北方面便响起了武昌起义的枪声。 　　湖北革命党人原定农历八月十五（10月6日）举行起义，由于准备不及而延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失慎爆炸事故，武昌起义的秘密机关遭到破坏，湖广总督实行全城戒严，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党人决定立即发动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几十人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各营和军事学堂学生约五营兵力，纷纷起义，齐集楚望台，临时推举原日知会会员、队长吴兆麟担任指挥，向总督衙门发动攻击。革命士兵们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仓皇逃往停泊于长江的兵舰上。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昌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武昌起义成功后，成立了军政府，由于武昌起义胜利来得太快，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和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分别在香港、上海等地，一时赶不到武汉。而直接组织起义的领导人有的不在武汉；有的受伤；有的牺牲。起义者没有认识到掌握政权的重要，错误地认为应让社会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来组织政府，推新军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鄂军都督，并发表宣言，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起义。军政府迅速扩军为五协，加强了武汉三镇的防守。 　　清廷在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后，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新建第一军、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队前往镇压。接着，又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接替荫昌，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黄兴赶赴前线，率领革命军抗击清军的进攻，坚持斗争40余日，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汉口、 汉阳保卫战为各省响应武昌起义赢得了时间。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江苏、浙江、四川、广西、福建、安徽、广东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这股革命洪流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 　　10月12日，革命军占领了南京。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1911年12月，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选黎元洪为副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并改用公历， 以中华民国纪元。南京临时政府除革命派外，还有立宪派、旧官僚，但政府实权基本上掌握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手中。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它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它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享有居住、言论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它还规定了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 　　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清廷罢黜的袁世凯，让其镇压革命，保住清朝的统治。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采取卑劣的手段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对清政府，利用革命进行逼宫；同时派人南下和谈，采取欺骗手段表示赞成共和，诱使革命党人交出政权，由他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中外势力的夹攻和革命阵营内部妥协派的压力下，表示如清帝退位，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就可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袁世凯在得到南方政府同意让权的保证后，又回过头来迫使清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13日孙中山辞职；14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夭折了。 　　委曲求全的权宜之计 　　——俄国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2月18日夜，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的一间会议室灯火通明，这里正在进行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13名委员。此刻，列宁正在发表讲演，语言尖锐、辛辣，情绪十分激动。其他与会者也脸色阴沉，神情凝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正面临一个极其重要、也是极为困难的选择：是否接受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在德国拟定的屈辱和约上签字。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俄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列宁清楚地意识到，新政权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土地与和平问题，前者可以争取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后者可以缓解俄国所面临的同盟国巨大的军事压力。翌日，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著名的《土地法令》与《和平法令》。之后，苏俄政府照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参战国，建议立即结束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协约国认为，美国已于1917年4月参战，他们的实力现在超过同盟国，决心赢得战争，因此拒绝苏俄的和平建议。德国作为同盟国的领袖，一直苦于东西两线作战，在战争中渐处下风，它认为与俄国的和平可以集中兵力对付西线。这样，德国接受了俄国的建议。鉴于这种局面，列宁只好决定单独与德国进行停战谈判。 　　12月3日，以越飞为团长的苏俄代表团抵达德军占领下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与德国谈判。双方很快签订了临时停战协定，但却在和约问题上陷入僵局。苏俄代表团根据列宁的指示，要求与德国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并要求德军迅速从占领的俄国西部领土撤出。然而，德国人声称，必须所有其他参战国都接受这一原则，德国才可能考虑接受。事实上，德国要求苏俄放弃波兰、芬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并且觊觎乌克兰地区，谈判只得中断。 　　1918年1月9日，双方重开谈判。为了推进谈判，列宁派出以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为团长的新的代表团。然而，布尔什维克对与德国谈判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列宁强调，形势极其危急，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与德缔结和约；理论家布哈林强烈反对接受屈辱的和约，主张对德进行“革命战争”；托洛茨基采取奇怪的中间立场，主张既不进行战争，也不签订和约，以拖延等待形势的变化。他在与德国人的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战术，并得到列宁的支持。谈判又持续了一个月，仍无任何进展。 　　此时，德国正酝酿着在西线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它意识到拖延谈判对德国极其不利。2月9日，心急如焚的德国代表怒气冲冲地将一份最后通牒交给托洛茨基，要求俄国立即对是否与德国缔结和约做出决择。心高气傲的托洛茨基在接到通牒后，并没有征求列宁的意见，十分轻率地在布列斯特发表一份“义正词严”的声明，擅自宣布： 　　次日，托洛茨基便离开布列斯特，返回彼得格勒。俄德的第二轮谈判再次中断。 　　2月13日，德国统帅部决定恢复东线的军事进攻，摧毁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2月18日，德军开始进攻，逼近彼得格勒。 　　就在这一天早上，布尔什维克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缔结和约。由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反对，列宁的立即缔约的提案被否决。随后传来前线失利的消息。列宁清楚地知道，新政权刚刚建立，军队已经复员，持续近4年的一次大战已使俄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极其疲惫，渴望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苏俄没有挫败德军进攻的任何可能。在列宁的强烈要求下，党中央决定再次开会，讨论是否接受屈辱的和约。 　　会议一开始，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仍坚持原先的立场，他们喋喋不休地鼓吹“宁可进行战争，也不屈从德国的讹诈”，主张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列宁怒不可遏，大声斥责布哈林的主张无异于自杀，只会葬送俄国革命，再次呼吁立即缔约。也许是慑于列宁的威望，或许是列宁的主张无懈可击，在最后的表决中托洛茨基和另一位中央委员改投赞成票。列宁欣喜地看到，这一次投票他赢得了胜利，表决结果是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 　　次日，苏俄通知德国，称：“鉴于既成的局势，俄罗斯同意根据德国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2月23日，德国做出回复，令人吃惊地再次提高了条件。德国要求：俄国退出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由德军占领；俄军撤出芬兰、乌克兰，并与乌克兰缔结和约；全面复员军队；向德国赔款60亿马克。 　　当天晚上，列宁与他的战友们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德国的新条件。尽管列宁对德国人的厚颜无耻与贪婪表示极大愤怒，但仍主张立即签约。在表决中列宁再次获胜：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这一次托洛茨基投了弃权票。随后全俄苏维埃批准了布尔什维克关于签订《对德和约》的提案。 　　2月28日，列宁任命了第三个俄国谈判代表团，著名外交家契切林为团长。临行前，列宁指示代表团，立即签订和约，不再对它做任何讨论。 　　3月3日，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根据这个《和约》，俄国丧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并需支付德国巨额赔款；6日，俄共（布）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列宁向代表们阐述了签订和约的重要意义。会议通过决议，强调“鉴于客观形势，必须批准苏维埃政权同德国签订的十分苛刻和极端屈辱的和约”；15日，全俄苏维埃正式批准《布列斯特和约》。 　　正如列宁预期的那样，《布列斯特和约》使苏维埃俄国避免了来自同盟国的军事压力，获得宝贵的和平喘息时机，巩固阵地，准备迎击协约国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进攻。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两天后，俄国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 　　新老帝国主义的交锋 　　——美国和协约国与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1918年11月11日晨，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与德国外交大臣埃尔茨伯格为团长的求和代表团，在巴黎东北45公里的贡比涅森林雷通车站福煦元帅乘坐的列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历时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使帝国主义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和组合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大发战争财，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争霸世界的野心急剧膨胀。1918年1月8日，美国参战刚9个月，威尔逊总统就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了试图安排有利于美国争霸的战后秩序的“寻求世界和平的计划”，即“十四点”原则。它主要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公海航行自由，消除一切经济壁垒，裁减军备，“公正”地调整殖民地，协助苏俄“自由发展”，恢复法国、比利时的领土，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统治下的各民族自治以及建立国际联合机构等等。为宣传这一计划，美国印刷了6000万本小册子向世界各地散发，舆论工具把威尔逊描绘成西方的救世主，宣称“十四点”是“人类自由宣言”、“第二个解放宣言”。美国政府迫使交战国以“十四点”作为结束战争的谈判基础。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威尔逊亲自率领一支由130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远涉重洋，来到巴黎参加战胜的协约国集团于1919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召开的分赃会议。 　　各帝国主义大国也都带着各自不同的争霸计划和掠夺要求而来，他们根本不理会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宣言。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讽刺说：“上帝满足于十诫，威尔逊这位仁兄却给了我们‘十四点’。”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挖苦说：“威尔逊没有指出达到理想的实际方法，而我们却提出了实际计划。”在分赃会议上，法国力图确立它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主张肢解德国，最大限度地削弱这个竞争对手，限制德国的武装力量，向它勒索巨额赔款。而英国力图维护其殖民大国地位，根据其传统的“大陆均势”政策，反对肢解或过分削弱德国，制止法国在欧洲称霸；同时，英国想借助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与美国抗衡。意大利意欲独霸亚得里亚海，把过去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领土和它参战前与英法等国签订的《伦敦密约》许诺给它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并且还要进占巴尔干，夺取久已垂涎的阜姆港。而日本力图巩固在战争期间趁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攫得的利益，并进一步独霸中国，建立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5个多月的巴黎分赃会议始终处于勾心斗角的争吵之中。 　　首先是关于建立国际联盟问题。会议的第一天，威尔逊要求首先讨论建立国际联盟问题，而英、法则竭力主张先讨论瓜分殖民地与领土问题。大会议而未决，后经英、法、美、意、日5大国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会议”进行了长达4天的讨论，决定国联问题与其他问题同时平行讨论，并由威尔逊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起草《国联盟约》。 　　列强在关于萨尔的归属和海上自由是否应列入《国联盟约》等问题上争执激烈，相持不下。法国要求取得原德国领土萨尔，以补偿战争损失；美国害怕法国取得萨尔丰富的煤矿之后，会在欧洲变得过于强大；英国反对在《国联盟约》中列入海上自由条款，以维护自己的海军优势和贸易地位；美国则力图以海上自由为名，向海外扩张。后来，为了摆脱国内反对派否决盟约的窘境，威尔逊要求在《国联盟约》中加上关于门罗主义与“国际联盟”不相抵触的一条说明。英法立即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美国同意把萨尔交与法国委任统治，同时，美国保证放弃海上军备竞争，以换取英国在《盟约》和萨尔问题上对自己的支持。 　　列强在如何处置德国问题上发生了最为激烈的争斗。关于德国的疆界问题，法国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仅要求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夺取萨尔矿区，而且要求以莱茵河确定法德边界，在其左岸建立一个依附于法国的莱茵共和国，还要求建立一个包括波兹南、但泽在内的大波兰，以确保法国的欧洲霸主地位；英美害怕法国过于强大，坚决反对。3月25日，劳合·乔治提出一个备忘录，即著名的《枫丹白露文件》，建议莱茵区仍归德国，但要非军事化；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法国对萨尔煤矿享有10年开采权；波兰获得但泽走廊。同时英美共同向法国提供军事保证，以防止德国进攻。美国基本接受英国的主张。面临着美英联合压力，法国不得不妥协。 　　关于德国的赔款问题，专门委员会拟定的赔款总额为4800亿金马克，但法国要求6000亿至8000亿金马克。英国认为法国提出的数字是“疯狂的幻想”。美国也反对过分削弱德国，提出赔款总额为2280亿金马克。关于赔款的分配，英国提出法国得50％、英国得30％、其他国家20％。但法国认为它遭受的战争损失比盟国大，应取得大部分赔款，坚持要得58％、英国得25％。最后，美国建议暂不确定赔款数字，把问题交给赔款委员会去研究。 　　关于阜姆问题。意大利根据1915年参战时与协约国签订的伦敦密约，要求得到许给意大利的土地，并要求得到处于亚得里亚海枢纽地位的阜姆港。美国代表认为这与威尔逊“十四点”不符，英法也不同意。为此，意大利代表团一度退出会议。 　　关于中国山东问题。日本代表要求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中国代表予以坚决驳斥；英法因与日本曾有密约都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美国最初为了贯彻其门户开放政策，反对日本独霸中国，建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和会接收，由“国际共管”；日本以拒绝加入国联和签署和约相威胁，迫使威尔逊让步。4月29日，英、法、美同意日本的要求，并把这些掠夺条款写入《凡尔赛和约》。 　　关于“俄罗斯问题”。巴黎和会多次讨论了武装干涉俄国问题，批准了对苏俄的经济封锁，并决定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组成“防疫地带”，来抑制俄国革命影响的扩展。这样，巴黎和会成了策划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司令部。 　　经过几个月的激烈争吵，6月28日，协约国在凡尔赛宫的镜厅签订了极为苛刻的《对德和约》。德国政府只是到6月24日休战期限届满前15分钟才勉为其难地答应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有：（一）重定德国的疆界。德国归还法国阿尔萨斯和洛林；萨尔煤矿归法国开采15年，期满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归属；莱茵河左岸由协约国占领15年，右岸50公里以内不得设防；欧本和马尔梅迪归比利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部分归丹麦；波兹南、西普鲁士大部分和西里西亚一部分交给波兰；但泽作为自由市；上西里西亚南部归捷克。这样，德国丧失了原有领土的八分之一和人口的十分之一。（二）瓜分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交出全部殖民地，并按委任统治原则交给有关国家：东非的坦噶尼喀归英国；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卢旺达和布隆迪归比利时；德属西南非洲归南非联邦；德属太平洋岛屿赤道以北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归日本；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归澳大利亚；萨摩亚归新西兰。（三）限制德国军备。德国应解散总参谋部，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德国陆军不超过10万人，禁止德国拥有重炮、坦克、潜艇、军用飞机等，德国海军只能拥有36艘轻型舰只。（四）关于赔款问题。和约规定德国及其同盟国赔偿协约国因战争所受的一切损失。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应在1924年5月1日前确定赔款总额；在此之前，德国应先支付200亿金马克。此外，还规定了德国应交付的船只、机器、牲口等实物。 　　对德的凡尔赛和约签订之后，战胜国还相继与德国的盟国签订了一系列和约：1919年9月10日对奥地利的《圣日尔曼和约》；1919年11月27日对保加利亚的《纳伊和约》；1920年6月4日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和约》；1920年8月10日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这些条约与《国联盟约》和《凡尔赛和约》一起，构成了战后欧洲国际关系的新秩序。 　　凡尔赛体系是帝国主义战胜国根据新的力量对比在斗争与妥协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它只是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相反，必然加剧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苏俄之间的矛盾。因此，凡尔赛体系只是一个“建立在火山上的”极不稳固的暂时秩序。各种矛盾演变的必然结果只能造成新的战争。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指出：“这个和约，正如任何其他和约一样，只不过是战争的继续而已。” 　　激怒国民的卖国行径 　　——土耳其素丹政府和协约国签订《色佛尔条约》1918年10月30日，奥斯曼土耳其终于在协约国的持续军事打击下崩溃了，素丹决定向协约国投降。 　　战败使土耳其大祸临头，协约国早已制订了肢解土耳其的计划，现在它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协约国要求土耳其解散军队，交出军舰，开放黑海海峡，放弃大片国土。英军开入海峡地区，法国和意大利军队也在土耳其登陆。1919年初，希腊军队入侵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协约国还试图在土耳其境内建立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两个独立国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公开叫嚷：“我们用不着为土耳其将从国际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惋惜。” 　　在民族危机面前，素丹政府投靠协约国，卖国求荣，而土耳其人民在痛苦、迷惘之后，开始反抗，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点燃反抗的火焰。斗争迅速遍及土耳其各地，人们组建“护权协会”，展开武装斗争。土耳其人民渴望一位英雄、领袖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1919年5月16日，土耳其陆军第9军督察使穆斯塔法·凯末尔前往安纳托利亚，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就是土耳其人盼望的英雄和领袖。 　　1881年，穆斯塔法出生于土耳其的一个木材商的家庭，幼年丧父，12岁时进入萨洛尼卡军事预备学校学习，一位同名的数学老师给他取名为凯末尔，从此他便用这个名字。17岁时凯末尔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接受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宣传，开始参与革命活动。毕业后他在大马士革服役，在那里组织“为祖国和自由”的秘密革命团体。 　　1908年土耳其革命成功，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凯末尔主张军政分离，反对亲德政策，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发生冲突。凯末尔生性倔强，不肯妥协，遂退出政治，潜心研究军事。在1911年至1913年，土耳其参加意土战争和两次巴尔干战争，凯末尔在战场上初步显示才华，屡立战功，迅速被军方提拔。 　　1914年10月，在德国强迫下，土耳其参加同盟国一方对协约国宣战，很快在战场上陷入被动。1915年3月，英国为打通黑海海峡，计划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登陆。这对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构成严重威胁。担任土军第19师师长的凯末尔奉命参加达达尼尔海峡保卫战，在他的指挥下，土军击退并重创英军。从此凯末尔声名远扬，获“海峡与首都保卫者”和“伊斯坦布尔救星”的荣誉称号。到战争后期，他已升为将军，获“巴夏”头衔，出任军长、集团军司令。战争结束时，凯末尔异常痛苦，他曾要求素丹任命他为军事大臣，认为自己有能力拯救土耳其。但是，素丹却任命他为第9军督察使，前往安纳托利亚收编人民自发组建的爱国武装队伍。 　　1919年5月19日，凯末尔抵达安纳托利亚的萨姆松。一踏上这块土地，当地人民同仇敌忾和誓死不屈的战斗精神就极大地感染了凯末尔，他在给素丹的报告中指出，这里充满了捍卫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奋斗精神，“整个民族已经觉醒”。他不顾素丹的反对和阻挠，全身心地投入当地的爱国斗争，将分散的爱国组织和武装联合为统一的爱国力量。 　　凯末尔的活动引起协约国的严重不安，英国向素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素丹召回凯末尔。于是素丹政府向各地发出通令，称：“穆斯塔法·凯末尔虽是一位伟大的统帅，但他对目前的政治不是很内行的”。同时，素丹命令凯末尔返回首都。凯末尔迅即复电素丹，辞去一切军职，而以土耳其公民身分留在安纳托利亚，这表明他决不放弃争取土耳其独立和自由的斗争。 　　6月，巴黎和会拒绝素丹政府请求仁慈的呼吁，不愿放弃肢解土耳其的计划。土耳其代表团在巴黎一无所获，失败而归。凯末尔知道后，进一步坚定了以武装斗争捍卫土耳其权利的信念。7月23日，凯末尔主持的东部各省护权协会代表大会在埃尔祖鲁姆召开。会上他义正辞严地痛斥协约国的掠夺计划，严厉批评素丹政府的昏庸无能，大声疾呼：“人民必须自己为独立而斗争”。这次会议持续了两周，通过了凯末尔拟定的《告全国人民书》，并选举凯末尔为护权协会主席，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土耳其人民爱国反侵略斗争中的领导地位。 　　9月，全国各地的护权协会在锡瓦斯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凯末尔为主席的代表委员会，大会决议向全世界宣告：“这片领土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发誓“将竭尽全力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来共同保卫自己的祖国”。会议结束后，凯末尔宣布断绝与伊斯坦布尔的一切联系，要求费里特内阁下台。凯末尔认为，素丹（兼任哈里发—伊斯兰教最高宗教领袖）在穆斯林中仍有极大影响，因此没有公开谴责素丹本人。 　　凯末尔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斗争，得到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的支持。1919年底，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凯末尔和他的支持者获得巨大胜利，赢得三分之二的议会席位。凯末尔不愿放弃武装斗争，拒绝去伊斯坦布尔，并把领导机构从锡瓦斯转到安卡拉，在那里继续领导人民斗争。 　　1920年1月，土耳其新议会开幕，通过凯末尔派议员起草的《国民公约》，宣布：“土耳其本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应享有充分的独立和自由，要求废除一切阻碍土耳其政治、经济发展的治外法权和各种限制。协约国和素丹闻讯后感到万分震惊。 　　3月16日夜，英国海军陆战队突然在伊斯坦布尔登陆，逮捕凯末尔派议员，占领市内电台和一些要害机关。素丹同时下令解散议会，宣布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爱国运动为“反叛”，解除凯末尔的一切职务。素丹的军事法庭将凯末尔主席判处死刑。 　　4月23日，凯末尔召集逃亡到安卡拉的凯末尔派议员，召开新议会，命名为“大国民议会”。大国民议会宣布断绝与素丹政府的一切关系，自己为土耳其惟一合法政权，并宣誓忠于《国民公约》。大国民议会宣布成立以凯末尔为总统的国民政府，并任命他兼国民军总司令。会后，凯末尔写信给列宁，呼吁苏维埃俄国支持土耳其人民的斗争。6月，苏俄宣布承认凯末尔政府，双方正式建交，苏俄开始向凯末尔提供武器装备、派遣军事顾问。 　　1920年6月，由英国支持的希腊军队开始向安纳托利亚内地大举进攻，逼近安卡拉。8月10日，素丹政府与协约国签订《色佛尔条约》，土耳其丧失大片领土，仅剩本土的五分之一。条约并规定由协约国控制黑海海峡，把持土耳其海关、税收及其他财政大权。这个条约震惊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土耳其全国，凯末尔异常愤怒，发誓决不承认《色佛尔条约》，并猛烈抨击素丹卖国政府。 　　1921年8月23日至9月13日，凯末尔率领5万土耳其国民军战士，在安卡拉附近的萨卡里亚河一线与8万希军展开激战，决定性地击败希军，并乘胜追击。大国民议会决定授予凯末尔“元帅”军衔和“胜利者”称号。这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改善了凯末尔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10月，法国宣布承认国民政府，并决定从土耳其撤军。意军随后也撤出土耳其。孤立之下的英国不得不宣布中立。 　　1922年8月，土耳其国民军发动总攻，希军总司令被俘，希军被完全赶出安纳托利亚。11月，土耳其素丹穆罕默德六世乘英国军舰逃出伊斯坦布尔，大国民议会随即宣布废除素丹制。 　　现在，协约国不得不重新审议土耳其问题。1922年11月至1923年7月，土耳其国民政府与协约国在瑞士洛桑进行了长达8个月的谈判，最终签署《洛桑和约》，宣布废除《色佛尔条约》，将东色雷斯与伊兹密尔归还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地区仍归土耳其，并取消赔款，废除在土耳其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双方并签订《海峡公约》，海峡仍由土耳其控制，实行自由通航的原则。10月2日，协约国军从伊斯坦布尔撤出。10月6日，国民军进入伊斯坦布尔。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安卡拉，选举凯末尔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从此，土耳其进入建国复兴时期。在凯末尔领导下，这个年青的共和国推行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措施，迅速迈向近代化。 　　1938年11月20日，这个共和国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末尔因病在伊斯坦布尔逝世，无数土耳其人失声痛哭，从各地赶来为他送葬。在他去世之前，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为表彰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的巨大贡献，授予他“土耳其之父”的不朽称号。 　　为将伊朗牢牢控制 　　——英国迫使伊朗签订《英伊协定》英国强迫伊朗签订的1919年《英伊协定》，是一项不平等协定，该协定使伊朗完全被控制在英国手中。 　　俄国十月革命后从伊朗撤出了军队，使一直与沙皇俄国争夺伊朗的英帝国主义喜出望外。为了独霸伊朗，英国一方面积极在伊朗发展扩充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又想方设法与伊朗订立双边协定，从而能名正言顺地全面控制伊朗。 　　英伊协定的谈判开始于1918年秋。慑于国内群众的民族主义热潮，亲英的伊朗多拉内阁迟迟不敢答应英国的无理要求。然而在英国人的威逼利诱下，多拉终于在1919年8月9日在《英伊协定》上签了字。多拉的签字是违宪行为，按照伊朗宪法规定，签订协定必须先经议会批准。 　　《英伊协定》的主要内容有：所有的伊朗政府部门都必须派有英国顾问，这些顾问具有广泛的权力，而他们所需的各项费用却由伊朗政府支出。英国和伊朗双方各派出若干名军官组成混合委员会负责整编伊朗军队。军事教官以及所有的武器装备和弹药都来自英国，伊朗承担上述各项费用，英国则向伊朗提供专项贷款，而且使用这笔贷款的前提条件是，英国人出任伊朗财政总审计官员，负责监控国家财政。英伊协定还规定建立英伊合资企业，以便在伊朗修建铁路和公路。此外，英伊双方还成立混合委员会负责修改伊朗关税。 　　英国人不等伊朗议会批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实施协定中的各项条款。以斯米特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到达伊朗，并出任伊朗财政审计长。英国的大批军事教官也进入伊朗军队。1920年，英国根据两国协定中有关修改伊朗关税的条款，强迫伊朗签订英伊关税协定。该协定中专门对英国商品确定的低额进口关税为英国商品独占伊朗市场大开方便之门。 　　英国人还利用英伊协定控制伊朗的社会政治生活，他们对伊朗民族主义者横加迫害，将伊朗亲英势力安插到中央政府和地方各州中的重要行政职位上，使伊朗实际上成为英国的附属国。 　　虚伪的“平等”与“尊重” 　　——中、美、日等9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 　　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中国代表未在和约上签字这一决定，事后也表明是明智的。因为中国山东问题而导致和会未和，美国执政党、民主党总统狼狈下台。共和党总统哈定上任的首要外交事务中就有中国山东问题。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国倡导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称太平洋会议。邀请中国出席，解决与日本的争端。美国作为“调解人”，帮助中国和日本在会外谈判，解决山东问题。 　　经过半个多月的讨价还价，在美国的压力下，中国总算把被日本从德国人手里占去的胶州租界的主权要回来了。但是一切经济权益却仍为外国人所占据。 　　这次会议还就中国问题，美、英、法、意、日、比、荷、葡、中等9个国家签订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 　　该条约共9条。其主要内容是： 　　1确定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2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彼此间及单独联合与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或协定或协议或谅解”，侵犯或妨碍“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3在中国设一审议局，审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条约及达成的协定是否符合“门户开放”原则；4规定为贯彻“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各缔约国除中国外，不得谋取或赞助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关于商务或经济发展之一般优越权利”和“任何专利或优越权”。 　　这个公约虽然特别强调了“各国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又指出，这种尊重是建立在1900年既已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说，是维护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尊重”。 　　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关税自主、废除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队等重大要求，都被以不同的借口给否决了。 　　至此，从根本上说，中国这个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仍然是个半殖民地的、任由列强摆布的、毫无独立意志可言的国家。 　　美国外交上的胜利 　　——美、英等四国签订《关于太平洋 　　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土条约》1921年12月10日，在华盛顿会议第4次会议上，美国代表洛奇提出了“四国公约”（全名为《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条约》）草案。12月13日，4国代表在美国国务院前厅签署通过了这一条约。这是华盛顿会议通过秘密谈判签署的第一个条约，是美国为了废除英日同盟、改善自己在远东的地位所取得的成果。 　　早在华盛顿会议酝酿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就向英国提出了废除英日同盟问题，双方还进行过多次秘密磋商。但是英国政府始终存有疑虑。虽然一次大战后英日矛盾日益加深，但英国担心废除英日同盟以后，日本会肆无忌惮地夺取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如英、美发生冲突，英国将得不到日本的支持。1921年春，英国向美国表示，愿以下述两个条件换取英日同盟的继续存在：一是放弃英国海军实力的两强标准，让美国舰队的吨位与英国相等；一是保障美国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使美国可以把舰队集中到太平洋方面。但是，美国拒绝了这些建议，并从两个方面对英国施加压力：一方面要求英国偿还47亿美元债款，借此贬抑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信贷市场的地位，损害英国银行的信誉；另一方面利用爱尔兰问题要挟英国。战后，爱尔兰人民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并于1919年1月成立了爱尔兰共和国，这是英国政府所不愿意的。但美国却宣称，国会将于1921年夏天讨论承认爱尔兰共和国问题，其结果将视英日关系而定。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两国代表继续就上述问题讨价还价。1921年12月1日，在美、英、日三国首席代表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贝尔福提出以美、英、日三边条约来代替英日同盟。条约草案规定，三国中的任何两国可以彼此缔结带有防御性的军事协定。这意味着三国间不仅要承担外交上的，而且要承担军事上的义务。休斯对贝尔福提出的方案表示坚决反对，认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及大会的方针。美国担心英、日两国由于原有的关系容易接近而使自己陷于孤立，提出了邀请法国加入同盟的建议。因为法、英在争夺近东、德国问题及裁减军备等方面都存在尖锐的矛盾，法国还欠美国38亿美元的债款，这都使美国有理由相信，法国如参加新的同盟，可以增强美国同英、日角逐的力量。由于这个建议无碍于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日本表示赞成。经过一段僵持，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最终也只好同意取消英日同盟。美、英、日三国达成秘密协议以后，才通知法国代表，法国代表能够同本国政府通电商量的时间仅有48小时。但是，法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保证本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还是欣然同意。于是，“四国公约”草案几乎未经讨论，就顺利通过了。 　　“四国公约”规定：“缔约各国同意相互尊重他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四国之间如有争端，由缔约国通过会议解决。这样，四国就互相承认了各自在太平洋地区现有的势力范围。条约还规定：在四国权利“遭受任何国家侵略行为的威胁时”，缔约各国应“联合地或单独地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以适应局势的要求”。这里的所谓“侵略”、“威胁”，实际上是指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正在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所谓“联合地或单独地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帝国主义的分化瓦解、血腥镇压等各种残暴手段。这说明，美、英、日、法四国已结成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反革命同盟。正如列宁曾指出的：“华盛顿会议上缔结的英、美、法、日四国同盟是与所有其他民族为敌的。” 　　“四国公约”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条约规定：本条约生效后，“1911年7月13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协定应予终止”。英日同盟就以这样一种体面的方式被废除了。 　　“四国公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上的胜利。美国不必再担心英国在美、日冲突时保持有利于日本的中立，这就改善了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地位；“四国公约”也使英国在和日本继续友好的名义下，巧妙地废止了英日同盟，同时又改进了英、美之间的关系；“四国公约”通过以后，贝尔福表示为英日同盟变成四国同盟而高兴，说这个条约体现了他终身向往的美、英、日、法四国友好的理想。英日同盟的废除，削弱了日本对抗美国的力量，这使日本感到不满。一位日本代表带着讽刺意味对英国代表说：“不论怎样，你们毕竟给同盟（指英日同盟——引者注）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葬礼。”但日本对于本国能跻身大国行列、成为四强之一，日本在太平洋的“权益”能得到美、英、法三国的承认，还是满意的。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哉康就曾表示，“四国公约”使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四国公约”对美、英、日三国来说各有得失，但总的说来，这种建立在帝国主义力量对比基础上的新的外交秩序，使各缔约国程度不同地都巩固了各自在太平洋地区领地、属地的统治。 　　“热爱和平”的虚假举动 　　——美、英、法、意、日五国签订 　　《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四国公约》的签订、英日同盟的废除，为美、英、日、法、意五国订立《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简称《五国公约》）创造了有利条件。 　　限制海军军备是华盛顿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大会开幕那一天，为了使美国在裁减军备的争斗中取得主动地位，休斯就提出了限制海军军备的建议，劝说各国放弃原定的造舰计划。休斯的建议包括以下一些原则： 　　1全部停止正在执行或拟议中的海军主力舰造舰计划；2拆毁一部分现役军舰； 　　3对有关各国现有海军力量加以考察并做出相应规定；4以主力舰吨位作为计算有关国家海军力量的标准，配备辅助舰的吨位应与各国主力舰的吨位成一定比例。 　　根据上述原则，休斯提出以下具体的建议： 　　1美、英主力舰吨位总量各为50万吨、日本为30万吨，美、英、日主力舰吨位的比例为5∶5∶3；2削减已建成或正在建造的主力舰的数字，美、英、日三国只分别保留主力舰18艘、22艘、10艘；310年内缔约各国不得建造主力舰；10年后待服役之主力舰报废时，才能建造、补充新的主力舰；4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 　　5法、意两国主力舰问题容后再议。 　　休斯在建议中，还列举了美、英、日三国应停建和拆毁的主力舰名单。 　　美国提出的上述方案，是对英国海军优势的挑战。一次大战后，美国虽然发了横财，有了扩充海军、超越英国的很大潜力，但是，要真正压倒英、日，也非易事。所以，美国的第一步是争取做到与英国平起平坐。而通过限制主力舰吨位总量，英国主力舰的优势就将消失，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美国的胜利。当时，英国已开始建造排水量为42000吨至45000吨的主力舰；美国还只能建造排水量为33000吨的主力舰。美国提出禁止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就是要从另一方面限制英国扩大海军军备，使美国的实力相对增强。同时，上述方案也是对日本的限制。 　　按照休斯的建议，英、美、日三国要拆毁已建成或正在建造的舰只共66艘，合计187万多吨。这在各国代表中引起很大震动。据英国记者沙利文报道：当休斯提到英国应停止建造“乔治五世号”主力舰时，英国代表、海军上将比蒂勋爵“在靠椅上向前一趴，活像一只躺在门口太阳下打盹的猛犬被一个粗鲁的过路人踢了一脚似的……”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洛内尔·雷平顿写道：“休斯先生在35分钟内击沉的军舰，要比全世界的海军将领几个世纪中所击沉的军舰还要多。”在哈定总统欢迎各国代表的宴会上，一位英国代表对他的日本朋友小声地说：“我们是代表着两个岛屿帝国，对于海军问题，我们的意见应该一致。” 　　然而，英国和日本对美国方案的反应也不是完全一致的。 　　英国代表基本同意美国的上述方案。因为英国负债累累，要继续维持两强海军军备的标准，实在是财力所不允许的；如果接受美国的建议，少造一艘军舰即可以少开支4000万美元，就可以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多少解决一些国内的经济困难。而只要能把装备最新的战舰保留下来，尽量提高舰队的素质，也就可以弥补战舰减少后带来的缺陷。同时，英国也主张对日本给予一定的限制。 　　日本代表却拒绝接受休斯的建议。日本一些海军将领认为，防守国舰队对假定敌国的舰队应保持7∶10的比例方能有取胜的把握，因此，日本代表认定，分配给日本主力舰的吨位数额太少，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11月30日，日本首席代表加藤友三郎正式向大会建议，英、美、日主力舰吨位的比例应改为10∶10∶7。但休斯不肯让步，他宣称，如果日本坚持它的主张，那么日本每造一艘军舰，美国就要造4艘军舰。日本代表对休斯的建议抵制了约一个月。这期间，美国密码破译人员一直监听着日本代表同东京来往的绝密电报，以便在谈判中争取主动，直至探知日本政府已决定接受休斯的建议。日本政府终于做出这样的决断，主要也是因为当时日本的财政状况不佳，要坚持大规模军备竞赛确有困难。加藤友三郎就说：“如果没有真正充实的国力，不管有多么充实的军备也不能发挥作用。”他认为，在当时形势下，以外交手段来避开战争才是国防的真正途径。 　　在美国的建议下，美、英、日三国首席代表进行了秘密协商。加藤在表示愿意接受休斯建议的同时，提出了交换条件：一是承认日本在中国已经获取的利益；二是英、美在太平洋所属岛屿之防御设施应维持现状；三是保留日本新近竣工的“陆奥号”战舰。美国基本上同意了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已得到日本关于“门户开放”的保证，也就承认了日本原有的在华利益；在设防问题上，美国同意不在菲律宾和关岛设防，但保留在檀香山增加防务的权利；至于保留“陆奥号”战舰，美国也未提出异议。日本的要求虽已得到满足，但因远东和太平洋岛屿属地问题还在讨论之中，日本担心会议做出不利于它的决议，所以在限制主力舰问题上仍然继续拖延，不愿马上签署条约。1921年12月13日，《四国公约》在不损害日本利益的条件下签订。12月14日，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上，休斯支持中国代表团向日本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向日本施加压力。从当日下午四时开始，美、英、日三国进行了4个钟头的紧张磋商，使加藤终于同意接受英、美、日三国主力舰的总吨位保持5∶5∶3的比例。12月15日，限制军备委员会宣布：美、英、日三国已对限制主力舰问题达成协议。 　　在休斯的建议中，对法国、意大利主力舰吨位的总量没有提出确切的限额。当时休斯说：“鉴于大战的非常情况，影响了法、意海军的现有力量，目前没有讨论两国主力舰吨位限额的必要。”对此，法国代表大为不满，认为是对法国的轻慢。12月15日，即美、英、日三国宣布达成协议的当天，法国突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法国须拥有主力舰35万吨；二是自1925年开始，法国将建造新主力舰10艘，每艘为35000吨，以防备德国的再起和保障法国殖民地的安全。意大利也要求享有与法国同等的权利。英国对法国的要求表示强烈反对，因为这违背了英国的一贯方针：即防止法国独霸欧洲，防止法、意两国的海军力量在地中海超过英国。于是英国采取对策，向报界披露了法国的要求，使法国政府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12月16日，休斯又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法、意两国可各拥有主力舰175000吨。那时，法国已建成的主力舰有7艘，共164000吨；在此基础上要实现前述要求，需要军费4亿美元，这是法国所无力负担的。法国这样漫天要价，不过是以攻为守的一种手法而已。12月16日，休斯把他的妥协方案电告正在英国的法国首席代表白里安，白里安表示，只要对潜水艇不加限制，175000吨的主力舰限额是可以接受的。12月20日，英、美、日、法、意五国终于在限制主力舰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在达成限制主力舰吨位的协议以后，限制军备委员会还讨论了限制辅助舰的问题。在休斯的建议中，把辅助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包括巡洋舰、驱逐舰等在内的水上辅助舰；第二类是潜水艇；第三类是航空母舰。会上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潜水艇的限制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水艇曾大显神威。战后，一些国家都秘密地加速建造潜水艇。休斯在建议中提出，英、美可各拥有潜水艇9万吨，日本可拥有54000吨。这些限额，实际上已高于当时三国潜水艇的吨位。英国对限制潜水艇的态度最积极。因为英国所需大量物资全靠海外供应，仅粮食一项就有3／5。依靠进口，保证海运畅通极为重要。一次大战中，德国的潜水艇炸毁了许多英国商船，所以英国主张完全禁止潜水艇；英国的主张首先遭到法国的反对。法国缺少建造主力舰的经费，为了保持海军实力，坚持要拥有相当数量的潜水艇。法国代表表示，为了维持本国与殖民地及海外属地的联系，保障本国领土的安全，法国应拥有9万吨潜水艇；日本、意大利和美国代表都同意法国的上述意见。针对法国的要求，贝尔福发表了演说，他说：“英国之所以能同德国的潜水艇进行斗争，只是因为德国没有足够的基地。基地遍布各地的法国，如果再拥有大量的潜水艇，那可能要比德国对英国的威胁还大许多倍。”法国代表驳斥说，法国并未猜疑英国要以525000吨主力舰向法国施展阴谋，英国也不应因法国要求有九万吨潜水艇而猜疑法国对英国怀有敌意。白里安表示，如果英国愿意废除主力舰，那法国就立刻废除潜水艇。他还讥讽说：“英国从来没有利用本国主力舰来攻击法国。英国建造主力舰想必是为了打捞沙丁鱼。那么，何不让可怜的法国也造几艘潜水艇来研究研究海底植物呢？”唇枪舌剑，各不相让，英、法关系弄得十分紧张。美国为了缓和矛盾，又提出一个新方案：即英、美可各保留潜水艇6万吨；日、法各31500吨；意大利21000吨。但是，法国仍然坚持9万吨，决不让步；日本则要求潜水艇的吨位也按照5∶5∶3的比例确定；意大利则坚持要31，500吨。由于分歧太大，限制潜水艇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海军建设上，为了防御潜水艇，必须配备相应数量的巡洋舰、驱逐舰等辅助舰艇。由于会上没有就限制潜艇问题达成协议，使限制水上辅助舰问题的讨论也归于失败，只是通过了对各类辅助舰艇排水量的限制和配备火炮口径的限制。至于对航空母舰的限制问题，则是在休斯建议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了各国可拥有的吨位总量，才达成协议的。 　　此外，对裁减陆军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欧美各国中，法国的陆军最多，有818000人。因此，法国成了与会国攻击的目标。法国本想以限制陆军作为条件，换取美国将法国所欠的战债取消或者缓期，并争取与美国建立经济、军事同盟。但美国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于是，法国在讨论裁减陆军问题时也毫不让步。在1921年3月21日的限制军备委员会上，白里安竭力为法国辩解。他说，世界上如果还有一个诚心要求和平的国家，那就是法国。白里安利用各国代表的反苏情绪、危言耸听，似乎波兰和整个西欧已笼罩在“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之中，只有法国保留强大的陆军才能拯救他们。他还断言，德国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征集数百万军队，除非各国能够保障法国的安全，法国决不裁减陆军。日本、意大利和比利时也不同意裁减陆军。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在伦敦发表演说时也不同意裁减陆军，他宣称：如果其他国家继续加强他们的陆军，那么裁减海军也是无法实现的。英法矛盾如此尖锐，有关各国意见也如此分歧，限制陆军军备问题便成了悬案。 　　限制军备委员会还对限制空军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飞机的战略价值日益引起军事专家们的重视。英、美、法、日等国都无意裁减空军，使这项讨论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经过86天的激烈争吵，最后总算达成了一些初步的协议，于1922年2月6日签订了《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简称“五国公约”）。 　　条约规定了缔约各国可拥有主力舰的吨位总量，其数字略高于休斯建议中的数字。因为会议同意日本保留“陆奥号”战舰，又要保持美、英、日、法、意主力舰吨位的5∶5∶3∶175∶175的比例，所以条约规定：英、美可各拥有主力舰525000吨；日本为315000吨；法国、意大利各为175000吨。条约对各国航空母舰吨位总量的限制是：英、美各为135000吨；日本为81000吨；法、意各为6万吨。条约还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和排水量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以及排力量超过1万吨的巡洋舰及其他舰艇。对各类舰艇上配备的火炮口径，条约规定：主力舰不得超过16英寸；航空母舰、巡洋舰及其他舰艇不得超过8英寸。条约还规定，10年内缔约国不得动工建造新的主力舰。 　　由于日本的要求，《五国公约》还对签约国海军基地的建设作了限制。该约第19条明确规定：美、英、日在太平洋所属岛屿及属地上的防御工事和海军基地应保持现状，不得采取任何加强措施或建立新的海军基地和要塞。条约列举应维持现状的地区有：香港及荚帝国所属东经110°以东的岛屿属地；日本所属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条约还规定下列地区不适用上述条约：美国附近海岸、阿拉斯加（不包括阿留申群岛）、巴拿马运河区、夏威夷群岛；英国所属加拿大沿岸岛屿、澳大利亚联邦和新西兰。 　　应该承认，《五国公约》是现代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就局部裁军问题达成的唯一协议。会后，按照条约的具体规定，缔约各国都拆除了一批正在建造和服役的主力舰，并在10年内相对缓和了主力舰的造舰竞赛。这是华盛顿会议所取得的一点成果。 　　美、英、日、法、意五国之所以能相互妥协，签署《五国公约》，如前所述，是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所决定的。在主力舰问题上能够达成协议，也是由于随着战略武器的发展，主力舰的威慑力量已相对减弱，许多军事专家都认为战舰时代已成过去，在主力舰方面开展竞赛已没有多大意义，若再爆发战争，要靠飞机和潜水艇来解决问题。美国陆军航空队副司令米切尔准将就十分强调飞机的作用。他说，美国的航空事业如果有相当的发展，那么距美国海岸200海里内的敌舰，不管它是不是装甲舰，都可以被击沉。1921年7月21日，米切尔在大西洋上组织了一次试验：以8架轰炸机运载他专门设计制造的两千磅重的硬化钢炸弹，不到半小时就炸沉了一艘从德国缴获的“东弗里斯兰号”巨型战舰。这个试验很受赞成裁减海军人士的赏识。德国沙尔将军则称道潜水艇的威力。他认为，一个弱国只要有了完善的潜水艇设施，就可确立远洋政策。至于缔约各国同意将旧舰拆除，是因为旧舰型号早已过时，淘汰后可以另外建造装甲厚、火力猛、速度快、续航力强的舰艇。而且，此举还可以为他们赚来“热爱和平”的美名。 　　当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会束缚自己的手脚的。《五国公约》条款虽多，也只是规定了主力舰与航空母舰的吨位比例，而对其他舰艇和陆军、空军的数字都没有限制，因此不能真正缓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军备竞赛。华盛顿会议之后，美、英、日、法、意各国就竞相发展非主力舰。1922~1923年，日本已建成6艘巡洋舰、15艘驱逐舰和11艘潜水艇；意大利建成4艘驱逐舰；英国建成一艘巡洋舰；法国建成3艘巡洋舰、18艘驱逐舰和11艘潜水艇。到1927年，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英国有289艘，合计61万多吨；美国有350艘，513000多吨；日本有179艘，347000多吨；法国有113艘，225000多吨；意大利有75艘，131000多吨。以上事实，再一次证实了列宁的预言：“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分割和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会引起进一步军事化。” 　　《五国公约》中关于海军基地的规定，是美国为换取日本承认主力舰的限制而作出的让步。根据条约，美、英、日三国都不得在西太平洋他们各自的外国属岛上进一步设防，这对日本特别有利，因日本当时在它所属太平洋岛屿上已有设备较好的海军基地；而对英、美来说，这就意味着不能在距日本本土2，700至3，200海里以内新建或加强海军基地，特别是限制了美国在菲律宾和关岛加强防务。缔约之后，英、美在远东可以利用的主要军事基地就只有新加坡。虽然新加坡被称为“远东潜在的直布罗陀海峡”，从这里可以比较容易地对日本发动进攻，但由于没有任何条款限制日本加强本土的防务，一旦爆发战争，美国必须在两大洋进行防卫；英国必须把舰队分散在全世界以保自己的属地；而日本却可以把舰队集中在离本国岛屿很近的地方。这预示着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可能取得某种优势。 　　伊拉克的独立名不符实 　　——英国和伊拉克签订《英伊友好同盟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获得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1920年底，英国挑选了当地逊尼派领袖阿卜社勒·格拉尼担任首相，由伊拉克有势力的家族以及各教派的代表人物组成了一个国民政府。1921年，伊拉克宣布为君主立宪法国，英国人将被法国人赶出叙利亚的费萨尔亲王立为伊拉克国王。1922年10月，在英国人的一手操纵下，费萨尔政权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该条约确认了英国在伊拉克享有对军事和经济上的控制权，并保证英国人在伊拉克享有一系列豁免权和特权。 　　这项同盟条约激起了伊拉克各阶层爱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自1922年到1928年期间，伊拉克国内的罢工运动和武装反抗始终没有平息过。伊拉克人的反英爱国斗争遭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血腥镇压。 　　英国为了缓和伊拉克人民的反英情绪，许诺在1932年时“帮助”伊拉克参加国际联盟，以此表示伊拉克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英国为了长期控制伊拉克，于1930年6月与亲英的伊拉克首相努里·赛义德签订了一项为期25年的《英伊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伊拉克政府的外交政策必须与英国协调一致；内政方面的财政、商务和教育由英国负责管理，军事上接受英国代表的监督，伊拉克同意英国在摩苏尔等地区驻扎军队15年，允许英国在伊拉克建立空军基地，在战争发生时英国军队将保护伊拉克的安全。这项新的英伊同盟条约签署后，英国才向国际联盟提出接纳伊拉克为该组织成员国的建议。1932年10月，在英国的支持和帮助下，国际联盟接纳伊拉克为成员国，委任统治宣告结束。但从伊拉克独立之日起，英伊同盟条约也开始生效。 　　1930年签订的这项条约使得伊拉克的独立名不符实，它严重损害了伊拉克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因而遭到伊拉克广大民众的谴责。修改和废除1930年条约，争取实现伊拉克的真正彻底独立，成为当时国内许多政党的政治口号。 　　煮盐运动的胜利 　　——英殖民当局和甘地签订《甘地—艾尔文协定》提起印度，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位苦行僧式的人，他剃着光头，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引起阵阵激动的欢呼，会有一群信徒自愿跟随着他。他就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国大党领袖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 　　甘地出身于印度一个古老的家族。在印度这个等级森严、种姓界限分明的社会，这种优越的出身使他有机会到英国接受高等教育。这种教育使甘地认清了印度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屈辱现实。他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还在国外时，他就开始从事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大学毕业后他在南非做律师。回到印度后，他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 　　甘地笃信宗教，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方式，叫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它包括两部分内容：“非暴力抵抗”和与英国殖民者“不合作”的态度。具体内容有：辞去英国人授予的公职和爵位；不参加殖民政府的任何集会；不接受英国教育，以自设的私立学校代替英国统治者的公立学校；不买英国货、不穿英式服装、自己纺纱织布；不买英国公债、不在英国银行存款等等。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1930年的“食盐进军”中达到了高潮。这一年，英国殖民当局制定和颁布了食盐专营法，垄断食盐生产，任意抬高盐税和盐价，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甘地号召印度人民用海水煮盐，自制食盐，以此抵制当局的食盐专营法。此时已是60岁出头的甘地身体力行，带领一群人，从印度北部阿默达巴德城修道院出发，步行向南，到海边煮盐。一路上，日晒风吹、蚊叮虫咬，甘地却毫不介意，沿路还向群众宣传、发表演说。经过24天的徒步跋涉，到达海边时，他的队伍已有上千人。 　　甘地和他的信徒在海边坚持了三个星期。每天清晨，他们先在海边祈祷，然后，打来海水，蒸煮、分馏、过滤、沉淀。劳动是艰苦的，对于经过多次绝食斗争而疾病缠身的甘地来说更不轻松，但他自始至终参加劳动，直到被捕入狱。 　　印度各报章对甘地的“食盐进军”进行了广泛报道。沿海各地纷纷响应甘地的号召，自制食盐。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开展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斗争，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殖民当局十分惊恐，他们逮捕了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导人，并下令取缔国大党。 　　甘地被捕的消息传开，举国沸腾。数万名请愿者要求与甘地一同坐牢。当局逮捕了6万多人，引起了人民的更大愤怒。不久，各地爆发了武装起义，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脱离了“非暴力”的轨道，走向暴力革命。 　　英国殖民当局吓坏了，他们想起甘地的“非暴力”主张，便改变了策略。1931年1月，殖民当局释放了甘地，撤销了取缔国大党的禁令。随后，殖民当局与甘地达成了协议：甘地改变不合作态度，停止不合作运动，当局则释放政治犯，允许沿海人民煮盐。这就是《甘地—艾尔文协定》。 　　协定只是满足了印度人民部分要求，印度依然没有获得独立。这与甘地为之奋斗的印度独立的目标相去甚远。此后，他继续为印度的独立而奋斗。 　　在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奋斗的同时，甘地也为了消除种姓制度、消灭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纷争而斗争。他周游全国，到处进行演讲，常常为此而绝食。1947年6月，印度半岛建立了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以印度教为主的印度和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巴基斯坦。经过长期的斗争，印度人民终于获得了独立。1948年1月30日，79岁的甘地在一次调解教派纷争的活动中被一个极端分子枪击，离开人世。“圣雄”甘地的一生结束了，但他永远活在印度人民心中。 　　蓄意制造的战争 　　——中国和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1932年初，上海发生了“一·二八”事变。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为转移欧美列强对他们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声东击西，耍弄伎俩而酿成的又一场侵略战争。 　　“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与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少佐秘密进行策划。 　　板垣对田中说：“关东军准备在1932年春实行‘满洲独立’，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西方列强的视线引开，使‘满洲独立’顺利实行。” 　　田中说：“很好。这段时间上海抵制日货和救国活动极为活跃，我们可以借机打击一下中国人的抗日情绪。而且上海是欧美各国在华投资最多之处，很容易吸引他们的注意。” 　　两人商量定之后，板垣拨给田中2万日元，充作活动经费。田中回上海后，与川岛芳子暗中谋划，决定收买流氓，唆使他们制造一起杀害日本人的事件，作为开启战端的口实。 　　事情按计划进行着。 　　1932年1月28日下午4时，日莲宗山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3名信徒行经马玉山路，在以抵制日货著称的“三友实业社”附近，突然遭到一伙无赖袭击。3人受伤，水上秀雄伤重身亡。 　　19日，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厉查处这起华人对抗日本人的事件。 　　田中隆吉趁势扩大事态，指使日本浪人30余名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纺织厂，打死租界华捕1名，打伤2名。接着，他煽动日本侨民团举行集会，通电东京，声称：“现在上海抗日暴行已达到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派陆军，行使自卫权，坚决灭绝抗日运动。”他们还赴日本总领事馆、海军陆战部“请愿”。 　　同一天，村井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要求：市长正式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立即解散一切抗日团体。 　　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在报纸上公开警告：如果上海市长不能做出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必要措施。 　　上海市长吴铁城遵从南京政府“忍辱负重”的旨意，接受了村井所提要求，并在规定时间内答复了日本。但盐泽并不善罢甘休，通过日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居住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将驻日军以负保安之责，希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即刻撤退。” 　　1932年1月28日晚9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大批登陆。11时50分，日军向闸北一带发起进攻，遭到第十九路军的奋勇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日军以装甲车进犯闸北各路口。29日晨，20多架日机狂炸闸北、真茹等地。闸北大火漫天，北火车站和民成区人砾遍地。第十九路军据废垣应战，守住了阵地。盐泽曾宣称：上海战事只要4个小时，即可了事。第十九路军英勇奋战使他的狂言落空。 　　日本军队在上海点燃战火出乎欧美列强的意料。英、美、法、意在沪投资总额约859亿元。为了维护权益，英、美、法派海军舰艇及5000名士兵抵沪。伦敦、华盛顿训令其总领事斡旋停战。日本海军感到兵力单薄，于29日晚8时达成停火协议。这实际是日方的缓兵之计。 　　日军后援一到，便破坏停火协定。3日，日军以20多艘舰艇攻击吴淞炮台和高桥炮台。第十九路军死守吴淞要塞，日军猛攻4天，未能得逞。另一方面，盐泽率部于4日再袭闸北，中国守军抗击9小时，毙敌300余人。进犯江湾的一个联队被第十九路军围歼，盐泽被免职。 　　在中国人民热情支持下，第十九路军初战告捷。日本统治集团极为惊愕，为尽快解决上海战事，调拥有60架飞机、50辆坦克和大批重炮的第九师团增援上海。日本总兵力达到3万人以上。淞沪战争扩大的局面形成。 　　装备处于劣势的第十九路军艰苦抗战，伤亡甚众。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和军长蔡廷锴一再电请国民政府派空军参战，并增援陆军兵力。在战争一开始就宣布迁都洛阳的国民政府，一直不予增援。蒋介石一面与日方暗中联络，表示淞沪战争非其本意，一面压制第十九路军，令其早日停战，“从速进入外交途径”。 　　20日拂晓，日军第三任统帅植田发起总攻击。先以机群向庙行、江湾、吴淞全线狂炸，继而用重炮轰击江湾，再以坦克掩护步兵分袭长家浜和杨树浦。第十九路军以近乎肉搏打法歼敌800人以上，并击落日战斗机一架。血战两昼夜，敌不支而退。 　　由于上海人民的踊跃支援，中国军队伤亡虽大，但士气旺盛，愈战愈勇。23日，日军又疯狂进攻江湾、庙行，顽强的中国军队歼敌500人，俘获日军少佐空闲升。植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上海会战”未能得手。 　　战火在上海租界附近越烧越旺，英、美、法的注意力果然集中到这里来了。他们害怕战事继续扩大，危及上海租界和他们的利益。2月16日，国际联盟理事会12个会员国向日本代表佐藤尚武发出通牒，要日本尊重会员领土完整及履行政治独立的义务。20日，国联理事会决定接受中国代表的要求，将中日纠纷提交国联全体大会讨论。开会日期定于3月3日。 　　鉴于国际舆论非难日本者日增，为扭转被动局面，日本内阁又增派两个师团的兵力，组成“上海派遣军”，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为司令官，企图迅速解决上海战事。 　　白川大将乘“妙高”号巡洋舰于29日到达长江口。3月1日黎明，陆军第十一师团在80多架日机施放烟幕的掩护下，在中国军队背后的七叉口和六浜口登陆。2日，上海西北40公里的浏河镇被日军占领。另一方面，第九师团于3月1日发动第三次攻击，绕过江湾，2日下午攻占大杨镇。这样，中国军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苦战一个月的第十九路军伤亡达8000多人，随后加入战斗的第五军战斗减员也有5000余人，两军总数不满4万。且装备落后，防线长于敌军一倍。而增援后的日军在44万以上，又有海空优势。蒋光鼎、蔡廷锴一再乞援，浙赣两地虽驻有重兵，但蒋介石强调该兵员为“剿赤”所需，故意不允援沪。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鼎鉴于中国军队处境危急，于1日晚9时在南翔总部下令转移阵地，撤到黄渡、嘉定、太仓，重行部署。 　　次晨，日本发现中国军队转移，遂在庙行附近疯狂地纵火。3日，敌占南翔、真茹。日本军部还不肯罢手，令白川大将“向太湖前进”。但日本外务省鉴于国联大会将在3月3日开幕，遂劝告白川停止行动。踌躇的白川在3月4日下达了停战令。 　　日本帝国主义在淞沪战争中残暴地屠杀数以万计的中国平民，给中国造成庞大的物质损失，据不完全统计，达1482529亿元。 　　但国联大会并没有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仅仅通过决议要求中日两国举行会谈，达成停战协议。在列强的调停下，中日双方于5月5日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依照协定及附件规定，中国军队只能留驻在昆山、苏州一带，不能进驻上海，而日本侵略者却可留驻在上海。 　　《上海停战协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中国军民流淌在上海滩的鲜血就这样被一纸文书抹得一干二净！ 　　在淞沪战争硝烟弥漫，英、美、法列强的视线集中于黄浦江畔之际，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洲国于3月初粉墨登场。 　　板垣在给“一·二八”事变点火的罪犯田中隆吉的信中说：“幸亏你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 　　日军战车南踏热河 　　——中国和日本签订《唐沽协定》日本在对东北三省抗日武装实行疯狂镇压以后，便把夺取热河省提上议事日程。 　　热河地处河北、察哈尔和东北三省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心存野心，在其炮制的“满洲国”成立宣言中，就将热河省划入统辖范围之内。 　　1933年初，日军为完成满洲国的侵略计划，开始向热河进攻。日军进攻热河的计划是：由绥中沿北宁铁路向山海关正面进攻；由朝阳、凌源之线进攻；由开鲁向赤峰进攻；由林西向多伦进攻；后两路会师承德，然后再分兵进攻长城各口。 　　1933年1月1日夜，日军在山海关挑衅制造事端。其后两天，日军在飞机、军舰、重炮的狂轰滥炸下，进攻临榆县城。3日下午，日军占领临榆县城。 　　山海关事件是日本新的侵略行动的前奏，此后一个月间，日本军事、外交当局接连发表声明，重弹热河省为所谓“满洲国”的一部分等老调，宣称关东军决定与“满洲国”军队合作，“肃清”热河省内的中国驻军。 　　2月21日凌晨，日军先遣部队向热河省东部南岭的中国守军阵地发动袭击，侵热行动由此开始。日军第六师团、第八师团、混成第十四旅团在飞机支援下，连同伪满军兵分三路向热河省进犯。 　　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虽曾表示要与日军周旋，但战事一开始，就军无斗志，或退或降。24日，日军占领开鲁；25日下朝阳；3月2日陷凌源。热河前线总指挥张作相、汤玉麟相继逃离承德。3月4日，日军一支仅100多人的小部队轻易地占领了承德。短短时间内日军基本上控制了热河省，直逼长城一线。 　　随着热河的沦陷，东北四省悉入日军手中，河北省境内更是全线震动。正在江西全面剿共的蒋介石，在全国抗日呼声压力下，调派中央系3个师的兵力到北方。他本人也于3月初离南昌北上，先后到保定、北平做了一些安排。其中重要的一项是使张学良辞职，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职务。 　　何应钦上任后，秉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国策，依靠两千多年前秦始皇遗留下来的万里长城作为防御的唯一工事，想守住长城各口——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阻止日军进入关内。这些完全是防御性计划，根本谈不上进攻和恢复失地，因而只能被动挨打。 　　日本关东军在占领黄土梁子后，分兵一部分南下占领平泉，向喜峰口进攻。东北军万福麟所属部队直溃口内，日军先头部队3月9日占领喜峰口。原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奉命增援，冯部趁敌人不备进行偷袭，黑夜里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杀死杀伤不少，把喜峰口夺了回来。 　　这是长城抗战唯一的胜利。 　　4月初，日军侵入滦东地区，把战争推进到长城以内的河北省境内。中旬，日军连陷建昌、迁安、昌黎等地，同时再占喜峰口。 　　5月3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在日本天皇军部的同意下，下达进攻关内的作战命令。7日，日军再度进攻滦东地区。接着，古北口一带日军也发起猛烈攻击，不断向南推进，北平开始受到严重威胁。 　　自日军在长城一线进攻以来，中国军队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南京政府却没有抗敌到底的决心。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毫不放松，对日本则希望早日息兵罢战。 　　日本在策动中国内乱、分裂华北的阴谋一时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加之战争后备供给不上，国际形势愈来愈严峻，也于4月和5月之后改而采取武力逼和为主、内变策反为辅的方针，在外交上也迈开重要的步伐。 　　4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馆代办中山洋一访谒美国驻华公使詹森，“提出外国武官是不是可以安排中日停战谈判”的问题。19日，中山洋一又往访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说：“日军无意进军长城以南，蓝普森可不可以把中日双方邀集一起商谈停战？”同时，日本驻美大使馆也向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传出信息：日本陆军武官得军部电报，日军没有进占平津的意向。这种种活动，表现了日本方面要求谈判的动向。 　　蒋介石、汪精卫做出决定由黄郛出面主持对日直接交涉。处理华北停战谈判决定后，南京政府于1933年5月4日宣布成立行政院驻北平政理委员会，任黄郛为委员长。南京政府将此事告知日方，表示要委派黄郛“改善华北方面的日中关系”。 　　日军采用惯用伎俩，在双方已经开始交涉的情况下，5月中下旬日军大幅度南进，目的在于“以作战上最有力的态势进入谈判”，以获得更多的权益。日军5月16日占领唐山；18日进入玉田；19日占领蓟县；20日越过平谷。第八师团于19日攻占密云；21日进攻怀柔；23日突破中国军队，继续南进。北平完全处于侵略军枪口之下。22日，东京参谋本部即下令武藤信义进行停战谈判。 　　5月31日，何应钦派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进行谈判交涉。冈村宁次傲慢地表示：对停战协定案，中国方面只可有“诺”与“否”之答复，一切声明必须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再行商议。这样，在日本方面提出的原案不容修改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压力所做出的一个城下之盟，无论从其产生过程、全部内容和附件，还是从文字表述来看，都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决定。 　　它的直接后果，是使中国丧失河北省22个县与1个自治县的全部自治权。它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驻有军队。这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日军可以随时进占冀察和平津。 　　国民党千方百计掩饰“协定”的性质，熊斌说这“仅属军事，不涉政治”。行政院长汪精卫还说，这是“无害于中国之领土主权及关于世界和平之各种公约，容许为局部之休战。” 　　全国人民强烈反对签订的《塘沽协定》，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和屈辱。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顾维钧、施肇基得悉此协定，向外交部提出不同意见。外交部长罗文干，对停战谈判和签订协定一直持反对态度，《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即不再担任外交部长职务。 　　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痛愤相对照，则是日本侵略者捧着“沉甸甸”的侵略成果，向日本裕仁天皇请赏。裕仁天皇还亲自到靖国神社向阵亡的日军将士亡灵“报捷”。 　　至此，从“九·一八”开始的日军军事进攻暂告一段落。日本的侵略进入新的阶段。 　　华北上空的乌云 　　——中国和日本签订《秦土协定》1935年，日本侵略军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之后，进一步地向中国华北扩张。 　　1935年5月29日，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又借口天津日租界两个报社社长被杀，向何应钦提出：中国撤退在天津和河北的驻军，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等无理要求。 　　日军还从东北调遣大军入关，驻天津日军竟派出装甲车、炮兵队到河北省政府和北洋大学示威，扬言不接受日本要求，要采取“自由行动”。 　　日本侵略者剑拔弩张、咄咄逼人，胁逼中国当局接受其无理要求。 　　何应钦对于日方的无理指责和肆意恫吓，丝毫不敢抗争，表示凡在军分会职权范围的事当努力处理，余则请示中央。 　　当时，南京政府正不遗余力地对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实行追击堵截，蒋介石则倾注全力在贵州、四川等地“督剿”，对日本所提要求，大都一一照办。 　　5月31日，国民政府电令将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将河南省主席于学忠和天津市市长张延谔撤职。 　　但日本侵略军还不满足，要求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和撤退军队，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国民党政府再次屈辱让步，关闭了国民党在河北省的党部，并将在长城战中反击过日寇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中央军调往陕西、河南、安徽等地。 　　河北事件尚未了结，日寇又挑起张北事件。 　　5月30日，有4名日本特务潜入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路经张北县城北门，态度蛮横，拒不交验护照，强行通过，被守城中国军队扣留。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后即令释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日本士兵在张北受到中国军队侮辱和威胁为借口，大做文章。 　　日方立即调动军队驻屯察哈尔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提出种种要挟。国民党再一次屈服，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接受了日本的条件：撤去察省主席宋哲元职务，第二十九军撤出察东一带，成立察东非武装区。 　　就这样，察哈尔的主权也被葬送。 　　在四川峨眉山筹办军官训练团、一心打内战的蒋介石，于7月28日邀归国述职的驻日大使蒋作宾前往晤谈，嘱其向日本政府传言。蒋作宾遂通过新闻报道表示：“中国政府不因一些不愉快的事件而变更改善中日外交的政策。” 　　这是目前为止，蒋介石面对日寇侵略华北的态度。日本关东军为了攫取华北，所策划的阴谋大致分为3个步骤： 　　一、要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央军撤离，造成华北的“真空”状态。 　　二、捧出傀儡，实现为日军所操纵的“自治”。 　　三、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华北的“指导地位”。 　　第一个步骤实行后，从1935年夏季开始，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便双管齐下地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华北各省上层实力人物，多方拉拢、威胁利诱，促其加入“自治”行列，与南京政府脱离关系。对在野和下层反动势力，则广为收买，促其发动暴动，拼凑“自治”政权。 　　在上层方面，他们最初的企图，“是以在北平之下马的吴佩孚，成立五省联盟的自治政府”，“但发现开价过高，且得不到地方军的支持”。6月中旬，日方又图谋利用孙传芳做“自治”运动的首领，但孙传芳随后却公开表示他无意于任何政治活动，并指责日本人假借他的名义，制造祸乱的卑劣行径。 　　之后，天津驻屯军多田骏把目标又对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和商震，妄图把这4个华北实力派拢在一起，拼凑一个“自治政权”。 　　商震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并暗中派人将情况向南京当局做了汇报。阎、宋、韩等人虽然与日本方面暗中保持来往，甚至勾勾搭搭，互相取得默契，但却不愿公开参加“自治”行列，与南京政府脱离。 　　在下层方面，1935年6月，日军天津特务机关首先导演了“正义自治军”炮击永定门事件。这一事件的直接组织者是汉奸白坚武。6月26日，白坚武将被收买的士兵、土匪、流氓组成为“正义自治军”，发动暴乱。当晚10时许，日本特务、浪人和汉奸共60多人由天津车站赶往丰台车站。会合通敌叛变的铁甲车队，在白坚武指挥下占领了丰台车站，逮捕铁甲车大队部官兵五六十人。凌晨一时许，白坚武带领铁甲车队及“正义自治军”共300余人，乘铁甲火车两列向北平永定门进攻，妄图在占据北平一些要点后，即发表“反蒋倒党”宣言，组织“自治政府”。 　　但是，平津卫戌部队早已做好了平乱的部署，“正义自治军”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香河事件在3个月后接踵而来，这是由天津日本特务机关策动的又一个所谓“自治运动”。 　　10月18日，汉奸武宜亭等在河北香河县安抚寨召开“国民自救会”，阴谋发动暴乱；20日，在武宜亭及前北平商会会长安厚齐的煽动和操纵下，纠众千余人，围困香河县城，要求县长将县城让出，由他们另组“自治政府”；22日，日本宪兵23人分乘汽车两辆，率领安厚齐、武宜亭等冲入香河县城，安自封为县长。 　　多田骏亲自出马，为香河“自治”撑腰。25日，多田在天津发表谈话，说香河及其他地区农民要求减税发起的“自治行动”与暴动不同，乃为“善意之自治运动”，不可进行军事干涉。同日，日武官高桥坦也宣称：“香河接近停战区，军队不能开入镇压；治安应由保安队维持，免再肇其他事端。” 　　香河事件发生后，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在10月22日命令安次、永清、霸县、静海、武清、通县、昌平等县宣布戒严，并在24日命令第三十二军派兵两连，开往香河平定暴乱。但因日军提出警告，部队未能进入县城。商震与多田在天津连日会商香河事件。 　　28日，冀东战区特警队张庆余部奉令开往香河维持治安，武宜亭逃往天津。 　　香河“自治”遂告流产。 　　被大国“判决”的小国 　　——德法英捷签订《慕尼黑协定》1938年3月，德国一枪不发，便吞并了奥地利，接着又紧盯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地处欧洲中心，德国人占领捷克后，就可以把它作为向东进攻前苏联的跳板，向西进击英、法的重要阵地了。 　　在靠近德捷边境的捷克苏台德区，有300多万日耳曼人。希特勒利用这个地区居民和德国人同一种族的关系，在那里也搞了纳粹党组织，并指挥他们不断制造事端，要求“自治”。实际上是要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归附德国。 　　希特勒叫嚷着不能容忍有人“欺侮”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要替他们“伸张正义”。他扬言要对捷发动战争，又大规模地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调集军队，拟订了“绿色计划”，准备10月1日为进攻捷克的日子。 　　眼看兵临城外，捷克政府也加强边境的作战兵力。两军对峙，战争似乎就要一触即发了。 　　在这危急时刻，最伤脑筋的是英法等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张伯伦彻夜不眠。 　　1938年9月13日，希特勒收到张伯伦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文是：“由于局势越来越严重，我有意前来看你，以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我想乘飞机前来，并准备明天动身。” 　　堂堂的大英帝国首相，为何要如此迫不及待地求见希特勒呢？ 　　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捷克在英法保护下恢复了主权，同英法都订有互助同盟条约。如果德军进攻捷克，英法按照条约规定必然卷入对德战争中，西欧的战火就将蔓延开来。由于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张伯伦紧张万分。法国首相达拉第也胆战心惊，达拉第打电报给张伯伦，催他去见希特勒，要他“尽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9月15日，张伯伦匆匆赶路，生平第一次坐了7个小时的飞机，在慕尼黑着陆。之后，又乘坐3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德国的贝斯加登拜见希特勒。 　　希特勒喜出望外，他正在为侵略捷克的事大伤脑筋。因为当时的德军实力有限，准备攻打捷克的只有12个师，而捷克却有35个装备精良的师，德国的国防军参谋部反对侵略捷克的军事冒险；如果英法坚决站在捷克一边，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如今张伯伦登门求和，这不是现成的敲诈机会吗？ 　　希特勒和张伯伦的谈判在一间密室秘密进行。据战后查获的当时翻译官的笔记透露，当时希特勒大谈他对德国人民、国际和平、德英亲善的“功劳”。最后他杀气腾腾地威胁道： 　　“不论用什么办法，这次都要解决捷克境内300万日耳曼人的问题，就是为此打一场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深怕战火烧身的张伯伦连忙反驳：“如果元首决定动武，那我们还有什么谈判的必要？” 　　希特勒猛然提问：“英国是否同意割让苏台德区？” 　　这时的希特勒已不是谈苏台德日耳曼人自治的问题，而是赤裸裸地要求把这一地区割让给德国了。 　　这一问题并没使张伯伦大为吃惊，来谈判之前，他已同法国商定，两国决不会帮助捷克作战，而且决心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以求向希特勒妥协了。 　　张伯伦慢条斯理地说：“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在德国之内还是之外，原则上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这暗示他同意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了。 　　9月16日，张伯伦回到伦敦。当晚召开内阁会议，鼓吹“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阻止希特勒进犯整个捷克。” 　　9月18日，达拉第也愁眉苦脸地赶到伦敦。经过一番秘密的策划，英、法炮制了一项出卖捷克的计划：“凡是苏台德区日耳曼居民占50％以上的全部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 　　第二天，英、法两国向捷政府提出割让苏台德区给德国的“建议”。在人民的压力下，捷克政府起初拒绝这一“建议”。英、法以解除盟约要挟，还警告如果因此发动战争，威胁到欧洲的利益，捷克要负全部责任。在万般无奈之下，捷克政府只好屈从英法的利益，同意割让领土。 　　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等在慕尼黑的“元首馆”里进行会谈。其实这次会谈没有新的内容，只是给已达成的交易补办个手续。 　　第二天凌晨1时半，四国便签订了《慕尼黑协定》。根据协定，捷克必须从10月1日开始的十天内，把苏台德区及其附属的一切设备无偿地交给德国。捷克的两名代表在会谈前已经来到，但不许参加会谈，只能在会议室外的隔壁房间里等待四个大国的判决。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说，占领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但在第二年的3月，德国就侵占了整个捷克。再过五个月，就以侵略波兰挑起了对英、法的全面战争。 　　英、法两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安全”，不惜牺牲小国的利益，去助长法西斯的野心，最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震惊世界的条约 　　——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8月21日，柏林的电台忽然中断正常的音乐节目，改播一条重要新闻： 　　“德国政府和前苏联政府已经协议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外交部长将在8月23日，星期三，到莫斯科完成这项谈判。” 　　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世界，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在前苏联与英法谈判缔结反对纳粹德国联盟的关键时刻，前苏联和德国这两个誓不两立的死敌，为何却走到一起来了？人们不知道，他们为了这个条约已经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 　　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纳粹德国和前苏联更加视对方为死敌。但是，希特勒知道，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两线作战，在新的世界大战中德国必须避免两线作战。希特勒认为，德国要恢复大国的地位，必然与英法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尤其在德国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后，英法公开站在波兰一边，支持波兰对抗德国。他确信，德国与西方国家的最后摊牌的时刻已经来临。为了确保这场决战的胜利，德国有必要调整对苏政策。1938年底，德国开始缓和对苏政策。 　　斯大林清楚地看到纳粹德国的本质就是战争，就是侵略扩张，前苏联和德国最终必将发生战争。但他也知道，英法并不准备与前苏联缔结地位平等的联盟，他们希望把德国这股祸水引向东方，让前苏联和德国两败俱伤。斯大林决心挫败西方国家的这种企图，保持前苏联的行动与选择的自由。 　　1938年底，前苏联驻德大使开始与德国官员在柏林就改善两国经济关系进行谈判。双方都知道，经济贸易谈判将为两国改善政治关系铺平道路。 　　1939年春，英、法、苏在莫斯科举行缔结反法西斯联盟的谈判，尽管谈判迟迟没有取得进展，但仍引起希特勒的焦虑。希特勒知道，这一联盟一旦形成，德国将再次面临两面受敌的困境。希特勒决定，立即采取行动，以阻止这一反德联盟的形成。 　　随后，德国开始频频向前苏联伸出“橄榄枝”。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表示，德国愿意为前苏联提供一笔条件优惠的长期贷款。德国报纸也表示，德国谋求生存空间不意味着向前苏联扩张。 　　前苏联并没有立即做出反应，斯大林需要德国采取改善苏德关系的进一步行动，他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英、法、苏莫斯科谈判的进展。 　　希特勒决定采取新的行动。1939年6月，他通过意大利外相齐亚诺转告前苏联驻罗马的外交官，德国愿意帮助改善日苏关系，并希望与前苏联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几天后，意大利驻苏大使又向前苏联政府表示，德国愿意为改善德苏关系做出更大的让步。 　　斯大林清楚希特勒此举用意在于破坏莫斯科谈判，但他仍同意在7月22日恢复在柏林进行的“贸易谈判”。为了迫使德国做出实质性的、更大的让步，前苏联有意放慢谈判节奏。 　　希特勒的“白色方案”将进攻波兰的最后期限定为9月1日，离这一日期已不到40天了。希特勒心急如焚，频频致电驻苏大使舒伦堡，要求他立即采取行动，会见莫洛托夫，立即将贸易谈判转入政治谈判。 　　8月3日晚，舒伦堡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莫洛托夫有意对德国的“热情”保持冷淡态度，指出前苏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德国态度改变的迹象，并继续谴责德国过去的反苏行动。他列举了德日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德国支持日本向前苏联寻衅、德国反对前苏联参加慕尼黑会议等事实。 　　8月14日，舒伦堡再次与莫洛托夫会谈。在会谈中，他告诉莫洛托夫，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将以希特勒的名义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他暗示德国愿意与前苏联划定两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势力范围。 　　莫洛托夫表示，欢迎里宾特洛甫访苏，但建议在来访之前，双方应先达成原则性的协议。 　　8月16日，舒伦堡正式提出，德国准备与前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期限可为25年，并准备与前苏联一起为波罗的海各国做担保，它还愿意发挥它的影响，说服日本改善日苏关系。 　　斯大林不急于同德国达成协议，有意继续采取拖延策略，迫使希特勒进一步做出让步。 　　8月18日，希特勒明确表示愿意与前苏联签订协定，划定各自在东欧和波罗的海的势力范围。翌日，前苏联表示，同意邀请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日期为8月26日或27日。 　　希特勒不能等到8月26日，他放下架子，亲自致电斯大林，请求斯大林同意立即邀请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电文称： 　　“鉴于我们两国都有建立彼此间新关系的愿望，最好不要浪费任何时间，我因此再次建议你在星期二（8月22日）接见我外交部长，至迟星期三（8月23日）。德国外交部长有最充分的权力来拟定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议定书。” 　　在发出这份电报后，希特勒寝食难安，他无法判断斯大林会做出何种反应，离发动战争的最后时刻只有11天了。直到午夜，他还打电话给戈林，问戈林如何判断斯大林的反应。 　　希特勒的担忧是多余的。8月19日，斯大林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已表示，他决定中断与英法的谈判，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看到希特勒的电文后，他在回电中表示，同意里宾特洛甫在8月23日访问，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8月21日晚上10时30分，度日如年的希特勒终于收到斯大林的回电。看完电文后，他欣喜若狂，立即下令戈培尔通知德国电台，以最快的速度向世界播出这条消息。他担心斯大林会反悔，想先造成既成事实。其实这是多虑了。 　　8月23日中午，里宾特洛甫飞抵莫斯科，在机场上受到前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的欢迎。在德国大使馆吃完午饭后，里宾特洛甫立即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门口迎接里宾特洛甫。 　　会谈随即开始，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希特勒同意做出的让步甚至超过了他的想象。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的条款取得一致意见。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双方约定，双方不得进攻对方，不加入任何针对对方的国家集团，条约有效期10年。这就彻底摧毁了一切缔结欧洲反法西斯联盟的希望。 　　在秘密议定书中，双方确定了各自在波罗的海、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势力范围。协定规定，一旦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土上发生领土或政治变动时，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为前苏联势力范围；立陶宛为德国势力范围；在波兰，苏德以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作为双方势力范围分界线；德国承认前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的利益。 　　当晚，克里姆林宫灯火辉煌，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正式代表两国政府，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议定书上签字。随后，双方频频举杯，庆祝条约签订和苏德关系进入新时代。 　　在这个条约和秘密议定书签订后的半个世纪中，前苏联一直矢口否定秘密议定书的存在，直到若干年以后，前苏联政府才正式承认它的确与德国签订了这个践踏弱小民族权力的议定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在欧洲各国引起强烈的震撼，许多人认为，这个条约将会使欧洲立即陷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果然，在这个条约签订仅仅8天后，纳粹德国的大军就发动了对波兰的大规模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太平洋地区的微妙局势 　　——日本和汪精卫政府签订 　　《基本关系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与德意结盟，使美国感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局势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这时候还得到一些有关日本决定通过汪精卫收买蒋介石的传言，这使罗斯福很担心。怕美国再不给援助，蒋介石打不下去，真会走上那一步，所以就决定赶紧行动。 　　1940年11月22日罗斯福写信给韦尔斯：“我总觉得，关于对华贷款，要么不给，要给就得快点，因为我确实担心，如果我们不赶紧做点什么，自由中国的国内情况将会迅速恶化。” 　　11月29日，罗斯福告诉摩根索，要他在24小时内宣布对华贷款l亿美元的消息，指示他在一天之内立即办妥5000万美元和平基金贷款的有关事宜；同时指示琼斯，由进出口银行提供一笔5000万美元的商业贷款。 　　罗斯福果然赶在日汪签订《基本关系条约》，并发表《中日满共同宣言》的当天，即11月30日，发表了财政援华的声明。消息传到中国，给正在苦苦挣扎的中国抗日力量增添了士气和信念。 　　与此同时，美国把6艘潜水艇和一些飞机派到菲律宾，以增强那里的防卫力量。12月间，罗斯福批准扩大对日禁运，其中包括对于日本制造军火迫切需要的黄铜和纯铜。 　　从1940年11月起，美国政府又酝酿制定一项以后在大战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法令，这就是“租借法”。租借法的直接起因是便于援助英国。 　　12月17日，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形象地说明道：“假如邻人的家着了火，而我有一截水管子。我不会对他说，我的水管子是15美元买来的，你得照价付钱才能用。我不要那15美元，在他把火扑灭后，我把水管子拿回来就是了。” 　　1941年2月，在宋子文的积极活动下，罗斯福派出了他的行政助理居里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了解中国的抗日情况，讨论进一步援华问题。 　　居里访问重庆期间，蒋介石与他作了多次交谈，累计长达27个小时之多。更不要说政府中的军政、外交、交通、经济、财政各部门与居里及其随员的会谈了。 　　蒋介石希望美国提供更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尤其是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并要美国政府帮他物色“精干政治顾问与经济顾问各一人”，派遣来华。作为回报，蒋介石保证在战时决不对日妥协，定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 　　他还向美国许诺，在战后，他将与美国密切合作，战后美国剩余机器可以运来中国，资本可以投于中国，既可解决美国的过剩问题，又可帮助中国的开发等等。 　　蒋的这些承诺无异是告诉美国，在战时和战后，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将遵奉美国的领导。 　　居里回国后，向罗斯福递上了一个书面报告，其中转达了蒋介石的意图，也汇报了他的感观。他对大后方建设机场的工作加以赞赏，但对重庆的政治气候、对国民党任人唯亲、知识分子没有言论自由则表示不满。他认为整个财政部没有一个能人。 　　但尽管如此，最后他仍认定：蒋介石对美国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可以敦促中国实行改革，指导中国发展为一个民主的大国。 　　居里是罗斯福第一个派到中国去的特使，也是美国政府中第一个这样明确系统地提出上述主张的人。也许是与罗斯福不谋而合吧，不管怎么说，美国以后几年的对华政策恰恰是实践着居里的主张的。 　　但是居里和罗斯福却没有想到，这两条政策是自相矛盾的，蒋介石只要独裁、不要民主，美国越支持他，民主改革就越没有成功的可能。 　　1941年4月，罗斯福又签署了一项命令，同意美国军人辞职加入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 　　陈纳德原是美国空军飞行人员，1939年以上尉军衔退伍后，受聘到中国担任顾问。1939年武汉保卫战时，他组织一支法、荷、美、德等国和中国飞行员组成的国际航空队，对日军进行了几次有效的空袭。 　　他制定了一个计划，只要中国能有500架飞机，并由美国提供飞行员、补给用品并维修，中国空军就能消灭境内的全部日军，并抑制日本海军的打击力量，阻止日本南进，还能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 　　蒋介石对这项计划很感兴趣，后来得到罗斯福的同意后，终于组建起这支航空队。这支美国志愿航空队对于保卫中国西南的空防，对于后来给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和其他盟军提供空中援助，对于夺回中国领空的制空权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从1941年4月开始，日本和美国就进行谈判。这次没有达成任何结果的持续谈判，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夕才告结束。 　　美国国务院为这次谈判制定了4项原则： 　　一、尊重中国主权； 　　二、不干涉他国，特别是中国的内政； 　　三、商业机会均等，尤其在中国； 　　四、维持太平洋地区现状，以和平方式改变这种状态除外。 　　日本和美国谈判仅仅是为了掩饰它准备与美国打一场大仗的手段。美国也渐渐看出了日本的狼子野心，所以态度也强硬起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从而实际上断绝了对日贸易。同时英国也采取同样步骤，冻结日本在英国的财产，并宣布废除英日、印日通商条约。自8月1日起，美国实际上已经实施了包括石油在内的对日全面禁运。 　　日本的战争准备在悄悄地进行着。11月3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发出一道命令，将袭击珍珠港作为对美国行动的第一个目标。12月2日，经日本天皇裕仁批准，把攻击美、英、荷的日期定为12月8日。 　　美国虽然不确切地知道这个日子，但从截获的日本密电和其他种种迹象来看，罗斯福与赫尔已经毫不怀疑战争的风暴正在日益逼近。罗斯福等着让日本人来打响这第一枪。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上午7时55分，经过长期准备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和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属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人终于把美国老爷拖上了战车，他不得不走进战场了。 　　翌日，美、英、荷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对德、意宣战。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美两国终于成为共同抗日的盟国了。